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

维新派首领康有为（左）、梁启超（右）。日后他们组织保皇会，成为立宪派领袖

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發生第一次鴉片戰爭，部分中國官員及知識分子意識到，不變革已無法應對中國所面臨的巨大挑戰。1860年代至1890年代（同治至光緒初年），清政府發起洋務運動改革，學習西方科學技術和生產方式，試圖興辦工商業來加強中國國力。相較於19世紀末日本的明治維新，洋務運動只停留於器物層面的改革，舊有的政治制度原封不動，依然堅守以儒家為主的文化道統，以致改革未夠全面和徹底。1894年，中國在甲午战争再敗於日本，知識分子要求更深層改革。

自1895年公車孝廉連署上書，維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主張體制內改革，提倡效法日本及俄国，在皇權下大幅改變政治及社會制度。1898年，得到光绪帝支持，維新派開展戊戌變法。103天以後，因清室保守派發動政變而流產。部分維新派人物流亡海外後，主張繼續維持皇室，實行類似英国的君主立憲制，將政治實權逐漸交出至民選政府，被稱為“保皇黨”或“立憲派”。

慈禧太后

光绪帝

隆裕太后

1909年2月28日，3岁的皇帝溥仪(右)和父亲醇亲王载沣、弟弟溥杰

袁世凯（左）与黎元洪（右）最终实现南北议和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獨攬大權，光绪帝被幽禁在中南海瀛台。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义和团运动引起八国联军侵华，清室“西狩”西安，国家遭受沉重打击，严峻形势迫使慈禧太后在回銮北京后，逐步推行清末新政，清政府中央高层一直内鬥。1907年，岑春煊、瞿鴻禨一派與袁世凱、奕劻一派发生丁未党争，岑春煊、瞿鴻禨失势。醇亲王载沣、肃亲王善耆和镇国公载泽也同袁世凯争斗。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慈禧太后，光绪帝相繼去世，三歲的溥仪登基即位，年號宣統。隆裕太后實行垂簾聽政，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載灃任摄政王，隆裕太后与载沣共同掌握国家大權，载沣将袁世凯罢免。满汉官员相互猜疑，满洲重臣间的矛盾使中央政局更复杂。

清末新政中，清政府实行地方自治等活动，使地方督抚不仅需要像过去一样听命于中央，而且还要安抚地方士绅，照顾地方利益。地方督抚在太平天国起义后，因军事需要，权力日渐增大。1900年前后，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兩廣總督李鴻章、閩浙總督許應騤、四川总督奎俊、山东巡抚袁世凯参加东南互保，更显地方督抚力量。他们在军政、民政、财政、外交等享有巨大权力，对中央有相当自主性。

而地方绅士中，岑春煊、端方、孙宝琦、肃亲王善耆等人支持并推动立宪，而铁良、瞿鸿禨、文海等则对快速推进立宪有保留。

清末中国实业不断发展，除大批官办工商业外，国家经济政策有一定自由，振兴实业，私有工商业兴盛，公私两界出现张謇、盛宣怀等大批工商界鉅子。此外，清朝鐵路運輸不断发展新铁路。新式通讯设施、交通设施及邮政等也创新局面。这些新兴工商业及基础设施较少，中国广大地方仍没有摆脱旧有农业、手工业为主的经济模式。

清政府制定一系列法规，确立一套新经济制度，调整农工商、外资、外贸等政策；还成立商部专责制订经济政策。但国内经济与对外贸易形势不容乐观，使清政府很难推行新政。比如其推行禁烟运动，由于鸦片税厘已成清末财政收入主要税源，故禁烟运动加剧财政危机，使禁烟运动难以推行。

经济方面，清政府未能建立统一近代国家财政制度，面临财政危机。军费问题就是一个突出表现。清朝末年，军费紧张，各地军饷、军械等方面开支庞大，加以重建海军造成海军同陆军争夺经费，致使清政府在军队建设方面疲于应付。新建陆军及重建海军颇有成效，但加重政府财政紧张，也是辛亥革命中推翻清朝的军事主力。

辛亥革命时期的部分革命刊物，自左至右：《民报》（同盟会机关报）、《革命军》、《訄书》、《警世钟》、《浙江潮》和《猛回头》。

清初由於統治者實行剃髮易服等暴政導致滿漢兩族一度衝突頻繁，清中葉以後，滿漢兩族之間衝突減少。隨著清朝統治日漸衰弱，在太平天國起義中，滿漢問題開始再度抬頭。1890年代後，排满思潮再度大興。明末遺老著作成為當時重要思想資源。原本並不著名的王夫之著作在清末被重新發現，成為當時知識分子重要讀物。許多革命人士更藉反清復明思潮來鼓吹革命，最著名的反清宣傳著作如鄒容的《革命軍》等對年輕的革命參與者們造成很大影響。雖然一些革命家如孫中山在種族革命之外強調政治經濟等方面的改革，但清末革命最主要的源動力仍是排滿、反滿的思潮。由西方传来的民族国家概念也给知识分子带来新的启发。然而清朝覆滅後，革命者們的口號迅速從「驅除韃虜」轉為「五族共和」，以求統一分崩離析的中國。

随着西方列强势力侵入中国，西学东渐蔚然成风，欧美及日本的各种思想纷纷传入中国，通过严复等翻译家的介绍，使中国思想界局面大开。这些新思想使无论官员、士绅还是革命派人士都获得各自的思想源泉。与此同时，在乾嘉学派、永嘉学派、常州學派等学派的基础上，中国古代思想研究也获得新发展，出现康有为、廖平、俞樾、章太炎、孙诒让、皮錫瑞等知名学者，其中一些人还对西方思想有所了解，使中西思想获得一定沟通。在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论争中，学者们不断开掘公羊学以及诸子思想，发现和阐释大量中国古代思想。

在不平等条约保护下，中国基督教、中国天主教通过西方传教士传播，在中国各地蓬勃发展，与中国百姓经济、政治及文化冲突，酿成许多教案。此外，俄国支持中国东正教发展。中国佛教、道教及民间信仰遭到庙产兴学等运动打击，依然有很大影响力。中国伊斯兰教仍在各地广泛存在，一些学者开始“回儒对话”、“回耶对话”；同治陕甘回变后，中国西北地区逐步回复元气。新兴宗教不断兴起，一貫道等开始发展，日后广泛流传。宗教发展为中国知识分子及下层民众提供许多思想支持。

同时，中文新闻事业也欣欣向荣。租界外资《申报》、《字林西报》、《万国公报》，海外梁启超《清议报》、《新民丛报》，黄兴、章炳麟《民报》，国內于右任《神州日报》、范鸿仙《民立报》、狄楚青《时报》等报纸，当时有影响力。新闻报刊为海内外提供充足消息来源，左右政局，为各方重视。

