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留良

出身士人，本生祖呂熯娶明朝藩王淮莊王朱祐楑長女南城郡主，為淮府儀賓。父呂元學，母楊氏。呂留良於崇禎二年（1629年）正月二十一日生於浙江嘉興府崇德縣登仙坊祖居，而生父已經在前一年的九月過世，因而一出生就需服喪。少時由三兄呂愿良夫婦照顧，後來三嫂去世，便過繼給了堂叔呂元啟為嗣。但在十五歲前，呂留良的生父、生母、嗣父、嗣母相繼去世，「未嘗脫衰绖」[1]。

年輕時，呂留良師從徐甘來學習四書，讀過朱熹的《四書集註》便篤信不疑[2]。博学多艺，有二十四绝技[3][4]，又有嗜硯之癖[5]，黃宗羲曾贈給他一方八角硯[6]。崇禎十七年（1644年）甲申之變發生，呂留良得知之後哭聲震天、悲痛欲絕，有人勸他何必如此自苦，呂留良回答說「今日天崩地坼，神人共憤，君何出此言也」[7]。並且從此鄙薄詩詞歌賦，將從前的作品一併燒毀[8]，「以遂其志義」[9]。

弘光元年（順治二年，1645年），清兵南下，江南各地抗清鬥爭此起彼伏。呂留良曾同侄子呂宣忠（1625-1646）参加抗清義軍，從吳昜於太湖中。後來水師敗績，吳昜、呂宣忠被俘，呂留良親自送侄子上刑場，為此「咯血數升，幾絕」。後來回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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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在順治五年（永曆二年，1648年），呂留良結束流亡生活回到崇德，但內心處於極度苦悶之中[11]。順治八年（永曆五年，1651年）前後，三兄呂願良和知交孫爽先後去世，呂留良「落魄不自振」[12]。

順治十年（永曆七年，1653年），易名為呂光輪參加科舉考試成為諸生，「每試輒冠軍」[13]，以至於後來曾靜案時雍正皇帝說他「歲科屢試，以其浮薄之才，每居高等，盜竊虛名，誇榮鄉里」[14]。而在後來，呂留良為了這次出試的經歷後悔半生，屢以「失腳」作為譬喻。此後以行醫、出版為生，浪跡於江浙之間。與此同時，和江南的明遺民有頗多來往，與錢謙益、黃宗羲、黃宗炎、朱洪彝等人熟識，曾經「散萬金之家以結客」而資助抗清勢力[15]。曾於順治十八年（永曆十五年，1661年）三月到常熟，為錢謙益祝賀八十歲生日。錢謙益將他改字為「留侯」，並且寫了一篇《呂留侯字說》，期盼他能像張良報韓刺秦那樣反清復明。

康熙三年（永曆十八年，1664年），與黃宗羲等人再訪常熟，視錢謙益病篤而終。同年，東南抗清名帥張煌言被俘，於九月七日在杭州就義。呂留良作詩哀悼[16]，並與萬斯大設位祭奠，根據其遺願將之葬在杭州南屏山麓[17]。

康熙五年（永曆二十年，1666年），嘉興課試諸生，呂留良身為秀才也在被試之列，卻提前謁見縣教諭陳執齋，對他說「予從此不復為諸生矣，敢辭」[18]，並且出示了此前寫成的《耦耕詩》第二首：

[19]陳執齋最終同意了呂留良的請求，並與他多番次韻酬答，甚至成為兒女親家。呂留良被除名後，「一郡大駭」，但本人卻「怡然自快」[20]，並且說「自此，老子肩頭更重矣」[21]。

呂留良與黃宗羲初時交善，思想議論互為辯駁，多見於呂著的《四書講義》與黃著的《明夷待訪錄》[22]。不過在康熙五年（永曆二十年，1666年），兩人因購書等事而生齟齬，於大約康熙九年（永曆二十四年，1670年）之後近乎絕交。亦同張履祥、陸隴其等人有學問上的切磋。

