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恒毅

1844年签订的《中法黄埔条约》中规定了准许传教自由、设立教堂自由，从此解除了百年教禁，而法国也取代葡萄牙获得在华保教权。1858年的中法《天津条约》更规定所有中国天主教徒均受到法国保护。[1]罗马教廷无法直接管理中国天主教事务，而是必须通过法国领事馆中转。

刚恒毅到中国后，表明他的态度：

• “用十字架代替外国旗，用中国法律的保障来代替外力的政治庇护，赶快成立本籍圣统。”
• “传教纯粹是超性工作。耶稣建立了一个至公的教会。在法国是法国人的，在美国是美国人的，在中国是中国人的。”
• “我不愿向中国人民要求可恶的特权，只要求自由传教和兴学，以得保障教会产权就可以了。”

他为了避免与列强之间的瓜葛，没有把宗座代表公署设在东交民巷使馆界，而是设在什刹海附近的乃兹府胡同惠亲王府。即使遇到危险时也不愿躲进使馆区。他拜访当时外交总长顾维钧申明教会与列强不同的立场，教会旨在使人们认清人生真谛及信仰，别无他图。

为了表示对中华民族正義行動的支持，他在五卅惨案后，向外界申明：

• “公教会绝不剥夺教友的公民权及合法的爱国行动，公教會在中国复兴上会带给强而有力的贡献，而给你们祖国带来自主、秩序、自由、和平和统一。”[2]

1924年5月15日至6月12日，刚恒毅在上海徐家汇天主堂召集中国天主教第一次全国教务会议。到会的有42位主教，5位监牧（其中两位是中国籍）。

这次上海会议明令传教士任务是向教外人传布福音，并准备建立由本籍神职人员所主持的教会。大会还有一项具有深远影响的事件：刚主教率全体与会牧者，将中国奉献于无玷圣母。[3]

剛恆毅牧徽

刚恒毅来华后，积极促成设立本籍教区，培育本籍神职人员，并尽快选拔出中国主教。[4]他计划先成立一两个本籍教区。

1923年末，刚恒毅在汉口筹备全国会议时，要求汉口教区让出蒲圻等教徒很少的4个县辟为中国籍教区。蒲圻教区后来在成和德领导下，颇有发展。随后，又在保定教区富成功主教的积极配合下成立了蠡县教区（即日后的安国教区）。这样，在1924年召开的上海中国天主教第一届代表会议上，就有了蒲圻教区蠡县教区2位中国監牧参加。

1924年，刚恒毅到福建省视察教务，发现天主教传入该省已经有300年历史，却仍然由西班牙道明会主教控制。于是他加快了成立本籍教区的速度，1923年从北京教区劃出了宣化教区，1926年从太原教区劃出了汾阳教区，1926年从南京教区（当时主教驻上海）劃出了海门教区，1926年从宁波教区劃出了台州教区。他的計劃全都得到了教宗庇护十一世的批准。

1926年10月28日，刚主教亲自带领上述六个教区的中国主教：赵怀义（河北宣化教区）、孙德桢（河北安国教区）、陈国砥（山西汾阳教区）、朱开敏（江苏海门教区）、胡若山（浙江台州教区）、 成和德（湖北蒲圻教区）到罗马接受教宗庇护十一世的祝圣。这是第一位中国籍主教罗文藻（1685年）后200多年来的第一批中国籍主教。[5]

刚恒毅主教早有创立一个中国修会的计划，他有两个主要动机：

1. 要改变中国人视天主教为洋教的看法；
2. 教会须有一批博学的中国神父。

为此1927年在宣化城外购置了一个溪畔的山谷，兴建一组中国式建筑（这就是主徒会的母院爱玛坞会院），准备在此创立首個中国神职修会主徒会（Congregatio Discipulorum Domini，CDD）。

刚主教認為，成立中国本籍修会，能更好地将福音传给中国人。中国修会不仅可以在国内服务，而且也可以到缺乏神父的南洋及美洲，为华侨服务。他们都应是饱学之士，可以出版有关的教会书籍、能够管理学校，并配合时代的需要，为炎黄子孙传播福音。刚总主教计划，至少该有一批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的中国神父，他们知道如何运用恰当而卓越多方法，把信仰介绍给自己的同胞。[6]

1927年1月4日，聖座正式批准成立主徒会。随后，主徒会在宣化代牧区正式成立，以文化傳教為使命，以“热爱圣体及效忠圣座”为修会特徵，“诸宗徒之后”荣福童贞圣母为修会主保。

香港华南总修院

刚恒毅促成建立了一批地区性总修院。到1930年代初，中国的总修院已增加到12处：北平（遣使会）、江西九江（遣使会）、浙江宁波（遣使会）、济南（方济各会）、汉口（方济各会）、大同（圣母圣心会）、山东兖州（圣言会）、上海徐家汇（耶稣会）、四川成都、河南开封（即开封河南总修院）、河北宣化以及香港华南总修院，另有5-6所总修院正在筹备中（如河北献县教区耶稣会的若石总修院）。中央修院大学也在筹办中。[7]

• 他促成了辅仁大学的创建与发展。
• 他在罗马建立了一所为传教区神父服务的神父宿舍“伯多禄公学”。
• 他坚持小修院应当采用中学教育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