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济会

根据其正式文献《共濟會憲章》（传说1701年写成，於1723年正式出版）第一部《歷史篇》的解释，共济会起源于公元前4000年，这一年被共济会称为光明之年或光明元第一年，以“A L”标记。他们自称是远古奥秘的守护者，通晓天文地理及宇宙的奥秘。 有人认为共濟會起源於參加建造古巴比倫巴別塔的石匠工会，亦有种說法共濟會最早起源於一批建造耶路撒冷的所罗门圣殿的石匠[13]。

古代共濟會是一个不对外公开建筑技艺的石匠行业协会。有文字记载的最早记录约为1390年[14]。有证据显示在苏格兰最早出现石匠会所的时间是16世纪末期，当时共济会的性质仍为石匠工会[15]。

现代共济会正式出现的最早记载是在1717年的英国。1716年之前，伦敦的四个酒馆中聚集着贵族和高级神职人员，举办高级俱乐部聚会，内容是社交活动、娱乐和饮食，这些人是现代共济会的真正创立者。1717年6月24日圣约翰日，四个会所（英語：）的共济会会员联合成立了第一个总会所（英語：），会员投票选出安松·塞亚为第一代总导师（英語：），这一天也就是现代共济会运动的开端。而这一时期也正值传奇的蔷薇十字运动的影响消退之际，现代共济会摆脱了古老秘密組織的性质，成为思想上的石工、與及改革社会的政治團體。

当年“鵝和烤架”大楼（Goose and Gridiron），英格兰总会所成立于此。

共济会初期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约有700名会员，但是随着会员数量迅速增长，英国共济会总会于1721年开始筹备编纂自己的宪章以便管理众多成员。总会所委派新教长老派牧师詹姆斯·安德森完成这项工作，安德森根据共济会的古代条文《传统宪章》进行编纂，在1723年（共济会曆5723年）出版了《共济会宪章》，这部宪章分为历史、责任义务、通则三个部分。

启蒙运动时期，共济会从英国开始陆续传播到欧洲大陆，各国共济会纷纷成立了自己的总会所，并藉这些宗主国的军事与商业活动传播到拉美、亚洲与非洲各个殖民地。

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使各地政府风声鹤唳，开始有一些阴谋论宣称是共济会等秘密社团主导革命，各国政府都颁布社团禁令，一直到拿破仑掌权时期才被解除。法兰西第一帝国灭亡后，罗马教廷于1817年同普鲁士、1821年同巴伐利亚先后签订协议，共同对包括光明會、共济会在内的秘密社团再次加以镇压，让整个19世纪欧洲大陆各国的共济会都比较消沉。

共济会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发展迅速，但是英格兰分会跟苏格兰分会有明显区别，两者不但持有不同的哲学观点，政治观点也不尽相同。組成苏格兰分会的成員主要詹姆斯二世的支持者，这些人支持斯图亚特王朝重新获取英国王权，而詹姆斯二世在流亡法国后，他的支持者得到了苏格兰共济会的鼎力支持。1700-1720年间，他们还在法国建立起第一批共济会分会，通过这个组织秘密宣传他们的政治要求[16]。

同时在英格兰，忠于伦敦总会(称为蓝会)的分会已经与汉诺威王朝和辉格党的政治原则建立起牢固的关系，他们抛弃了17世纪中期英吉利共和国激进的共和主义，转而支持一种受宪法严格约束的王权，此外也还致力于慈善事业[16]。不过英格兰的共济会于1753年分裂为两派，保守和倾向保皇的”近代派”以及致力于推翻各国皇室的“经典派”。

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以后，13个联邦州的近代派和古典派也都纷纷独立于伦敦的总会。分裂原因为部分会所不满近代派对英国王室的拥护，因而成立经典派，认为共和体制才是共济会的正统理念，而近代派的保皇思想属于是离经叛道的异端，双方长期对立。

经典派共济会员非常支持美国独立运动，美国的开国元勋也多为这个派系。直到1813年，两派才宣告和解，重新成立了英格兰联合总会（United Grand Lodge of England），而北美的共济会因为已经独立于英格兰总会，因此保留了两派的区别，不过后来双方也和解了，但是也保留了当初分别建立的会堂。共济会派系分裂给英国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是让英国丧失了北美土地较为肥沃的殖民地。在19世纪中叶之后英格兰共济会再次丧失了原先社会改革的锐意和先驱性，成为保守派，不再反对君主立宪制。

第二次大分裂出现在19世纪中期的法国。根据1723年的《安德森宪章》(Anderson's Constitutions)写道：“共济会员在入会后，必须服从其道德规范，如果他懂得这艺术，他永远不会是一个愚蠢的无神论者，也不是一个没有信仰的花花公子。”("A Mason is oblig'd by his Tenure, to obey the moral Law, and if he rightly understands the Art, he will never be a stupid Atheist, nor an irreligious Libertine.") 然而，在1875年的洛桑大会上，法兰西大东方社(Grand Orient de France，简称GODF)决定开始接纳无神论者入会，废除了共济会传统的“宇宙间伟大建筑师”的理念。法国大东方社热衷于政治活动，并且與天主教会关系不佳，批评天主教会对法国同性婚姻合法化的阻挠[17]。