入清以後，呂留良致力於評價八股文，因之推崇尊朱貶王的思想，至康熙十三年（1674年）而止。此後專心刻印朱子遺書，提倡朱子之學。並不願與仕清的原明朝官員交往。

康熙十七年（永曆三十二年，1678年），清廷下詔征辟博學鴻儒，浙江全省「屈指」推薦呂留良。呂留良以「自誓必死」的態度堅辭不就，最終「得免」[23]。康熙十九年（1780年），清廷再次征辟隱逸，呂留良不得已剪髮為僧，僧名耐可，字不昧，號何求老人，自嘲只是一個「村野酒肉和尚而已」[24]。

呂留良所做的詩文，每多對明清異代的感慨，及希望在有生之年等看到有人能如同明朝明太祖一樣推翻清朝的統治[25]。偶爾作文自娛，其文有雙關：「清風雖細難吹我，明月何嘗不照人？寒冰不能斷流水，枯木也會再逢春！」

康熙二十二年（永曆三十七年，1683年），八月十三日，卒於家中。同年，施瑯攻取台灣，「明朔始亡」。

後來，湖南人曾靜在閱讀呂留良的著作之後大受激勵，在雍正六年（1728年）派遣门徒張熙遊說川陝總督岳钟琪反清，被告發下獄，釀成了轟動一時的呂留良案。雍正帝親著作《大義覺迷錄》一書頒行全國，亲自解说驳斥吕留良的言论。

雍正七年（1730年）五月二十一日，雍正帝上谕：「曾靜止譏及於朕躬（雍正帝自己），而呂留良則上誣聖祖（康熙帝）之盛德。曾靜之謗訕，由於誤聽流言，而呂留良則自出胸臆造作妖妄。是呂留良之罪大惡極，誠有較曾靜為倍甚者也」。[26]

雍正七年（1730年）六月十五日，雍正帝谕曰：「呂留良、嚴鴻逵无父无君，著書顯為謗訕，於本朝之大統肆為詆斥之詞，於我聖祖（康熙帝）之深仁厚澤偉烈豐功，任意為誣衊慢詛之語，其猖狂妄幻肆無顧忌，人人痛心疾首不共戴天，朕已降諭旨，將伊等極惡大罪之處，宣示中外諸臣，公議治罪」。

雍正七年（1730年）九月十二日，雍正帝谕曰：「呂留良好亂樂禍，私為著述，妄謂德佑以後天地大變亘古未經，於今復見，而逆徒嚴鴻逵等轉相附和，備極猖狂，餘波及於曾靜，幻怪相煽恣為毀謗。…徒謂本朝以滿洲之君，入為中國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為誣謗詆譏之說耳，不知本朝之為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曾何損於聖德乎…呂留良輩又借明代為言，肆其分別，華夷之邪說，冀遂其叛逆之志」。

雍正八年（1731年）十二月十九日，雍正帝谕曰：「即呂留良書籍中，有大逆不道之語，伏思我（康熙帝）聖德神功際天蟠地…豈呂留良所能虧蔽於萬一乎」。

雍正十年（1733年）十二月十二日，下詔吕留良和其子吕葆中剖棺戮屍，子吕毅中斬立決，孫輩流放寧古塔為奴。

而曾靜、張熙兩人之罪則被雍正帝宽宥赦免，但他们必须于全國各地宣扬《大義覺迷錄》雍正帝的作品。

但在乾隆帝繼位之後宣布《大義覺迷錄》毀去其版，禁止继续于民间刊印和发行此书。民间同情呂留良，开始虛構其孫女（一说女儿）吕四娘将雍正帝以血滴子刺杀，奪其首級而去。

在清朝末年，呂留良的著作對辛亥革命起到了推動的作用。如章太炎即曾表示，他十六七歲讀到呂留良、曾靜一案時「悵然不怡」[27]，滋生「春秋賤夷狄之旨」[28]，後來擔任東三省籌邊使時還專程到齊齊哈爾祭奠呂留良。辛亥革命勝利後，浙江都督湯壽潛將杭州西湖的彭公祠改為三賢祠，專祀呂留良及張煌言、黃宗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