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笃义

1930年，叶笃义中学毕业

1912年1月，叶笃义生于天津。[2]1930年，自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后，同时考上了国立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叶笃义本想去国立清华大学物理系，但因受一位在燕京大学学习的表兄弟影响，乃入燕京大学政治系。在校期间，他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埋头学习，成绩优异。[3]1934年，叶笃义毕业于燕京大学政治系。随后在天津的一个政府部门工作。毕业后，在兄弟叶笃庄、叶笃廉（即叶方，中共地下党员）的影响下，叶笃义开始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认识，逐步倾向革命。[3]

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正在北平大学学习的叶笃义的九弟方实积极参加，随后还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叶笃义支持方实的行动。1935年9月、10月间，方实因为在电车上阅读华岗所著的《1925-1927大革命史》而遭宪兵逮捕，叶笃义四处找保人，使方实获释。当时，方实和天津学联的联系很多。天津学联准备召开秘密会议，方实便找叶笃义，希望叶笃义在他和方实共同居住的天津的叶家提供开会场地，获得叶笃义答应。叶笃义在家中的客厅内放置了麻将桌当掩护，天津学联的两次会议均在此召开。[3]

1936年，叶笃义与几位弟弟共同创办了“知识书店”，是天津中共地下党的一所掩护机关。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特务机关准备对知识书店下手，事先获得消息的叶笃义遂停业躲避，知识书店被迫关闭。[3]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先后占领北平、天津，叶笃义的六弟叶笃廉是中共党员，便在天津的叶家召开了一次会议。一二·九运动领导人李昌、蒋南翔等人与会，研究天津学生南下转移的路线。叶笃义为会议做掩护。[3]

1938年秋，叶笃义通过张东荪的介绍，与中共地下党员接上关系，由此成为中共领导的革命的追随及参与者。1938年秋，叶笃义随张东荪抵达北平，与在日本占领区的中共地下党合作，开展抗日救国活动。1943年6月，叶笃义独自秘密赴山西太行解放区，和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参谋长滕代远会晤，共商抗日救国合作之事。1943年7月7日，叶笃义代表张东荪和彭德怀共同签署了《七七抗日协定》。随后，按照中共的安排，叶笃义在日本占领区开展抗日救亡活动。[3]

抗日战争期间，民盟部分领导人与工作人员合影。左起：梁漱溟、辛志超、沈钧儒、张澜、叶笃义、史良

1944年，叶笃义加入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俗称“小民革”）。1944年9月，在重庆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1945年4月，在北平筹建民盟华北总支部，担任宣传委员。后来，担任民盟中央发言人、民盟中央宣传部副部长。[3]在民盟中央工作期间，叶笃义与民盟及其他民主党派成员一同参与国共和谈，由于受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信任，叶笃义是国共和谈的协调人之一。[3]

1946年5月，国军进攻中原解放区，上海各界掀起反内战高潮。1946年6月23日，组成以马叙伦为团长的“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赴南京要求会见各方代表呼吁和平。中国国民党当局得知后，多方阻拦，叶笃义则代表民盟赴南京下关车站欢迎该请愿团。入下关车站发现情况异样后，中共代表范长江劝叶笃义离开，但叶笃义坚持不走。火车到达下关车站后，和平代表们刚下车，便被大批国民党特务围堵在车站附近的一个房间内，叶笃义与和平代表们遭到特务毒打，叶笃义被打昏，后来送往医院急救。此即“下关惨案”。事件发生后，中共方面的周恩来、董必武、李维汉、滕代远、邓颖超、王炳南等人赶赴医院慰问受伤者。周恩来看望叶笃义时，叶笃义说：“谢谢，看来和平民主道路还是很艰难的。”周恩来说：“道路艰难，我们有信心争取到民主和平。”[3]

国共和谈破裂后，国民党当局在昆明杀害民盟领导人李公朴、闻一多，酿成李闻惨案。叶笃义与民盟领导人张澜、黄炎培、史良等人一道捍卫民盟尊严，继续争取和平民主。[3]

1947年民盟总部被迫解散后，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因受严密监视而失去自由。沈钧儒经与张澜等民盟领导人密商，决定潜赴香港继续活动。图为沈钧儒临行前与同仁合影。右起：沈钧儒、陈叔通、罗隆基、陈新桂、张澜、叶笃义、张茂延