19世纪末，辛亥革命元老中国现代教育奠基人何子渊、丘逢甲等开风气之先，排除顽固守旧势力，引进西学，创办新式学校。清政府礙于形势，于1905年末颁布新学制，废除科举制，全国推广新式学堂。1909年，科举考试停办，西学逐渐成为学校教育主流。教育方式根本转变，为辛亥革命和国家建设培养大批思想进步、锐意创新的社会精英和宝贵人才。

1898年原辅仁文社领导人谢缵泰所绘时局图（黑白版）；彩色版乃于约1900-1904年之间由无名氏改绘而成。

1899年，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中国时称世界保和大会）召开；1907年，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召开。两次大会通过《海牙公约》。当时清政府内部认为大会实质上并不能起到裁兵作用，反而助长各国扩充军备，因此清政府陆军部和军谘处等部门坚持扩充军备，而度支部因财政紧张而极力反对。

1903年4月，广西巡抚王之春为平定游勇，请求驻越南谅山法兵援助；同时向亨达利洋行筹借巨款，准备事平后用全省路矿等权益作酬，导致中国拒法运动。1903年4月，俄国撕毁《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妄图长期占据东北，并提出七项无理要求，导致中国拒俄运动。1904年底，《中美会订限制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款》期满，在旅美华侨等强烈要求下，清政府向美国政府要求改约，遭到美国政府严词拒绝，并要求续约，导致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1904年至1905年起，中国各地发生，著名的有湖南、湖北、广东三省人民收回粤汉铁路，广东省人民争废广九路约，四川、云南、吉林省等地先后成立保路会，山东、河北、江苏省人民收回津镇铁路，浙江、江苏省人民收回苏杭甬铁路，山西省人民收回英国福公司攫取矿权等。

1900年中国因义和团运动與八國聯軍入侵，清廷被迫签订《辛丑条约》，朝廷内部顽固保守势力受重创。自1901年起，在改革派呼吁下，慈禧太后同意推行康有为、梁启超在戊戌變法中提出的改革方案，是为清末新政。其中影響最大政策之一，是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四日（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廢除一千三百多年的科舉試，改辦新式學堂。到辛亥革命前，全國有6万多所新式學堂。廢除科舉后，大量參加科舉謀求官職的傳統文人失去出路。

在国内外形势压迫下，特别是官僚、士绅要求立宪呼声中，以及1904年至1905年日俄战争中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日本战胜君主专制的俄罗斯帝国刺激下，清政府於1906年9月1日宣佈「預備仿行憲政」。1907年，各地立宪派组成各种立宪公会，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颁布宪法，缩短预备立宪期限。1908年，清廷頒佈《欽定憲法大綱》，明确宣布「九年後實行立憲」。1909年，各省選举了以地方士紳為主的諮議局议员。1910年，随着资政院和各地諮議局相继成立，国会请愿运动再次进入高潮，清廷被迫宣布预备立宪期限缩短为五年，国会开设之前先设责任内阁。1911年5月8日（宣統三年四月十日），庆亲王内阁成立。

1913-1915年，北洋军训练情形，当时袁世凯正在加强备战，准备以武力解决南方军队。左后方飘扬的是五色旗。[4]

1901年清政府设立督办政务处，1906年后易名为会议政务处，作为实施新政的中央办事机构。清末新政在教育、军事、法律、财政、行政等各方面均有革新。在教育方面，清政府大力推动新式学堂建设，力图用学堂教育取代过去以科举为中心的教育体制，通过庙产兴学及将书院改为学堂等方法，在全国广建学堂，并鼓励私人兴办学堂。1902年，管学大臣张百熙奉命拟定壬寅学制，于1903年颁布，但未能实施。1904年，清政府颁布实施张百熙、张之洞、荣庆拟定的癸卯学制。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科举从此走入历史。1903年10月，清政府頒佈《獎勵遊學畢業生章程》，鼓励赴日本留学。后来清政府又为留学生设立考试，通过考试者授游学毕业进士、举人等。

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1906年，度支部頒布《清理財政明定辦法六項》，負責統一各中央地方衙門收支、統籌外債借還、考核各省銀號以及規定對各省越時造報財政之懲處。1910年，編制第一次全國預算。1910年頒布《國幣則例》二十四條，统一銀幣及銅幣的重量和成色。

清朝末年，以八旗制度、漢人綠營爲主的舊式軍隊已失去戰鬥力。平定太平天國時，主要倚靠地方团练武装。甲午戰爭後，因舊式軍隊已落伍，為免兵權旁落，清政府於1901年起決定全面改革陸軍，計劃在全國練新式陸軍36鎮，以取代八旗、綠營及地方防營。當中北洋新軍6鎮直屬朝廷，由袁世凱編練的“武卫右军”擴編。其餘各省亦由地方巡撫、總督負責編練新軍。爲培養新軍軍官，各地開辦許多新軍學堂。部分地方新軍軍官（如張之洞主持的湖北省和湖南省地区）大量為留學生；相反，北洋新軍中留學生卻極少。到辛亥革命前夕，已编好部隊整编16镇和10余个协、营。

清末改革法律也有建树。1907年，清政府设修订法律馆，掌修订各项法律。1910年颁布施行《大清现行刑律》，1908年完成并于1911年颁布施行《大清新刑律》，废除酷刑 ，1909年和1910年分别起草完成两部《大清商律草案》，1911年起草完成《大清民律草案》。此外，清政府还初步建立了现代审判制度，创建了大理院、高等审判厅、地方审判厅和初级审判厅，实行四级三审制。法政学堂在各地建立，以培养法律人才。中国出现首批现代意义上的法官。

在行政改革方面，1906年9月，朝廷下詔訂定新中央官制，设十一部。1905年，朝廷諭令釐定縣級以下行政官制。1907年頒布外官制，削減督撫財權及軍權；民政部統領全國巡警道。1908年，清廷開始籌備地方自治，設立城鎮鄉以至廳州縣各級自治研究所，並擬定《各省諮議局章程》，定於1914年完成。各省諮議局于1909年陆续建立，中央资政院则于1910年成立。

清末新政改革需要較大金錢，財政不足導致政府巧立名目、強迫捐納，加重平民生活負擔，增加民變，社会动荡。[5]清政府未处理好各项改革之间关系，未统一规划改革，使各项改革协调不足。

日本時政漫畫《十六國王考地毬之圖》，陝西和記照相館照，1903年刊於Die katholischen Missionen。[6]