英格兰联合总会所(UGLE)根据宪章规定在会所内严禁会员讨论任何宗教与政治话题，而法国大东方社的改革违背了这些传统，于是总会在1877年撤回之前对大东方社分会地位的认可，其他英语系的会所紛紛響應了总会的这一决定，宣告与大东方社之间正式绝裂。随后几十年间，大东方社由于不满共济会内部的改革，大东方社内部再次陆续分裂出了多个总会，比如法国总会所（Grande Loge de France）与法兰西民族总会所（Grande Loge Nationale Française），还有共济会最早的接受女性会员的「人权社」（Le Droit Humain），但其中只有法兰西民族总会所被英格兰联合总会所承认。

欧洲与亚洲共济会在二战时期備受打擊。在欧洲，法西斯政权的国家对共济会进行了取缔，所有会所都被迫关闭，法国共济会也在战争中遭受挫折。纳粹德国甚至对境内的共济会成员进行了有组织屠杀，与犹太人一起关进集中营，纳粹指控共济会与犹太人密谋统治欧洲，他们捏造一些文件如反犹主义的《锡安长老会纪要》等也在这个时候大肆传播。除了被法西斯破坏，东欧的共济会则在社会主义国家受到了打击，直到20世纪90年代，原苏联地区的共济会会所才重新恢复。目前在南欧与东欧主要流行大东方体系的共济会。

在亚洲，萌芽中的共济会遭到了军国主义严重破坏。除了菲律宾共济会在战争时期受影響较小之外，其他地区都遭到日军严重破坏，其中日本国内的共济会会所全部关闭，中国境内的则在中華民国政府支持下缓慢成长，但许多总会所都在戰事期间关闭，日军战败投降以后由菲律宾总会支持下中國总会所重迎開放，但是不久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而再次逐渐衰落，直到近些年才在台湾共济会总会支持下恢复運作；在香港的第一雍仁会馆则被日军完全炸毁，台湾共济会早期在日治时期也曾被停止，战后由菲律宾总会協助復原；此前香港共济会与新加坡共济会由英国传入。

大部分二战之后建立的伊斯兰国家也公开反对共济会，除了维护政教合一制度外，还有与纳粹一样认为是犹太人的组织，尤其是自以色列复国以后。因为共济会与中世纪圣殿骑士团关系密切，也导致穆斯林对其反感。

英國倫敦共濟會會堂

初期共济会名义上对志愿者不作限制，人人平等，但是当时只有白人贵族和上层资产阶级可以入会，为了争取更大的影响力，共济会不断地招收贵族入会并且希望能够得到王室垂青。从第二代总导师蒙塔魁公爵（1721年就任）开始，大贵族在一段長时间支配著共济会。1722年沃顿公爵成为新一代总导师，继续奉行上层路线政策。1737年3月5日，英王乔治二世的长子王储弗雷德里克王子在伦敦的临时会所加入共济会。次年，安德森修改了《共济会宪章》并且将新版宪章献给皇储。虽然这位弗雷德里克王子早逝，没有坐上王位，但是其长子也就是乔治三世维持共济会的政治地位，之后王室和共济会保持着良好关系，乔治四世、乔治六世、爱德华七世、爱德华八世都是共济会会员。

英国共济会于1753年分裂为古典派和近代派，双方长期对立，直到1813年才告和解[18]。在19世纪中叶之后英国共济会迅速丧失其社会改革的锐意和先驱性。而共济会分裂给英国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丧失了肥沃的北美殖民地，北美独立运动的先驱者几乎都是共济会会员。

19世纪中后期英国的上层社会中充斥着共济会会员。当然，由于共济会禁止女性入会，所以維多利亞女王本人肯定不是其会员之一，但是当时的皇储爱德华七世和其长子艾伯特·维克托王子都是共济会会员。今天，英国高级神职人员、富豪和贵族在英国共济会中所占比例急剧减小，普通公民較多。

2005年6月英國國會曾下令，英國上議院及下議院所有議員必須公開他們是否隸屬共濟會。當日提出動議的英國自由民主黨議員強調，為了增加國會透明度，以及重建公眾對政府的信任，議員必須申報利益。

法國拉法葉侯爵佩剑上的共濟會标志

有证据显示法国最早出现共濟會是在1688年[19]。1721年，一些英國共濟會成員在港口城市敦刻爾克建立了法國第一個共濟會所[20]。

法國共濟會總會所建立於1738年6月24日，是歐洲大陸最早成立的共濟會總會所。雖然羅馬天主教宗克萊蒙十二世和本篤十四世分別於1738年和1751年兩度頒發教宗禁令[21]，禁止天主教徒加入共濟會，然而在法國並未產生足夠影響，共濟會仍然在發展壯大。到法國大革命爆發之前，法國已經建立了很多會所。

共濟會是啟蒙運動中瓦解天主教會和反對教宗權威的急先鋒。18世紀的共濟會組織體現出排外特徵，下層的勞動階層不被接納，成員主要來自貴族、教士和中產階層，有些會所完全由天主教教士構成[22]。中產階級被共濟會自由、平等的思想所吸引，成為主要的成員來源，因為在這裡他們能夠與貴族平起平坐。在軍隊組織中，共濟會也有極大的影響力，很多後來拿破崙軍隊中的將軍都是共濟會成員。

1773年春，法国共济会内部发生了分裂，法国共总会进行了重组，重新更名为法兰西大东方（Grand Orient de France），一些地方会所不服从这些决定。分裂后不久的1776年大东方成立了一个重要的分会九姐妹会所（La Loge des Neufs Soeurs），这个分会汇集了法国启蒙时代的各界精英，并且直接参与了美国共济会在独立战争时期的扩张。

