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家汇圣依纳爵主教座堂

清咸丰元年（1851年），法国天主教耶稣会教士南格禄在蒲西路120号得到了一块由信仰天主教的徐光启后人转赠的土地，并在此主持修建了一座天主教堂。该教堂被命名为圣依纳爵天主教堂，也被称为徐家汇旧天主堂，教堂内最多可容纳200余人，奉耶稣会创始人圣依纳爵为主保。咸丰九年（1859年），法国耶稣会教士年文思正式成为第一任江南宗座代牧，法国耶稣会自此控制了中国江南地区的天主教管理权[5]。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时，徐家汇附近天主教徒大量增加，原有的旧天主堂已经无法满足弥撒时的容量需求[6]，于是朱耕陶教士等人决定在旧天主堂东南建立一座新的天主教堂。但由于耶稣会资金有限，当时又在筹划徐家汇观象台新楼的建设工程，教堂迟迟不能开工，直至20世纪初才开始动工兴建。该教堂由英国建筑师道达（英語：，一译陶特凡）设计。建筑工程则交由法商上海建筑公司完成。所地由当地的徐光启后人和一户姓陆的人家捐赠[5]。该教堂于宣统二年（1910年）正式建成，也就是今天的徐家汇天主堂。是年10月23日，教堂举行了庆祝典礼和落成后的第一次弥撒。这座新教堂是中国境内第一座完全按照西方建筑风格建造的教堂[7]，曾有“中国教堂之巨擘”、“远东第一大教堂”之称[2]。同期建成的还有教堂前的广场[8]，而建成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的教会藏书楼成为该教堂的附属建筑[9]。该教堂的建造过程整体历时15年[lower-alpha 1]。建成后被命名为“圣依纳爵堂”，而旧天主堂改奉“无原罪始胎圣母”为主保，称无原罪始胎堂[2]，并被作为徐汇公学的宗教场所[lower-alpha 2]。

建成之后，包括徐家汇天主堂在内的上海天主教堂的宗教活动、教堂周边教众的宗教活动及部分生活活动全部归属该法国耶稣会掌控[5]。1923年，中国天主教“第一次全国主教会议”曾在徐家汇天主堂举行。抗日战争初期，徐家汇天主堂及其周边地区被上海租界的法租界控制，从主教到教会的主要职务都由法国巴黎耶稣会教士担任，各种教会建筑均悬挂法国国旗，并以保护教堂的名义成立了保卫团[2]。此时徐家汇天主堂连同徐汇中学等建立了难民所[3]，在此期间租界下辖的教堂管理方借“为难民募捐”的名义敛财，所获得的质量较差的物品才会发放到难民手中，其余全部被管理方据为己有[5]。1940年，法、日军事当局达成徐家汇安全区协议，包括徐家汇天主堂在内的徐家汇地区安全由法军移交日军负责[12]。抗日战争胜利后，徐家汇天主堂重新成为法国和美国等国的耶稣会的活跃地带[5]，1949年时，徐家汇天主堂已经成为总铎级教堂[13]。

2017年12月16日复堂后的徐家汇天主堂新祭台

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部分天主教教职人员在罗马教廷以及法国、美国耶稣会的指派下从事间谍活动，并以上海各大天主教教堂、神学会和学校为据点，控制了上海当地的天主教宗教活动”，并以此为由驱逐或逮捕了一批天主教教职人员[14][5]。1955年，解放军征用了作为天主堂附属建筑的藏书楼，并于一年后将藏书楼转交给了上海市图书馆[9]。1956年，上海市天主教界开始脱离罗马教廷，自行组织宗教协会，徐家汇天主堂等教堂开始脱离国外耶稣会和梵蒂冈的控制，转而归属上海市天主教会管辖。在这次事件中上海教区与罗马教廷产生了严重冲突[15]。1960年4月，上海市天主教第一届代表会议选举张家树神父为上海教区正权主教，由皮漱石总主教主礼的祝圣主教仪式就在徐家汇天主堂举行，从此徐家汇天主堂成为主教座堂，并改奉“圣母为天主之母”为主保，称天主之母堂[1]。

文化大革命期间，徐家汇天主堂被严重破坏，一对塔尖连同顶部铸铁十字架均被拆除，建筑内部的绘画、雕塑和宗教设施也被严重毁坏，原有的奥地利产管风琴被彻底拆毁，大量宗教书籍和已被国务院定为国家二级文物的木雕祭台、圣像和丝织刺绣艺术品全部被拖到教堂前焚毁[16]，教堂被挪用为上海市果品杂货公司仓库。1979年1月，中共上海市委责成使用单位立刻迁出，还补偿3万元给上海市天主教会作修理费[1]。重新修复的天主堂此后开始对外开放，并于1979年11月在教堂被抢救性整理出的两间厅堂内正式恢复正常的宗教活动。1980年圣诞节前夕，徐家汇天主堂完成主体建筑的修缮，张家树主教主持圣诞节大礼弥撒，千余教徒恭与弥撒[3]。1982年8月，两座各重达13吨的十字铁塔架，重新安装到钟楼上，钟楼也修复完毕[17]，但在修复玻璃彩窗时，因玻璃原有的制造者土山湾工艺厂已经不存在，从国外进口开销又过于巨大，只得由神父自己制作，制成的彩色玻璃其色彩质量均与原玻璃有较大的差距[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