虽然早在戊戌变法期间及之前，魏源、洪仁玕、王韬、郑观应、康有为等人就先后提出过立宪，但立宪真正为中国官僚、士绅等广泛关注还是在20世纪初。1901年，原维新派领袖、后来的立宪派首领梁启超便曾发表《立宪法议》一文，鼓吹君主立宪制。在该文中，梁启超认为世界之國分为“君主之國”、“民主之國”两类，而世界之政分为“有憲法之政（亦名立憲之政）”、“無憲法之政（亦名專制之政）”两类。“采一定之政治以治國民謂之政体。世界之政体有三种：一曰君主專制政体，二曰君主立憲政体，三曰民主立憲政体。”梁氏疾呼“君主立憲者，政体之最良者也。”他强调中国的君权自古即有限，只是未定宪法，“欲有限而不知所以為限之道”。而为限制君权与官权，就必明民权。故宪法与民权不可相离。然而实行立宪须“民智稍開而后能行之”，“日本維新在明治初元，而憲法實施在二十年后，此其證也。中國最速亦須十年或十五年，始可以語于此。”梁启超并定立宪六步，即下诏明定君主立宪政体、派重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法、开立法局拟定宪法草案、立法局翻译各国宪法及相关著作、宪法草案交由人民讨论五至十年后颁布定本、最终实行宪法。[7]

日本自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到产生《大日本帝国宪法》和帝国议会和实现君主立宪制，特别是1904年至1905年日俄战争中日本胜利，刺激中国官僚、士绅等追求宪政。1874年，爱国公党递交的民撰議院設立建白書反映日本民间对開設民選議會的呼声，开启日后延续近20年的自由民權運動。其中，开设国会是争议焦点。1880年，成立國會期成同盟，发动国会开设运动，以大规模请愿给政府施压。在重重压力下，1875年，明治天皇颁布《渐次建立立宪政体之诏书》。1881年，在明治十四年政变中，颁布《國會開設敕諭》，承诺10年后开设议会。1885年，日本实行内阁制，第1次伊藤内阁成立；1889年，制定《大日本帝国宪法》；1890年，開設帝國議會。[8]日本实行宪政的步骤和朝野推动立宪方式成为中国朝野各界开展立宪运动的范例。

立宪运动直接刺激俄国。日俄战争中俄国惨败，于俄國1905年革命中受到地方自治會要求成立国家议会的压力，沙皇尼古拉二世于1905年8月19日（儒略曆8月6日）同意成立俄羅斯帝國國家杜馬，10月又颁布《十月诏书》，承认多项基本公民权利，并赋予国家杜马以立法权。1906年3月，举行俄羅斯帝國國家杜馬選舉，憲政民主黨等多个政黨参选；1906年4月23日（儒略曆4月10日），在國家杜馬開始運作前一天，沙俄政府頒佈《俄羅斯帝國基本法》。由于中国国势衰微，日俄战争将中国满洲当作战场，清政府只能保持“中立”，这深深刺激中国满汉官员和民众。东亚蕞尔小国日本竟能打败庞大老牌强国俄国，使得此前认为俄国必胜、支持专制的一些中国皇族和官僚转变思想。特别是正当日本胜利被立宪派诠释为君主立宪对君主专制胜利之际，俄罗斯迅即改行宪政、召开国会，大大增加中国立宪派声势。立宪一时成为中国人眼中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灵药。[9]

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

为了解欧美日各国政治制度，实行立宪，清政府于1905年派出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赴各国考察。1905年9月24日，清廷派遣出洋考察政治大臣五人（镇國公載澤、戶部侍郎戴鴻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撫端方、商部右丞紹英）因在京奉鐵路正陽門東車站遭遇革命党人吴樾刺杀，被迫延期。1905年10月26日，清廷改派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铎会同载泽、戴鸿慈、端方出洋。考察团沿途获得所考察14个国家高规格接待。考察团回国后，向清政府提交一系列考察报告，载泽极力推崇日本宪政，端方、戴鸿慈奏折则由清廷通缉犯梁启超代笔。载泽和端方积极拥护宪政，使清廷决心实行预备立宪。考察团成员个人还出版一些书籍，使中国士绅官员对宪政和世界各国增加了解。

憲政編查館

宪政编查馆是清末预备立宪时期一个官方研究机构，前身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11月25日）设立的考察政治馆。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8月）清廷决定仿行立宪，改考察政治馆为宪政编查馆，直属军机处，首席军机大臣慶親王奕劻兼任宪政编查馆大臣。该馆下设编制局、设计局、官报局，以及译书处、图书处、庶务处。其主要工作是翻译东西各国宪法，研究国情，办理有关宪政的折件，拟定有关法律。宣統三年四月（1911年5月）清廷撤销军机处，改行内阁制，由奕劻组成庆亲王内阁，宪政编查馆改为法制院，隶属内阁。[10][11][12]

憲政編查館汇集一批对宪政颇有研究的专业人士。如1908年初，袁世凯、张之洞联名保奏杨度为四品京堂在宪政编查馆行走。胡思敬说：“宪政编查馆所颁宪法，汪荣宝、杨度所拟居多。”[13]

资政院与谘议局

广东谘议局旧址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八月，谕曰：“立宪政体，取决公论，中国上、下议院未能成立，亟宜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礎。派溥伦、孙家鼐为资政院总裁，妥拟院章，请旨施行。”并促各省速设谘议局，慎选公正明达官绅，由各属合格绅民，公举贤能为议员。张謇、汤寿潜等人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之后各地立宪公会纷纷建立。宣统元年（1909年），各省谘议局纷纷设立。宣统二年（1910年）九月初一日，资政院举行第一次开院礼。议员二百名，钦选、民选各一半。监国摄政王载沣代行莅选，颁谕嘉勉议员。资政院和各省谘议局分别成为中国国会和省议会前身，容纳和培养大批中央和地方立宪派人士。

钦定宪法大纲与清廷的立宪规划

为打消清廷对立宪顾虑，载泽1906年在《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中特别指出，“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之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日本于明治十四年（1881年，光绪七年）宣布宪政，二十二年（1889年，光绪十五年）始开国会，已然之效，可仿而行也。”[14]日本从宣布立宪到开国会实际过渡8年，故清廷以九年预备立宪。

楊衢雲[15]

謝纘泰[15]

1890年代，不少人開始主張以暴力革命徹底推翻由滿人成立的皇朝及帝制，建立類似法國及美國的共和政體。最早主張革命的人多數集中在海外，以留學生、華僑青年為多。最早期的革命團體亦是在海外成立，當中由楊衢雲、謝纘泰等為骨幹的輔仁文社在1890年左右即成立於英屬香港。而孫文亦於1894年11月24日在檀香山首次組織興中會，為革命籌措經費。二者後來在1895年1月在香港合併，繼續稱為興中會，並且於同年10月26日首次在廣州發動「第一次廣州起義」，但並未取得成功。孫、楊二人亦因此而被通緝，並被香港當局禁止入境。1895年，孫文於英国倫敦為清廷所綁架，事件成為國際新聞，孫亦因而聞名國際。楊衢雲則在1901年被清吏在香港刺殺。

章炳麟，摄于1899年前。《訄书》、《駁康有為政見書》的作者。

鄒容，《革命軍》的作者

陳天華，《警世钟》、《猛回头》、《狮子吼》等書的作者

1900年，华北地区爆發义和团运动。清朝皇室在事件中的拙劣舉措使其威信大幅下降。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後，國內知識分子更感受到中國正面對前所未有的危機。自甲午戰爭起，中國派往海外留學生大量增加，當中以日本最多，1904年時一度達到二萬多人，不少為官費留學。革命思想在留學生中廣為散播，主張革命學生成立各種團體，發行刊物鼓吹民主革命。當中章太炎、鄒容、陳天華等在日本非常活躍。後來不少留學生歸國，成為國內革命組織骨幹。