1804年11月6日，拿破崙一世加冕成为法蘭西第一帝國皇帝，随后他的哥哥約瑟夫·波拿巴成为法国共濟會总导师。当年不承认新总会的那些旧会所也全部合并进大东方总会。

1877年大东方总会与共济会联合总会断绝关系，他们之间的这种分裂状况持续至今，期间只有在一战及二战时期有所改善。与法国大东方保持合作的地区性总会包括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前法国与比利时在非洲的殖民地与大部分的拉美国家，在俄罗斯与东欧一些国家在冷战结束后也有扩展[23]。

1250年德國第一個石匠總會所在科隆成立，這也是最早使用圓規、矩尺作為石匠行會標誌的記錄。15世紀末斯特拉斯堡舉行的各地石匠總會的集會上，頒布了第一個石匠行會會徽。從此科隆和斯特拉斯堡石匠總會分管南北德國各地會所。這是石匠手工業者的行會組織，與现代「精神石匠」共濟會組織並不相同。

现代德國共濟會最早的会所出现在1737年12月6日。[24]普鲁士的王储，后来国王腓特烈大帝曾在1738年8月14日夜间出现在会所里，并于1739年接管了总导师的职位。[24]在最初的几年里，也产生了几所新的会所，有些现在仍然存在。[24]

在共濟會宗教宽容和兄弟间平等的宗旨下，会所不仅仅只是为美生兄弟提供了一个空间，也成为宣传启蒙运动思想的场所。[25]与很多其他国家不同，德国的共濟會有女性参与。萊辛、歌德和席勒是三位開創了德國浪漫主義文學道路的領袖，他們與共濟會也存在密切關係。1771年10月14日萊辛在漢堡加入共濟會三玫瑰會所（德語：），并成為導師。他的《共濟會員對話錄》（德語：）被認為是共濟會史上的重要著作之一。他也是最早倡議接納猶太人加入共濟會的發起者，在當時的歐洲大陸，底層猶太人不具有公民權，也不被共濟會接納。他的好友普魯士猶太哲學家摩西·門德爾松發起了的猶太啟蒙運動哈斯卡拉，開啟了歐洲猶太社會開放和世俗化進程。歐洲猶太人尤其是阿什肯納茲猶太人開始學習當地民族的語言，接受當地民族的教育和文化，進入歐洲上流社會。日爾曼文明史上一些最耀眼的明星都是這一運動的產物，海涅、馬克思、愛因斯坦、弗洛伊德等等。哈斯卡拉運動培養了強大的猶太世俗勢力，揭開了歐洲猶太民族政治運動的序幕。歌德於1780年6月23日在魏瑪加入安娜·阿瑪麗亞三玫瑰會所（德語：）。會所名字來自當時在魏瑪執政的女伯爵。阿瑪麗亞會所與當地貴族建立了良好關係，魏瑪公爵奧古斯杜和普魯士將軍費迪南伯爵也是會所成員。共濟會在歌德的一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對他的思想和作品都產生了重要影響。他最早加入共濟會很可能是受到萊辛的影響。歌德著名的遺言是「再多些光！」（Mehr Licht），常被認為反映了共濟會和啟蒙運動的光明崇拜。1913年成立的 Wolfstieg 协会旨在促进共济会的科学研究。

俄国共济会间接源自英国共济会。1986年出版的《苏联百科辞典》记载了俄国共济会的来源：“18世纪初产生于英国的宗教道德运动，在许多国家（其中包括俄国的资产阶级和贵族阶层）中传播。”

共济会进入俄国的时间可以追溯至彼得一世当政时期。彼得一世时期共济会进入俄国的观点也得到了其他国家学者认可。 但是也有人认为，共济会在俄国比英国大分会更早成立，因为根據一些重要的資料表明，彼得一世被赫里斯托福·乌莱（Christoph Ulay）先生吸納加入了组织，并且在17世纪末以前，就存在一个由列福尔特任执行大师傅，戈尔东和彼得一世分别任第一和第二监督人的共济会分会了。

有史書记载涉及俄国共济会的文件在1731年出现。这一年，伦敦共济会分会领袖洛弗尔（Lovell）勋爵任命乔治·菲利普（George Philip）上尉为俄国分会领袖。

相关历史学术著作有：赵世锋出版的《俄国共济会与俄国近代政治变迁》。《俄国共济会百科辞典1731—2000》作者A·谢尔科夫。 梅利占诺夫1931年在巴黎出版了《在宫廷政变的道路上——1917年革命前的阴谋》，认为在1917年二月革命前并不是所谓的进步联盟（Прогрессивный блок）构成了资产阶级阴谋家聚集的中心，当时秘密活动的共济会组织才是这一中心的真实所在。

1990年，俄罗斯学者A·阿弗夫赫出版了自己的专著《共济会员和革命》。在这本著作中，作者研究了十月革命前后俄国共济会员和宫廷阴谋、共济会员和2月革命临时政府形成、共济会员和警察机关的关系等问题。

俄罗斯历史学家О.А.普拉托诺夫在《俄罗斯荆棘之冠：共济会历史1731-1995年》一书第25章“共济会一览”揭露，自1945年至1994年，原苏联体制内约有400名以上的党政高级官员加入共济会或隶属共济会的国际组织（如“彼得伯格俱乐部”、“大欧洲”委员会、“国际俄罗斯俱乐部”等），其中包括最高领导人如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叶利钦等均是国际共济会会员，但此说法無確實证據。