1947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民盟总部被迫解散。叶笃义拒绝了司徒雷登赴美国到联合国工作的邀请，冒险留在上海，继续为民盟秘密坚持工作。[3]

1948年7月、8月间，国统区学生进行了大规模反美示威活动。司徒雷登发表了一份声明，称学生们要“自食恶果”。叶笃义对司徒雷登的声明不满。他在上海刊物《展望》上以笔名“陈光”发表了《不要打破温度计——警告司徒雷登先生》一文。在文中，他回顾了司徒雷登曾讲过的学生运动是代表社会舆论的温度计，镇压学生运动就像不愿意见到温度改变而打破温度计一般愚蠢，他用该比喻批评了司徒雷登当前的做法。同时，叶笃义还代表民盟的张澜、黄炎培、罗隆基向司徒雷登递交了一封抗议信。同时，他将自己的这篇文章也交给了司徒雷登，亮明自己的态度。[3]

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上海前夕，叶笃义被迫从上海秘密赴香港，同年8月到北平，作为候补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3]

1949年起，叶笃义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1954年12月24日，在董必武的倡导下，法律出版社成立，时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秘书长的叶笃义出任社长，陈于彤（董必武秘书）出任副社长、总编辑。[4]

1957年，中共中央开始整风运动。时任民盟中央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的叶笃义响应中共号召，帮助中共整风。他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会议上多次发言，还参加了“六教授会议”。在上述会议上，他对中共的各项工作提出了批评和建议。随后，当整风转为反右运动时，叶笃义被打成“右派分子”，从行政八级降为行政十三级，职务全部被撤销。[3]

1960年，叶笃义摘掉了右派帽子，仍保留民盟中央候补委员的头衔，但无事可做。他便投入翻译事业，将《美国外交史》和《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译成了中文。[3]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社会学家潘光旦被红卫兵折磨而卧病在床。叶笃义常去看望潘光旦。潘光旦对叶笃义说，对于运动，他的对策是三个“ S”：Submit（服从）、Sustain（坚持）、Survive（生存）。1967年5月13日，潘光旦入住积水潭医院，但红卫兵追到医院逼潘光旦交代历史问题，且不顾潘光旦插着导尿管，用力摇晃他的床。叶笃义去看望潘光旦时，劝他坚持，潘光旦摇头并说了个“S”：“Succumb（死了）。后来潘光旦离开医院回家，于1967年6月10日晚逝世。[5]

叶笃义与张东荪过去关系密切，而张东荪当时早已被定为里通外国的“特务”。叶笃义又是司徒雷登赏识的学生，而当时司徒雷登被视为美国在中国的“特务头子”。1968年4月，叶笃义被民盟中央的造反派实行“革命专政”，被拘留审查，要叶笃义交代与这些特务的关系，逼他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3]

在拘留期间，对叶笃义本人审查完后，又要叶笃义交代同他人的“特务关系”。当时的审查重点是要叶笃义交代同徐冰“特务关系”。叶笃义也因此而于1968年被关入秦城监狱。徐冰文革前是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文革期间被中共中央统战部打成“美国特务”。叶笃义被关入秦城监狱后不久，1968年，五弟叶笃庄也因该案而被押解到北京，关入秦城监狱，同样被要求交代和徐冰的关系。[3]

在秦城监狱，叶笃义受到严刑逼供，被迫捏造自己和徐冰是特务关系，徐冰通过自己向司徒雷登递送情报。但每次审讯完后，叶笃义都感到良心不安，于是不断翻供，随之而来的又是新一轮严刑逼供。如此反复，叶笃义一直在秦城监狱关押了4年半，直到1972年才出狱。[3]

1978年，中共中央统战部为叶笃义彻底平反。叶笃庄也获得了平反。[3]

1978年后，叶笃义历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秘书处处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委员会委员，宪法修改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2]

1981年，叶笃义患结肠癌后，认为自己时日无多，乃再次向中共党组织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中共中央统战部虑及叶笃义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有许多不便，便未同意。此后，叶笃义活了下来。80岁时，叶笃义再次强烈提出入党要求，方获中共党组织批准。1993年，叶笃义加入中国共产党。[3][2]

叶笃义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候补代表，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委，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他是民盟第一届中央委员、第二届中央常委兼办公厅主任、第三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四届中央常委、第五届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执行局委员、第六届中央副主席、第三届中央参议委员会副主任、第八、九届中央名誉副主席。[2]

2004年2月19日，叶笃义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