1901年，忽有東西各報傳聞清廷欲將广东省割讓予法國，廣東籍留日學生遂請馮斯欒、鄭貫一、李自重、王寵惠、馮自由、梁仲猷諸人發起「廣東獨立協會」，主張廣東省向滿清政府宣告獨立。[16]1902年，章炳麟、秦力山、馮自由、朱菱溪、馬君武、王家駒、陳猶龍、周宏業、李彬四、王私誠等在日本發起召開紀念南明滅亡二百四十二周年的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周年紀念會，1902年4月26日紀念會在橫濱永樂樓召開，孫中山主持。[17]1902年冬，叶澜、董鸿袆、张继、秦毓鎏、汪荣宝、周宏业、谢晓石、张肇桐、蒋方震、王家驹、嵇镜、吴绾章、钮翔青、萨端、熊垓、胡景伊、苏子谷、冯自由、金邦平等在日本組織青年会，成为日本留学界中最早的革命团体。[18]1903年，拒俄义勇队被日本政府强令解散，改组为军国民教育会，成员有秦毓鎏、萨端、周宏业、贝镛礼、叶澜、张肇桐、华鸿、陈秉忠、董鸿袆、翁浩、陈定保、胡景伊、程家柽、王家驹、郑宪成等。

同时，中国国内进步团体逐渐增加。1902年4月15日，蔡元培、黄宗仰、叶瀚、蒋智由、林獬等议定并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秋冬间在上海正式成立；11月，上海南洋公学墨水瓶风波后，11月21日，该会自设学堂爱国学社成立。1903年，《苏报》案爆发，章炳麟、邹容被捕，《苏报》和爱国学社被查封。1903年，云南周云祥等成立保滇会，抗拒法国殖民者在云南修筑铁路。

华兴会部分领导人（1905年摄于日本东京）。前排左起：1黄兴，2未知，3胡瑛，4宋教仁，5柳扬谷；后排左起：1章士钊，2未知，3程家柽，4刘揆一

光复会部分成员（1904年摄于日本）。前排左起：陶成章、陈魏、徐锡麟，后排左起：龚宝铨、陈志军

1904年日俄战争，日、俄兩國在中国东北地区開戰，清政府劃出部分國土讓兩國交戰而自稱保持中立；傳聞皇室內有人稱清朝國土“寧贈友邦，不予家奴”（原出處可見於梁启超的著作《戊戌政变记》中，原文實際上為「我（清朝大臣剛毅）家之产业，宁可以赠之于朋友，而必不畀诸家奴。」），令革命救亡呼聲更高。各種革命團體亦於此時紛紛在國內出現。最主要有胡兰亭（武昌圣公会牧师）、黄华亭（长沙圣会公牧师）、胡厚斋（九江圣公会牧师）、刘静庵等组织日知会（1906年在武昌成立），黄兴等人领导华兴会（1904年在長沙成立，成員有黃興、劉揆一、宋教仁、马福益等，以湖南省青年為主）和同仇会，以及龚宝铨、陶成章、蔡元培、魏兰等人領導的光復會（1904年10月在上海成立，蔡元培為會長。成員包括秋瑾、章炳麟、徐錫麟等，以江浙青年為主）。此外有更多各式各樣的革命小團體，如江苏励志学会、强国会，四川公强会，福建益闻会、汉族独立会，江西易知社，安徽岳王会，广州群智社等。這些革命團體不一定互相隸屬，而且多數帶有地方色彩。但大體他們都有共同目標：謀求推翻滿清、恢復漢人江山、建立類似美國的共和制國家。當中推翻滿清訴求著重滿漢之分；而要求恢復江山亦只限以漢人為主的十八省，東北三省、新疆、西藏及內外蒙都被排除。排滿態度與中國各地方地下幫會“反清”傳統相通。故此不少革命組織都有借助秘密會黨勢力進行革命。例如华兴会與哥老會，光復會與青幫，興中會與三合會皆有密切關係；而孫中山亦為洪門致公堂會員。

1905年夏天，孫文在日本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復會等革命团体，在8月20日于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纲领，在《民报》（原名《二十世紀之支那》，為華興會機關刊物，同盟會成立後易名為《民报》）上阐述这一观点。同盟會积极宣传他们的思想，大力推动群众觉醒。《民報》在章太炎、陶成章等主編下，由胡漢民、汪兆銘等執筆，與主張保皇、由康有為、梁啟超執筆的《新民叢報》展開激烈論戰，成為革命思想的重要陣地。同盟會在1907年雖曾一度再次分裂（孫中山因未經眾議收受日本政府資助[19]^:196-197，导致光復會退出。孫中山與汪兆銘、胡漢民等於南洋另組中国同盟会南洋总支部；黃興則繼續支持孫中山），但在革命中仍起極為重要的作用。

1906年2月，日知會在武昌召開成立大會，由劉靜庵主持。到會的還有孫武、張難先、何季達、馮牧民等百餘人。後來日知會成爲同盟會湖北分會機關。

1906年起，陳去病等人在江南先后组织成立黄社、神交社、匡社等文学团体，1909年又组织成立南社，通过文学创作传播新思想。

1907年7月，部分同盟會會員在東京主張在長江流域發動革命。劉揆一、焦達峰、張伯祥、孫武等人在東京成立共進會，並以孫中山為最高領導人[20]。共進會性質及綱領與同盟會幾乎相同，但不直接隸屬同盟會。共進會是武昌起義的領導組織之一。

1911年1月30日，振武學社改名為文學社，推舉蔣翊武為社長，詹大悲為文書部長，劉復基為評議部長。文學社為新軍內青年軍人組織，旨在通過滲透到新軍中，掌握武裝。文學社是領導武昌起義的另一個領導組織。5月10日，文學社在武昌小朝街設立機關部[21]^:154。5月11日，文學社和共進會在武昌召開第一次團體聯合會議[21]^:154。6月14日和9月14日，又先後就兩團體聯合再三會議協商[21]^:154。7月31日，宋教仁、譚仁鳳等在上海成立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21]^:154。

有很多力量支持革命，包括留洋回国学生及知识分子、会党群众、海外华侨、新军、农民、游民、外国人等。

新兴知识阶层

新兴知识阶层以留洋学生和新式学堂学生为主。科举制度废除后，清政府兴办新学并鼓励留学，很多年轻士子或进入新式学堂，或留洋学习。在陶成章倡导下，很多士子捐官学军，到日本学习军事，如徐锡麟等。