1991年，法国大东方分会在俄罗斯开幕。2010年6月19日，另开了一家会所，序列号是1441。

知名会员还有普希金、巴枯宁、亚历山大·克伦斯基、诺维科夫Н.И (1744～1818)等。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的名著《战争与和平》也比较详细地描述了俄罗斯共济会活动。

最早1731年在佛罗伦萨设立了第一个会所，之后和天主教爆发了长达几百年的激烈冲突。烧炭党也可能是共济会的一个支派。 现有18,000名会员和600个会所。知名会员包括：贾科莫·卡萨诺瓦、 朱塞佩·加里波第、 朱塞佩·马志尼。

波蘭共濟會起源於十八世紀的二零、三零年代，也就是奧古斯特二世的統治時期。斯坦尼斯瓦夫・奧古斯特・波尼亞托夫斯基國王治理的期間，共濟會的會所及會員人數大幅增長。在波蘭遭瓜分後，列強分別於其所瓜分的波蘭領土上頒布禁令，禁止共濟會組織活動，而其中又以遭俄羅斯瓜分的部分維持最久，直到1821年沙皇政府的決議下才解禁。共濟會於1910年恢復活動。

共济会在1730年代出现在北美洲英国殖民地。美国革命后，每个州都成立了总会所。曾有人希望成立以喬治·華盛頓为首任总导师的全美总会所，但没有成功。[26]

乔治·华盛顿共济会国家纪念堂

1733年组建的总会所被认为是美国的第一个共济会总会所；这个总会所后来被更名为圣约翰会所（英語：）。[27]本杰明·富蘭克林于1731年成为这个总会所辖区内的会员。[28]

历届美国总统中现已确认為共济会会员的至少有15位，美国《独立宣言》56位签署者中至少有8位，1781年的第一部美国宪法签署者中至少有10位，1789年的美国宪法40位签署者中至少有9位，乔治·华盛顿所統領63位将领中至少有31位，以及英国北美殖民地13州30名州长中至少有10位。[29]

共济会成员哈扬·所罗门提供了绝大部分北美独立运动所需资金，并在其后拯救新政府使其免于破产。据《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记载，哈扬·所罗门前后总共为北美殖民地政府及其领袖提供了大约60万美元的资助[30]，以2005年美元價值計算，相當於39,264,947,368.42美元，也就是将近400亿美元，如果算上利息则已将近上千亿美元。

现有近10万名会员，知名会员有加拿大首位总理约翰·亚历山大·麦克唐纳、第13任总理约翰·迪芬贝克、总督阿瑟王子 (康诺特和斯特拉森公爵)等。

共济会会员在西班牙语美洲历史上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现在每个国家包括古巴都有自己的共济会会所。 知名会员包括：西蒙·玻利瓦尔、何塞·德·圣马丁、 曼努埃尔·贝尔格拉诺、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米格尔·伊达尔戈·伊·科斯蒂利亚 、何塞·玛丽亚·莫雷洛斯 、阿古斯汀一世 (墨西哥)、萨尔瓦多·阿连德。

巴西共济会于1822年成立，现有1700个会所和10万名会员。知名会员有巴西独立运动的导师若泽·博尼法西奥·德·安德拉达，他推动了佩德罗一世 (巴西)成为巴西帝国的第一任皇帝。

根据2010年的数据，岛国古巴现有316个会所和3万名会员。知名会员有古巴国父卡洛斯·曼努埃尔·德·塞斯佩德斯、 何塞·马蒂、古巴独立战争军事领导人安东尼奥·马塞奥·伊·格拉哈莱斯。 卡斯特罗曾在共济会会所里避难。

知名会员有第一任总理埃德蒙·巴顿、乔治·里德、罗伯特·孟席斯、约翰·戈顿等。

新西兰共济会在19世纪初期由英国共济会传入，目前大约有一万名会员，在全国分为三个大区：北部、中部，和南部。[31]

• 1758年，有一些证据显示，共濟會随瑞典东印度公司传入中国。[32]
• 清乾隆32年（1768年），英格蘭總會轄下的誼廬(Amity Lodge)第407分會在广州建立会所，这是有记录第一間中国共濟會会所。[33]
• 随着广东和香港交往日益增加香港共濟會自1848年开始在广东活动，1849年开始在上海活动，但很长时间只允许在中国的外国人参加。
• 1864年，传承自美国麻省总会的中国美生总会成立（英語：）。
• 1877年，英格蘭分支中国共濟會总会正式成立（英語：）。
• 1921年，传自苏格兰的中国共濟會总会也成立（英語：）。[32]
• 1949年3月18日，在菲律賓總會的贊助下中國美生總會在上海正式成立，是为中国本土第一个由华人建立的总会所。随著中華民國政府敗退台湾，中國美生總會也迁往台湾。[33]
• 隨著國共戰爭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从1947年到1962年间中国共濟會活动渐渐减少直至完全消失。[34]一些会所由于外国人离開造成人数不足而关闭，另一些則迁到了香港和英国。这些曾经在中国的共濟會分会已不存在。

