何新

何新的研究领域為多方面的：政治、经济学、社会历史、逻辑学、语言文字、考古和古典著作，以至於神话民俗和美术。涉猎的门类较多，对任何一门热门领域都敢于进行另类而别具独创性地研究，经常达到轰动性的效果。例如最近提出的希腊历史在文艺复兴后被意大利学者伪造的问题。（参考何新学术自传《奋斗与思考》）

何新对中国古典学术（如训诂学等）颇有研究，援西学而入，研究成果深刻而大胆。著有《何新国学经典新解》（15卷），对中国的古经、神话等作出独到的分析和阐释。钱钟书曾评价他早年著作《诸神的起源》“尊稿中用训诂阐发，乃兄历来论文得心应手之技，时发新谛，益智开窍，不必吹求。”（《何新批判》341页）

何新早年致力于哲学和逻辑学研究，1979年应邀列席中国第一届逻辑学国家讨论会。1981年在《学术月刊》、《学术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等刊物发表《论历史概念集合》的系列论文，阐述历史概念集合属于逻辑中的特殊概念系统，具有特殊逻辑性质及规律。系列论文引起科学家钱学森的重视，命名历史概念集合为“何新树”。（《钱学森文集》、《钱学森通信集》）

何新政治思想于早期曾具有比较鲜明的自由主义倾向，80年代初期何新是文革后兴起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宣传者之一，于80年代被认为是当时思想界最有影响的人之一。何新也是最早向学术界鼓吹顾准和陈寅恪的人。何新曾在1981年的天津讨论会上公然声称反对斯大林主义的五个社会阶段历史规律，因此开罪保守派，因之被历史学家黎澍解除所任的助手职务。但是80年代后期何新鼓吹新保守主义，被视为旗手（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史砚华的采访）。2010年后又主张推行“新社会主义”[5]。并通过微博等阵地发动宣传，试图将中国的经济形态重新转回毛时代，受到部分群众的支持。但也引起了希望大力推进改革的改革派的警惕。

何新在1989年4月给邓小平及政治局的信件中反对镇压政治异端分子，而建议将极端分子放逐国外的对策。（见《何新政治经济论集》，1992年出版，1989年4月27日致邓小平的信）。1990年建议制定《国家安全法》，放弃意识形态的定罪标准，而纳入维护国家宪政、安全及法制的轨道。1992年在致邓小平和李鹏的信中提出在外交上放弃以意识形态认同选择盟友的政策，而主张以国家现实利益为准则。据此并建议放弃对红色高棉的支持。这些建议表明何新和老左派那种意识形态份子有很大区别，而是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实用主义者。

2000年何新出版《新国家主义经济学》、《何新经济论文集》及《汇率风暴》等著作，何新是最早阐述中国经济中存在产能过剩问题的经济学家，并据此于90年代初向李鹏政府建议推动中国经济外向化、以鼓励出口作为增长动力。何新的地租理论、汇率理论、金融危机理论都有创见，并曾经深刻影响中国政府决策。

2009年之后，何新致力于研究西方的神秘组织共济会。在其2011年出版的《奋斗与思考》“序：往事沧桑”中说到，“在过去的这一年中，我完成了三部新书：编译了一本《统治世界》，揭露了共济会这个隐秘的国际金融组织世家的存在。”但其思想根源显然与西方长久以来关于共济会的阴谋论相关，可见其兴趣已经远离了严谨的学术领域。

何新的思想不属于传统左派，他近期撰文反对左派重提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何新网易博客）。何新认为自己始终是国家主义者。何新最早提出追求“中华民族及文化的伟大复兴”（《东方的复兴》，1988.《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1996）。他在2000年后出版的书籍（《新国家主义经济学》、《论政治国家主义》等），提出“国家主义”的口号。这些主张明显影响了新一代领导人的施政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