1900年代，中国出现留日热潮，辛亥革命前留日学生已累计万人多，在日本留学生周围，集结一批反清中坚力量。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参加者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留日学生。比如其中四川籍留日学生有：四川泸县人金丽秋，陈漱云，杨兆容，李琴鹤，井研人金硕甫，重庆人杨沧白，富顺人谢持，叙永人赵铁桥等。在日本学习军事的同盟会成员还组织丈夫团。

留日学生在辛亥革命中有很大贡献。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除孙文外，如黄兴、宋教仁、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汪兆銘等领导和骨干都是留日学生。

废除科举制度，使新兴知识阶层出现和崛起。受过西方文化洗礼的新兴知识阶层，成为辛亥革命领导力量。

会党群众

在清朝末期，许多秘密会党，包括洪门、哥老会、三合会、洪江会等，是领导群众进行反清斗争主要力量。会党的会众包括地主士绅，农民，手工业工人，小商贩，士兵，城市平民和无业游民等。会党上层为地主士绅所把持，会党向来提倡“反清复明”的思想。

华兴会與哥老会，光復會與青幫，興中會與三合會皆有密切關係；而孫文亦為洪门致公堂會員。1908年前，革命党人着眼于联系和利用会党，准备通过会党会众发动反清起义，充当推翻清朝重要力量。

辛亥革命以后，孙文回忆当初寻找革命力量时说：“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禄，唯所称下流社会，反有三合会的组织，寓反清复明之思想于其中。”

海外华侨

在辛亥革命中，海外华侨起到极其重要作用。他们在侨居地积极参加和支持同盟会，提供经费支援革命活动，还回到家乡建立革命组织，多次参加武装起義。1894年11月，孙文在檀香山設立兴中会，首批入会的20余人都是华侨。

辛亥革命的成功，海外华侨功不可没。在黄花岗起義中遇难的黄花岗72位烈士中，华侨占29人。

新军

1908年起，革命党人将发动群众起义重点转向新军。革命党人在新军内进行秘密革命活动，向士兵宣传革命。由于废除科举制度，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投入当时兴办的新军当兵，成为新军有生力量。文学社社长蒋翊武和许多青年骨干如刘尧澄（刘复基）、詹大悲、王宪章、张廷辅、蔡大辅、王文锦都投营当兵。

后来组织武昌起义的文学社、共進會很早就同新军建立联系。

外國人

除了中國人及華僑外，支持及參與辛亥革命的還有部分外國人；當中以日本人最積極參與中國革命。不少革命組織都在日本成立和運作；而中國同盟會亦在日本人支持革命下在東京成立，部分日本人更加入同盟會成為會員（甚至包括日本社會思想大家北一辉，後於日本二二六事件後被判死刑）。在多次革命起義中都有日本人直接參與，部分更在起義過程中犧牲。

從1895年至1911年，興中會、华兴会以及後來的中国同盟会，还有光復會、岳王会等各种革命团体，联合三合会、洪江会等会党势力，共發動十多次反清武装起義。维新派的自立會也在1900年与兴中会合作勤王起义。這十多次起義雖皆曇花一現，但卻在中国国内及海外種下革命種子。這些起義也與該時期中外關係密不可分。

1895年-1900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及同时期其他起义

第一次广州起义：1895年春天，中日甲午战争中方战败，4月17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10月，以香港为中心的興中會策劃第一次廣州起義，由陆皓东绘制青天白日旗。10月26日，楊衢雲坐镇香港，孫文率领鄭士良、陆皓东到广州，准备一举而袭取广州。但是事机泄漏，清政府展開大搜捕，陆皓东被捕，不幸身亡。「第一次广州起义」宣告失败。孫文及楊衢雲則被清廷通緝。香港在清政府壓力下，下令禁止二人於五年內再次入境。孫文開始流亡海外，在日本、美國、英国倫敦等地宣傳革命及籌措經費。

孫文與起義失敗的自立軍骨幹人物合影（1900年冬攝于日本東京）。左起︰尢列、唐才質、孫文、秦力山、沈翔雲

自立军起义：1900年，华北發生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6月进攻北京，东南互保形成。谭嗣同的生前挚友、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门生、唐才常在1900年初，於東亞同文會的支持下秘密組織「正氣會」，對外則託名「東文譯社」，又在1900年3月改名為自立會，因他的激進派立場遂能同時號召維新派、清軍士兵、革命黨、以及興漢會裡的各會黨人員。這支力量中軍人方面由秦力山、吳祿貞等人領導，會黨方面則由身為哥老會龍頭的畢永年來聯繫，康有為與梁啟超負責向海外華僑募集餉糈，用以接濟義師。1900年7月26日，在上海愚園招開中國議會，投票選出容閎為議長，嚴復為副議長，唐才常、汪康年、鄭觀應等十人為幹事，決定以自立會為基礎成立自立軍，訂在漢口、漢陽、安徽、江西、湖南等地同時起事，北上營救光緒皇帝，建立漢人執政的君主立憲國家。唐才常事前获得孙文兴中会的支援，收攬孫文的部份人手如畢永年、林圭、秦力山、吳祿貞、與「哥老會」等，最後卻没有得到康有为原先許諾的金錢資助。由于张之洞向清廷输诚，英国又放弃支持起义从而促成张之洞独立的阴谋，致使事败，唐才常等12位起义领导人在汉口被捕，在武昌紫阳湖畔被斩首。自立軍起義還未全面展開，便被張之洞徹底消滅，更使得興中會來不及在廣東發難響應。

惠州起義：1900年，孫文決定发动軍事起義。6月，孫與鄭士良、陳少白、楊衢雲、英国退伍兵摩根（Rowland J. Mulkern）[23]及日本人宮崎滔天、平山周、內田良平等從橫濱抵達香港，但被英國當局拒絕入境。9月25日，孫在日本黑龍會幫助下，經馬關赴台灣。會見日本民政長官之後，得到日本台灣總督府官員承諾支持在廣東舉事。孫於是在台北建立起義指揮中心。10月8日，孫命鄭士良等人于惠州三洲田(今深圳市三洲田)發動起义，也稱惠州起義、庚子革命、庚子首义、三洲田首义等。起義軍在三多祝發展至2万人。10月19日，日本政局变化，伊藤博文第四次组阁，下令台湾总督府不得接济起义军。起义军因粮绝弹尽而解散，不久在清政府镇压下宣告失敗，史堅如、山田良政[24]等被殺。孫被台灣日本當局送離境，回到日本。

1900年-1907年：萍浏醴起义及其他起义

大明順天國之役：1903年1月25日至1月28日（光緒二十八年十二月廿七日至卅日）由興中會謝纘泰、李紀堂與原太平天國將領洪全福共同策划在廣州起義，起义目标是建立“大明順天國”，眾人擬推容閎為起義成功後臨時政府的大總統。该次起义因事泄而失敗。[25][26]