雍仁會館

吉席·保羅·遮打爵士是香港共濟會會員

共濟會在香港的第一個會所，在1844年4月29日成立於維多利亞島，三年後成立香港共濟會總會英格蘭分支。歷史上香港的共濟會分別傳自於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32]至今有32個分會[35]。

• 香港共濟會總會英格蘭分支在歷史上的名字變遷：[32]
  • 1847–1866，Provincial Grand Lodge of China
  • 1866–1875，District Grand Lodge of China
  • 1875–1963，District Grand Lodge of Hong Kong and South China
  • 1963至今，District Grand Lodge of Hong Kong and the Far East
• 香港共濟會總會蘇格蘭分支在歷史上的名字變遷：[32]
  • 1905–1958，District Grand Lodge of Hong Kong and South China
  • 1958至今，District Grand Lodge of the Far East
• 香港共濟會總會愛爾蘭分支在歷史上的名字變遷：[32]
  • 1933–1938，District Grand Inspector
  • 1938–1947，Grand Inspector
  • 1947–1954，Grand Inspector for Hong Kong and China
  • 1954–1967，Grand Inspector for Hong Kong, China and Malaya
  • 1967–1988，Grand Inspector for the Far East
  • 1988至今，Provincial Grand Lodge of the Far East

1865年，英格蘭分支香港共濟會在現時新世界大廈所在的泄蘭街興建雍仁會館作為英格蘭分支香港共濟會總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會所被日軍炸毀，[32]遂於1950年遷往香港島堅尼地道一號至今。

三位香港總督包括夏喬士·羅便臣、麥當奴及卜公都是香港共濟會會員。前高等法院首席大法官楊鐵樑、希慎集團利銘澤、國泰航空前董事姚剛、香港賽馬會前副主席周湛燊等政商界人物也都是共濟會會員。現時香港共濟會會員約有2,000名[12]，主要是從事生意、律師、會計師、工程師等專業人士。每年約有8、90個新人加入共濟會。

根據利銘澤女兒利德蕙在其所著的《香港利氏家族史》一書裡介紹，姚剛出面和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協商，香港共濟會在遵守香港基本法前提下可以繼續活動，會議可以仍然沿用英語，當然中國希望1997年主權移交之後的活動能較為公開。

前立法局會計界功能組別議員黃匡源出任香港共濟會英格蘭分支，為香港最高代表已20年。

中国美生总会的會館

中华民国政府敗退台北后，中国美生总会也随之迁往台湾。由于政局因素，1951年曾宣布停会，1954年中国美生总会始在台湾复会，并于1955年10月28日经内政部核准成立。共济会在台湾非常低调且神秘，但会员之间非常团结。

蒋纬国將軍是中国美生总会最有名的总会长[36]，可能是因为他的德国教育与军旅生涯让他进入这个组织。目前台湾的美生会员约有数百人，分布士、农、工、商社会各阶层。

到2009年，中華民國台湾相继成立了14个分会，其中也有因中国大陸政局因素迫使停会后，在中華民國台湾再复会的。台中(明廬)、高雄(恆廬)均有分会，其它均集中在北部；各分会皆以“庐”（英语：lodge）做会所之稱呼，

• 目前運作中之分會為：
  • 第一分會 谊庐 (英语：Amity Lodge）
  • 第三分會 恆廬 (英语：Pearl River Lodge)
  • 第四分會 川庐 (英语：Szechwan Lodge)
  • 第六分會 申廬 (英语：Sun Lodge)
  • 第七分會 自由庐 (英语：Liberty Lodge)
  • 第八分會 汉庐 (英语：Han Lodge)
  • 第九分會 唐庐 (英语：Tang Lodge)
  • 第十分會 融庐 (英语：Harmony Lodge)
  • 第十一分會 海山庐 (英语：High Sun Lodge)
  • 第十三分會 明庐 (英语：Sun Moon Lodge)
  • 第十八分會 申曦庐 (法语：Foederis Arca Lodge)

大多分會為英文廬。其中，漢廬爲全中文廬，唐庐为双语庐，意即其美生仪礼採取英语，而庐中讨论事项为華語。新北市深坑区也有分会海山庐。申曦庐为法语庐。会员非常低调，鲜少有公开对外的场合；深色西装搭配白衬衫和領帶或领结，是美生兄弟们集会时的标准穿着。

共济会进入日本大约在江户末期日本实行“开国”政策之后。第一个加入共济会的日本人是陆军军医总监林董。1864年，到荷兰留学的西周 (启蒙家)和津田真道也是最早加入共济会的日本人。二战前后，日本政府禁止了共济会活动，珍珠港事件后会所被关闭。

二战后，共济会在日本重建。1950年1月5日，佐藤尚武、植原悦二郎、三岛通阳、高桥龙太郎、芝均平等成为首批重建之后的共济会会员，但处于菲律宾的旭日分会所辖之下。1951年3月29日，日本前首相鸠山一郎加入了共济会和成为第一等級ENTERED APPRENTICES。1955年3月26日，鸠山一郎被晉升第三等級MASTER MASON。[37]1957年3月，东京共济会独立，此时日本会员数超过2500人。