萍浏醴起义：1904年10月，华兴会黄兴联络湖南民间会党洪江会首领马福益，计划在农历十月初十日慈禧寿辰时在长沙发动起义，事泄遭清兵追捕，黄兴逃亡，马福益于1905年春在萍乡被俘，后在长沙被杀害。马被害之后，其门徒继续暗中联络，欲为马报仇。同时在1905年，华兴会与兴中会在东京合并为同盟会，继续策划反清起事。1906年春，同盟会派遣会员刘道一、蔡绍南等从日本回到湖南，联络洪江会，宣传同盟会纲领，确定江西萍乡、湖南浏阳、醴陵三处同时发动起义，萍乡方面以安源煤矿矿工数千人为主力。12月初起义爆发，各路起义军遍布附近几县，在几天内占领麻石、文家市、上栗市等重要市镇，推举洪江会首领龚春台为起义军都督，发布《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起义军声势浩大。清政府调集湘、赣、鄂及江宁（今南京）数万军队镇压，起义军失败，刘道一等死难，李燮和等逃亡。

黄冈起义：1907年5月，中國同盟會及三合會许雪秋、陈芸生、陈涌波、余紀成、何子渊等发动黄冈起义，一举占领黄冈城（今潮州饒平縣）。许雪秋、陈芸生為新加坡華僑，在新加坡加入同盟會。起义後，清潮州总兵黄金福立即带兵前往镇压，革命党200餘人遭到杀害，历时6天的黄冈起义遂告失败。

七女湖起义：1907年，孙文派人到广东惠州发动起义，以响应黄冈起义。6月2日（阴历四月廿二），邓子瑜和陈纯等集合少数三合会党在距惠州20里的七女湖截获清军防营枪械，击毙巡勇及水师哨弁多人。5日，进攻泰尾，清守兵溃逃，起义军乘胜连克杨村、三达、柏塘等地，旋又在八子爷打败清营管带洪兆麟。归善、博罗、龙门各地会党纷起响应，队伍增至200余人。清水师提督李准急调兵镇压，起义军声东击西，使清军疲于奔命。后因黄冈起义失败，起义军得不到支援，遂在梁化墟解散。部分起义军流亡香港，大部分退入罗浮山区。

1907年-1910年：安庆起义与其他起义

安庆起义：1907年7月6日，光復會的徐錫麟在安徽安慶起義。徐錫麟時任安徽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在畢業典禮當天刺殺安徽巡撫恩銘，然後率學生軍，連同陳伯平等與清軍戰鬥，激戰四小時後寡不敵眾戰敗，徐錫麟、陳伯平、马宗汉等被捕後被處死。秋瑾亦因而受牽連被斬首。

钦州起义：1907年8月，廣東（今屬廣西）欽州的那彭、那麗、那矺等三鄉反抗塘捐出現民變，孫文命中國同盟会会员、原三合會首領王和順為“中華國民軍都督”前往聯繫，於9月率眾成功攻取防城。之後圖攻取欽州，未果，最後退到十萬大山一帶，王和順返回越南。

镇南关起义：1907年12月2日，原三合會首領黃明堂受孫文委派，以「鎮南關都督」之名，在守軍作內應下，攻佔中越邊境之鎮南關炮台。孫文、黃興、胡漢民等親自在炮台指揮作戰。廣西提督調陸榮廷率四千人圍攻，革命軍退入山區。鎮南關起義失敗後，清政府到安南追查孫等人，孫轉赴新加坡，待武昌起義成功才再次踏足中國。

钦廉上思起义：1908年2月，黃興以越南為基地，以二百多人從越南進攻廣東欽州、廉州，作戰十四天。是為欽州、廉州起義。

河口起义：1908年4月發動於雲南河口，丁怀瑾先潜入云南联络，4月30日黃明堂從越南率二百餘人進攻雲南河口，守軍響應兵變。黃興赶到参与指挥，后返回河内另组队伍支援，在越南老街，被法国警察怀疑为日本人，遭扣押递解出境。至5月26日清軍攻陷河口，部分革命軍退入越南。

马炮营起义：1908年11月19日夜，安徽岳王会成员熊成基、范传甲等趁太湖秋操，安庆城内空虚之际，发动安庆马营(骑兵营)和炮兵营新军士兵起义。苦战一昼夜，未能突破安庆城防后撤退至合肥后解散。熊成基只身逃往日本。这是新军第一次起义。

庚戌新军起义：1910年2月12日，黃興、胡漢民及新軍內的中國同盟会会员（原岳王会会员）倪映典，乘广州警察与新军发生冲突，率广州新军起义，阵亡百余人，被捕百余人，另有百余人撤至香港，倪映典牺牲，起义失败。史称“庚戌新军起义”。

1910年-1911年：第二次廣州起義（黃花崗起義）

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摄于2008年）

1910年11月13日，孫文在馬來半島的檳榔嶼，召集趙聲、黃興、胡漢民、鄧澤如等同盟會重要骨幹参加庇能会议。以之前用會黨為主力在邊區起義皆未能成功，革命陷入低潮，議決集同盟會精英，在廣州起義，和清政府決一死戰。

1911年4月27日，赵声、黄兴等人在广州领导起义。起义队伍与清军展开激烈巷战，最终因力量不敌而失败。后收殓到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合葬，由此建成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此次起义中，牺牲起义军不止此数。牺牲者多為中國同盟會精英。《蔣宋美齡給廖承志公開信》中所提“再者毋忘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中，有對中山先生肝膽相照之日本信徒為我革命而犧牲者。”[27]查《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碑》收72人姓名及1932年所立《补书辛亥三月廿九广州革命烈士碑》收陈文友等14人姓名，其中並無日本人名，不知其所据何來。然日本人梅屋庄吉确曾协助革命党人购置军械。[28]此次起义失败后，蒋翊武、刘尧澄乃派詹大悲、杨玉如赴上海与宋教仁等谋划武汉大举。

廉州光复(1911年11月27日)：苏用武（苏乾初）、邓世坤、邓世增、钟继业等十二三名广东合浦廉州中学堂师生秘密加入了同盟会。他们受到了广州黄花岗起义的激励，积极筹备武装起义。苏用武与林翼中负责联络发动绿林中人起义；卜汉池与丁守臣前往灵山一带策动农民起义；罗侃廷、邓世增、李昆岩、钟继业等则在新军进行策反。一切准备就绪。在离预定举行起义日子只剩下三天的时候，邓世坤因劳累过度，在制造手雷的过程中，不慎引发爆炸，不幸牺牲。为免引起官方注意，同盟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提前在当晚（1911年11月27日）举行起义。罗侃廷、邓世增、李昆岩、钟继业等随即前往新军开展工作，与新军起义的同志一起，争取杨分统（廉州城防军杨尊任）反正，不果。他们当场把杨分统击毙，召集全体官兵宣布起义。同时苏用武率领其余同志占领府衙。各衙门官吏个个闻风丧胆、纷纷落荒逃窜。次日，合浦宣布革命起义成功，成立廉州革命政府——廉州都督分府，并任命陈武（即苏用武）为都督、李时钦为参谋长、邓益能（即邓世增）为军政部长、罗侃廷为财政部长、林翼中为交通部长、廖杏斋为民政部长。此役史称“廉州光复”，时1911年11月28日。[29]