美国驻日最高指挥官麦克阿瑟将军作为共济会会员，多次邀请日本天皇参加共济会均没有成功。但皇室成员前首相东久迩宫稔彦王参加了共济会。

1908年建立了第一个会所：汉阳会所，编号1048，源自苏格兰总会所。知名会员有李玖和韩国外务部部长林炳稷等。

新加坡的创建者、新加坡总督斯坦福·莱佛士是英国共济会会员。其它知名会员还包括资政李光耀。第一个会所建立于1845年，编号748。

19世纪末隶属欧洲约克礼仪的菲律宾共济会成立。共济会员领导了菲律宾发动的反西班牙革命。

知名会员有：

黎刹，菲律宾华裔，菲律宾英美系共济会之父，民族主义思想家、政论家、诗人，19世纪反西班牙殖民统治、争取菲律宾独立的民族英雄，被菲律宾人尊为立国的国父；

安达斯·波尼斯奥（Andrés Bonifacio，1863—1897），独立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896—1897任临时政府的首任主席。

1912年菲律宾共济会总会正式挂牌成立。菲律宾共济会的旭日分会曾经管辖着中国、日本、香港、台湾的日本人、华人共济会。

最初由荷蘭東印度公司設立於1762年，在殖民地和建國等多個歷史時期起到過一定的作用。1962年蘇加諾時期宣佈為非法組織。日本佔領時期也是關閉狀態。

1911年设立第一个会所，现在有几十个会所。

1730年，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加尔各答市中心威廉堡 (印度)设立了第一个会所，编号为72。知名的会员有近代哲学家、社会活动家、印度教改革家辨喜、印度最大的政治家家族尼赫鲁-甘地家族元老莫逖拉尔·尼赫鲁、总统法赫鲁丁·阿里·艾哈迈德、印度独立后唯一的印度人总督查克拉瓦尔蒂·拉贾戈巴拉查理等。 现有370个会所和15000名会员。

建立于英帝国统治时期，1972年和1983年两次被驱逐。

最初由英国人19世纪设立，现有十来个会所。

1721年设立第一个会所，1748年被马哈茂德一世禁止，之后缓慢复苏，1826年随着苏菲教派的贝克塔什派分支Bektashis的垮台而被驱逐。

1909年大东方分会建立，1935到1948年之间被抑制。1964年发生内部分裂。知名会员有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国父、第一任总统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蒂尔克。

建立于1953年, 现有53个会所和2000会员。

根據章程，共濟會所有宗教的成員開放。然而，它從一開始就和很多宗教組織發生了嚴重的衝突。

启蒙运动之后的50年里，共济会从英国迅速扩散到欧美，并建立了可以和天主教会相匹敌的巨大組織，对天主教构成了强大的威胁，令教廷十分恐惧。

1738年，天主教教宗克勉十二世命令禁止天主教基督徒加入共济会，违反者将被教会开除。在18世纪后半叶教廷一直致力于打压共济会，这可能与意大利大东方共济会积极推动意大利民族统一战争有关，革命领导人加里波第即为共济会员。至今双方的关系仍不怎么样，但一般来说，梵二会议之后天主教会的现代主义成员对于共济会的态度比较友好。

本篤十四世给出了反对共济会的六个原因：（1）共济会成员的不同信条主义（或者不同宗教信仰）；（2）他们保守秘密；（3）他们的誓言；（4）他们对教会和国家的反对态度；（5）好几个国家的元首都宣布禁止这个团体的传播；（6）他们的邪恶行为。

1917年，教会法典明确规定，共济会员将被自动逐出教会。

1983年11月26日，教宗发出声明，重申禁止天主教徒加入一切形式的共济会。

2007年3月2日，梵蒂冈重申反对共济会：“共济会和天主教会的成员是不相容的”，并强调“天主教会一直批评共济会特有的神秘的概念，它的学说与圣经不兼容”。

許多的基督教新教教会也反对共济会，原因是共濟會接納多神教思想、認可因做功德而「稱義」疏離神等作法嚴重違反教義。但新教主要派别之一的圣公会则与共济会关系一直比较良好，比如曾经担任第99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和全球英国圣公会的领导杰弗里·费舍尔（Geoffrey Fisher,1887-1972）就加入了英格兰共济会[38]，而英国共济会会员中，圣公会信徒也不少。

1860年，循理会表示反对共济会和他社会成员的秘密运作，如今还继续禁止其成员加入共济会。浸信会最大的协会分支美南浸信会，最近也表示共济会不符合他们的信念。

NAMB護教學組織即詳列比較表[39]指出該會所為與聖經所示諸多警戒相違例如：

• 禁止拜偶像；「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麼形像彷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40]
• 禁止起誓；「或有人嘴裡冒失發誓，要行惡，要行善，無論人在什麼事上冒失發誓，他卻不知道，一知道了就要在這其中的一件上有了罪。」[41]
• 禁止曲解三位一體；「除他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42]
• 禁止藉善行抬高自己；「既是出於恩典，就不在乎行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43]
• 禁止鄉愿的包含主義；「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44]

共济会大量采用了古埃及、苏美、英国、古印度等地的各种信仰符号，比如共济会的上帝之眼符号起源于苏美人，基督教则视之为异端邪灵、魔鬼撒旦的眼睛[45]；这也是共济会与基督教信仰发生冲突的一个原因。不过在中世纪晚期欧洲兴建的许多大教堂里，也同样有三角形框内独眼放射光芒的装饰图案，是表示教义的三位一体概念。

埃及社会事务部颁布决议，于1975年4月18日取缔了埃及共济会。1978年7月埃及开罗的伊斯兰大学学院正式发布了禁止穆斯林加入共济会的命令。然而，许多穆斯林传统的国家如摩洛哥、土耳其和阿尔及利亚还没有在各自的法律中纳入这个教令。