馬來亞的革命活动

1906年孫文與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部分會員等合照。前排左起v：1林幹廷、2張永福、3陳楚楠、4孫中山、5尢列、6劉金聲、7林義順；後排左起：1吳悟叟、2張華丹、3張繼、4陳汝河、5鄧子瑜、6黃耀廷、7張秉庚[30]

马来亚地区（包括今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等地）当时为英国殖民统治，称英属马来亚。辛亥革命前，由於馬來亞地區是當時中國以外華人人口最多和最密集的地方，且当地华人擁有較雄厚的財力，故成为革命党和立宪派竞相争夺的地盘。革命党人在馬來亞地區开展一系列革命活動。孫文多次亲赴該地區並號召當地華人響應革命，这令馬來亞地區成为革命活動的主要中心之一。[31][32][33][34][35][36]当地侨商陈楚楠、张永福等成为南洋本地革命人物。[37][38]1906年，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成立，1907年中国同盟会南洋总支部也在新加坡成立。[39]决定发动黄花岗起义的庇能会议即于1910年在槟城阅书报社召开。[40]与此同时，立宪派在该地区宣传卓有成效，保皇会领袖康有为等多次到该地区活动，使该地区成为海外立宪派重要中心之一。邱菽园（曾担任英属各邦保皇分会会长、支持过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等侨商先后成为保皇会骨干。[41]

孫文以及中國同盟會在馬來亞地区展開革命活動並非一帆風順。由于英國和大清保持外交關係，大清在新加坡和檳城設立領事館成了革命活動阻力。此外，清政府也派外交官和特使到馬來亞各地訪問，受到當地華人歡迎。這些官員訪問的目的主要是呼籲當地華人效忠大清，有的還售賣官銜以拉攏當地華人。中国同盟会南洋总支部支部长胡漢民曾在《南洋與中國革命》中描述南洋华侨，“只要在满洲人底下作过小官儿的到南洋去吹，说道：‘我们家裡三代都是一品大官，我也是身为显官，有阔气的顶戴的！’，这样一吹马上可以哄动华侨来崇拜你。”由此可见，当时马来亚地区华人思想保守。这种保守思想也使在该地区活动的康有为等海外立宪派领袖实行君主立宪制号召得到当地华人响应。

以康有为为首的海外立宪派和以孙文为首的革命党由于对新政治制度构想差距甚大，故这两派以及更趋保守人士在南洋相遇时引发一番大论战。立宪派和革命党都创办自己报纸，在报上围绕着君主立宪与民主革命课题争论激烈。在论战中，当地华人社会上层是立宪派支持者，为使自己财产不受影响，维护已得利益而拥护立宪派。而一些中下阶层如店员、小商人、文教人士、矿工、胶工、贩夫走卒等平民百姓及会党群众[42]则是革命党支持者。笔战最先在新加坡开始，《叻报》支持清政府，支持立宪派报纸有《南洋总汇新报》、《星报》、《天南新报》等。革命党方面则先后有《图南日报》、《中兴日报》、《星洲晨报》、《南侨日报》等支持。[43]当时《叻报》与《中兴日报》和《南洋总汇新报》笔战成了南洋华文报纸第一次笔战。[44][45]在马来亚方面，1906年，黄金庆创办《槟城日报》，是革命党在槟城创办第一份报纸。1910年12月10日，孙文、陈新政、莊银安等人在槟城创办《光华日报》。《光华日报》不但是革命党人在马来亚最重要机关报，也是马来西亚新闻史上以及世界华文报业新闻史上发行历史最久的华文日报。“光华”二字意味着光我华夏，乃孙文手定。[46][47]

時間、地點未知，皇族内阁部分阁员合影。前排左起：3奕劻，4那桐，5戴鴻慈。中排左起：3瞿鸿禨

宣统三年四月初十（1911年5月），首届内阁成立。5月8日，清廷組成皇族內閣，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21]^:154。13名内阁成员中有8名为满族，有4名为汉族，有1名為蒙古族。而8名满族阁员中又有7名是宗室、觉罗，即皇族。由於有人認為该内阁是「皇族主导内阁」，不合君主立宪制的精神，故被讥称為「皇族内阁」。

1913年樹立的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位于今成都人民公园内

1911年5月8日，清廷成立皇族内阁，令各地立宪派大失所望，認為清朝统治者毫无立宪诚意。5月9日，清廷頒佈鐵路國有政策[21]^:154。宣佈收回由民間出資建造的粵漢鐵路、川漢鐵路。這一舉措引起湘、鄂、川、粵四省各階層的強烈不滿，掀起四省保路運動，尤以四川最爲強烈。

5月17日，四川保路同志會在成都正式成立[21]^:154。四川民間各團體推舉四川谘議局議長蒲殿俊為會長，副議長罗纶为副会长，張貼文告，四處講演，甚至上京請願。

8月，四川保路同志會在成都及附近各州縣發動罷市、罷課[21]^:154。8月5日，在成都召開川漢鐵路股東特別大會，8月24日，群衆開展罷市罷課，9月1日，在川漢鐵路公司股東會議的號召下，開展抗糧抗捐活動。9月7日，四川总督趙爾丰誘捕保路同志會領袖，封閉鐵路公司和同志會。這一舉措激起大量群眾到四川總督衙門請願，趙爾丰下令清兵彈壓，打死30餘名請願群衆，釀成成都血案。9月8日，成都附近農民在中国同盟会和會黨組織哥老會的領導下組成保路同志軍起義，圍攻省城，與清兵交戰，附近州縣群众紛紛響應，幾天内隊伍發展到20多万。9月25日，同盟會會員吳玉章、王天傑等人領導榮縣獨立。清朝政府得知激起民變，成都被圍后，非常驚恐，忙将四川总督赵尔丰免职，并調渝汉铁路督办端方署理四川总督，率一部分湖北新軍入川，是时全国革命党人加紧活动，革命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湖北空虚，从而导发武昌起义。

四川保路运动是由立宪派发动和领导的。他们力图把运动控制在文明争路的范围内，要求人们只求争路，不反官府，不打教堂，更不得聚众暴动。同盟会虽然没有掌握保路运动的领导权，但他们执行“借保路之名，行革命之实”的策略，暗中联络会党，准备武装起义。

湖北阳夏保卫战和宜昌起义

在武昌起義成功之後，清政府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軍南下攻擊武汉三镇的江北漢口（夏口）和汉阳，隨後启用早先被罢黜的原北洋軍首領袁世凯，以穩定北洋新軍。革命軍开展陽夏戰爭，最终戰敗，11月27日退守江南武昌。在47天作戰中傷亡約萬餘人，但仍能隔江堅守武昌。因此在這七個星期之內，中國15個省陸續宣佈脫離清室獨立[49]。内地十八省中只剩下甘肃、河南、直隶三省效忠大清朝廷。独立各省主要以各省諮議局成员為主要領導，少數地區由革命黨主導。