伊朗政府多次在各种场合谴责共济会，沙特阿拉伯官方也出版了一些批评共济会的著作。

共济会在历史和现在一直受到众多政党和政治组织的反对。共济会名义上要求会员效忠所在国家的政权，不過历史上，奉行天主教为国教的国家是最早對其發展進行阻撓，後來共濟會也曾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沙皇俄国、苏联、德、日本、意大利、被禁止[46]，现代在绝大多数的穆斯林国家和一些非洲国家依然禁止其存在。

在一些君主制国家，共济会因政治原因被禁止。例如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西班牙。

共产主義者认为共济会是资产阶级的阴谋组织，一直對其持谴责态度。

托洛茨基认为：“共济会是法国共产主义身体上的一个恶性肿瘤，必须用热铁烫掉”。托洛茨基并且要求共产党成员脱离共济会：“隐瞒共济会成员身份的人将被视为渗透特务”。

马克思在其现存的著作里也多达22次谴责了共济会。

列·谢·科洛索夫的著作《克格勃特工记者札记》第六章：《共济会分会内幕》里记载了共产国际禁止其成员加入共济会：1920年7月29日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会议上提交了下面的建议：“加入第三国际的党派应从自己的队伍中开除与小资产阶级组织法兰西‘共济会’有关系的成员。这意味着加入第三国际的同志特别是在西方，没有权利再加入‘共济会’。建议提交者——塞拉吉同志。”

格奥尔金·季米特洛夫本人也警告过“共济会”的危险性，他在1935年至1943年期间一直担任共产国际总书记。他在1943年发表的一篇名为《“共济会”——国际的危害》一文中写道：“民众常常感到不可理解，为什么一些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毫无理由地完全改变自己的立场……或者只是口是心非，说的一套，而做的是另一套。他们都是以各个‘共济会’分会成员的身份这么做，问题自然就变得简单了。作为‘共济会’的分会会员，这些活动家常常得到相应分会的授意和指令。他们遵守自己分会的纪律，同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

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政权后并没有取缔共济会，但全国隶属于海外各国共济总会的各地分会在1962年之前全部陆续关闭或遷離到香港，此后国内对于民间结社的管控也比较严格，一直没有能够正式复会。而古巴的共济会则一直存在并得到发展。

1935年8月17日，德国共济会被纳粹解散，原因是认为其是犹太人和金融家高利贷食利者的组织。

蓝色勿忘我

现在保存下来的帝國安全辦公室（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記錄显示了共濟會在纳粹德国时期受到了残酷迫害。[46]一般认为，大约有80,000到200,000共濟會会员被納粹政權殺害。共濟會的集中營囚犯被評定為政治犯，戴著一個倒置的紅色三角形以识别身份。[47]

蓝色小花勿忘我最早是在1926年被 Zur Sonne 总会所采用作为德国不來梅市共濟會年度会议的會徽。生产勿忘我會徽的工廠在1938年被納粹黨选为募捐機構。這個巧合，使共濟會會员有机会将勿忘我徽章作为相互识别的秘密标记。[48][49][50]即便在納粹時代受到了残酷迫害，但共濟會會员们仍然坚持自己的信念，甚至在集中营里建立了 Liberté chérie 这样的会所。[51]在二戰結束後，勿忘我在1948年再次成为德国总会所年度大会的會徽。[52]今天，佩戴勿忘我徽章已经是世界范围内共濟會纪念历史上共濟會會员所受到的迫害，尤其是那些死于納粹時代的共濟會會员。[52][53]

也有少數研究者认为：希特勒是欧洲共济会的一员，而二战也正是共济会高层示意希特勒进行的，以获得更多的世界控制权，也正是此事造成了之后欧洲共济会与美洲共济会的阶级分立，而希特勒本人成为共济会战争的牺牲品，不過该观点与其他阴谋论一样都缺乏实际依据。

在一些国家，对共济会的信仰被认为影响了政教分离原则。一个例子是比利时和法国的有关法律条款。

由于共济会在英国、美国（反共济会党）、肯尼亚共济会邪教、和意大利（P2分会）等国的黑社会性质丑闻的存在，所以社会上有比较广泛的批评反对意见。其中意大利P2分会的謀殺案死者也被指稱與羅馬教庭往來密切的銀行大筆金額匯出國外有關[54]，約翰·甘迺迪被刺殺之前曾公開反對共濟會的言論亦被世人懷疑與共濟會組織有關。

一個共濟會的場地。

穿戴全套共濟會服飾的美國國父喬治·華盛頓。

一美元紙幣的背面上有六個點形成正六角星，並出現共濟會的縮寫。

18世紀晚期[55]，因為共濟會的儀式和象徵充滿了西方密意主義元素，開始被外界指控惡魔崇拜、信奉撒旦教、秘密實行撒旦主義[55]。

蘇格蘭物理學家約翰·羅比遜在19世紀指控共濟會，稱他們為了秘密掌控世界，執行顛覆宗教和政府的陰謀。他的理論跨過了大西洋，讓美國本土爆發了反共濟會運動[55]。

1890年代，法國作家尼歐·塔克希爾發表一系列書籍（如《共濟會的秘密》）譴責共濟會，他們奉行，撒旦主義、崇拜路西法，將它視為至高無上、宇宙的偉大的建築師[56]。他的說法受到許多陰謀論者附議，並對隨後的反共濟會主張有巨大的影響[57]。

英國修正主義歷史學家內斯塔·海倫·韋伯斯特認為，有一個古老神秘的陰謀由諾斯底教派構思，並交給他們所謂的秘法家繼承人（例如卡巴拉、卡特里派、聖殿騎士、赫密士主義者、玫瑰十字會、共濟會）最終由光明會傳承。這個一脈相承的古老體系試圖顛覆西方世界的猶太 - 基督教傳統基礎，並透過一個世界性的宗教來實施「新世界秩序」，讓人類以帝王崇拜意識信奉敵基督[58]。

1903年，沙俄出現一本反猶太主題書籍《錫安長老會紀要》，其內容為描述所謂「猶太人征服世界」、猶太 — 共濟會陰謀的具體計劃[59]。文本内是猶太人領袖團體「錫安長老會」的秘密會議記錄，表示猶太人領袖們已經加入共濟會，並正在策劃代表所有猶太人統治世界，因為他們相信猶太人是神選之人[60]。《錫安長老會紀要》顯示該會議的結論是：「必須透過共濟會和光明會實行決議，在任何層面上都不得與這兩個秘密組織剝離，以免人類發現猶太人的核心」[55]。《錫安長老會紀要》成為20世紀許多反猶太和反共濟會的陰謀論文學依據，包括一些「新世界秩序」理論，並在某些當代陰謀文學中重覆被引用[58]。

許多陰謀論者主張，有一些美國開國元勛，如喬治·華盛頓和班傑明·富蘭克林都是共濟會成員。例如華盛頓麾下的74名將領中有33名共濟會成員，《美國獨立宣言》的56名簽訂者中有9名共濟會成員，三分之一的美國憲法簽署者也都是共濟會會員。他們還將共濟會的神聖幾何設計滲透到美國社會，並暗示「共濟會員是新世界秩序的建築師」。特別是在美國國徽、一美元紙幣、華盛頓紀念碑、美國國會大廈、白宮、國家廣場、五角大廈的設計、華盛頓特區的街道和高速公路、以及遍布城市內的秘密基石，作為總體計劃的一部分，創建第一個「共濟會政府」作為「新世界秩序」的典範[58]。

1793年9月18日，喬治·華盛頓穿戴全套的共濟會徽章、禮袍，為美國國會大廈主持奠基儀式。他將一隻銀泥刀（代表著共濟會「石匠」的身份）插入地基，再於地基的頂端做上銀色標記，以共濟會儀式安放奠基石。一美元紙幣和國徽上也有共濟會的重要符號「全視之眼」，以及多處的數字十三。時至今日，44位美國總統中有14位是共濟會成員。根據1959年的資料，當時美國聯邦政府十一席閣員中有6位、九席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中有5位、四十九席州長中有29位，以及半數以上國會議員都是美國不同地區的共濟會成員。因此，美國人想像中的政治陰謀主角經常都是共濟會[58]。

一些神秘主義者認為，歐洲和美國的隱秘領導人在17世紀後期執行了原始的撒旦計劃，建立美國為第三羅馬帝國，一個新的亞特蘭提斯、新的共濟會國家，即「新世界秩序」。他們非常聰明的隱藏了這個計劃，透過在新國家的象徵符號內隱藏撒旦的數字，只有少數學者知道它真正的意義[61]。

共濟會反駁了這些陰謀論的指控，他們表示該組織的目的是促進理性主義，使用的隱秘符號本身沒有神力，也不是共濟會原則的一部分，不論什麼符號都無法鞏固或控制權力[62]。此外，也沒有公開訊息確認負責國徽設計的是共濟會成員[62][63]。

陰謀論者則斷言共濟會在美國國徽的設計上有關鍵性影響，因為在設計如此重要意義的國家象徵物時，不可能是在無意中用上這些元素，唯一的理由就是設計者本身非常熟悉這些符號[64]。事實上，自18世紀晚期至今，所有共濟會的聚集場所和建築物外，全都看到的「全視之眼」和沒有頂石的未完成金字塔符號，因此美國國徽的設計者應該本來就理解這些深奧符號的意義[65]。此外，自1782年開始啟用的美國國徽、1935年開始啟用的一美元紙幣背面，都寫上了拉丁語「Annuit cœptis」和「Novus Ordo Seclorum」，意思是「上帝賜予我們一切」「時代的新秩序」[66]。這兩句话都暗示美利堅合眾國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並且屬於它的時代已經開始。它常常被陰謀論的理論家解釋為「新世界秩序」的公開暗示[67]。

美國企業家帕特·羅伯遜在1991年寫了暢銷書《新世界秩序》，他在第177頁寫道：「世界上存在一個陰謀，它是透過共濟會、秘密的光明會、美國外交關係協會、三邊委員會和猶太銀行家組織而成的菁英集團策畫執行的。」[68]。

加拿大陰謀理論家威廉·卡爾表示，美國民間和基督教右派的鼓動者越來越相信共濟會、光明會和猶太人正在謀劃全球性的陰謀[55]。陰謀論者認為，羅斯柴爾德家族族控制著世界的貨幣供應。並與共濟會、光明會、「新世界秩序」和其他黑心的貨幣團體有深厚淵源。該家族也被認為是扮演世界政府的主要領袖之一，並被指責為個人利益發動戰爭、資助大屠殺和暗殺美國總統[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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