10月18日晚，宜昌新军第四十一标第一营排长、文学社会员唐牺支发动起义并光复宜昌。为减轻清军对武昌压力，唐于11月19日兵分四路直逼清驻防将军荆州将军府，25日围困荆州，12月13日，荆州将军连魁投降。

湖南

10月22日，湖南共進會会员焦达峰、陈作新，按照早先与湖北共进会立下相互响应起义约定，率领以会党和新军组成的队伍在长沙起义。湖南巡抚余诚格逃走，巡防营统领黄忠浩被斩首。起义军宣布成立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推举焦达峰为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并发布《讨满清檄文》。随即派兵支援武昌。

陕西

10月22日，陕西同盟会会员井勿幕、钱鼎、景定成等人同陕西哥老会联合，发动会党和新军革命分子同时起义，经两天激战控制西安，护理巡抚钱能训逃走，西安将军文瑞投井自杀。西安满族居住区“满城”反擊被滅。起义军成立秦陇复汉军政府，推举原日知会会员，新军队官张凤翙被为都督。

江西

10月23日，江西同盟会会员林森、蒋群、蔡蕙等人策动九江新军举行起义，胜利后即宣告独立，次日成立九江军政分府，推举第二十七混成协第五十三标标统马毓宝为九江军政分府都督。

10月31日，南昌同盟会会员蔡公时等人率领新军发动起义并获成功，建立江西军政府，推举李烈钧为都督。

山西

10月29日，山西同盟会会员、新军标统阎锡山联合姚以阶、黄国梁、温寿泉、赵戴文、南桂馨、乔熙等人发动新军在太原起义，杀死山西巡抚陆钟琦，宣布成立山西军政府，推选阎锡山为都督。12月12日，革命军因抵抗不住清军曹锟部进攻，撤离太原。

直隶

10月29日，直隶发生滦州兵谏与滦州起义。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联合第三十九协协统伍祥祯、四十协协统潘榘楹、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第三镇第五协协统卢永祥等，在直隶滦州打电报向清政府提出类似最后通牒的十二条，要求在本年内召集国会，由国会起草宪法，选举责任内阁，并规定皇族不得充当国务大臣。

云南

10月30日，云南同盟会会员李根源联合新军标统蔡锷、罗佩金及管带唐继尧等人率领新军发动重九起义，次日占领昆明，成立云南军政府，将雲貴總督李经羲礼送出境，推举蔡锷为都督。

上海

11月3日，上海同盟会、光复会、上海商团的陳其美、张承槱、李平书、李英石、李燮和等在上海发动武装起义，主要力量有张承槱、刘福标等人组织的青帮洪帮敢死队，李平书和李英石的上海商团武装，李燮和联络的吴淞地区起义军警，朱家驊、徐霁生等人组织的中国敬死团。4日，最后攻占江南制造局，上海光复；8日，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沪军都督府，推举陈其美为都督。

贵州

11月4日，贵州革命党人张百麟等的领导和发动新军和贵州陆军小学堂学生举行起义，随即攻占贵阳，成立大汉贵州军政府，推举贵州新军第一标教官兼讲武堂堂长及贵州陆军小学堂总办杨荩诚为都督，赵德全为副都督。

浙江

11月4日，浙江光复会会员驻杭州新军八十一标标统朱瑞，同盟会会员新军八十二标周承菼部军官吴思豫、吕公望、蔣百里、蒋百器、杨廷栋、吴肇基人等，及光复会王文庆率领从上海赶来的敢死队发动起义，从笕桥、南星桥出发进攻省城杭州。朱瑞、吴思豫、吕公望等率八十一标及光复会王金发敢死队攻占军械局。周承菼统八十二标和同盟会蔣中正、光复会尹锐志（女）所属敢死队攻占抚台衙门。杨廷栋率兵包围巡抚府，巡抚增韫被俘，5日，杭州光复。浙江谘议局议长陳黻宸、副议长沈钧儒及马叙伦等人，推举立宪派、前谘议局议长汤寿潜为都督。

江苏

11月5日，江苏的立宪派及绅商怂恿江苏巡抚程德全在省城苏州宣布独立，成立江苏革命军政府，程德全自任都督。 11月25日，江浙革命聯軍進攻南京。12月2日，南京光復。

安徽

11月5日，安徽同盟会会员吴旸谷等率标炮营等也在当日起义，并向省城安庆进攻。立宪派则劝说安徽巡撫朱家宝独立，11月8日，安徽谘议局出面宣布独立，推举朱家宝为都督，王天培为副都督。

广西

11月6日，广西谘议局在省城桂林作出决定，与清政府脱离关系，宣布广西独立，原广西巡抚沈秉堃担任都督[50]，几天后清军提督陸榮廷发动兵变夺取都督之位。

福建

11月9日，福建同盟会会员郑祖荫、彭寿松、许崇智、新军第十镇统制孙道仁率领所部在福州起义，向清军发起进攻，清总督松寿自杀，11月11日，福建宣告光复，福建军政府成立，推举孙道仁为都督。

广东

辛亥革命期间，广州水面上，一艘英国炮舰正尾随一艘美国炮舰前进

10月底，广东同盟会会员陈炯明、鄧鏗和彭瑞海等人在广东化州、南海、顺德、三水等地组织民军起义。11月8日，在胡漢民劝说下，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和新军第二十五镇统制龙济光同意反正，民军声势浩大，兩廣總督張鳴岐被迫召集各界代表在广东谘议局讨论广东独立问题，决定次日宣布广东独立。11月9日，陈炯明率部光复惠州，同日，广东宣布独立，成立中华民国粤省军政府。推举胡漢民为都督，陈炯明为副都督。經各方支持，組成一支北伐軍共約8,000人，姚雨平任總司令，馬錦春為副總司令。[51]

山东

11月12日，山东烟台同盟会栾钟尧、宫锡德等“十八豪杰”同盟会会员发动起义，占领烟台海防营，烟台道台徐世光闻变携家眷逃到东海关税务司英国人梅尔公馆寻求保护。11月13日，“十八豪杰”致电上海都督陈其美，宣布烟台独立，成立山东军政府。次日，改称山东烟台军政分府，推舉清海軍舞凤舰舰长王传炯为烟台军政分府总司令。[52]

11月13日，在山东革命党人丁惟汾的劝说和代理新军第五镇统制贾宾卿等部分军官的胁迫下，山东巡抚孙宝琦同意山东独立，推举孙宝琦为都督。11月24日，孙宝琦又取消独立。

寧夏

11月17日宁夏同盟会支会发动宁夏会党起义，劉堂華兄弟率百人進攻夏府和巡撫衙門，高士秀和高登云率部攻佔靈州，23日在宁夏府成立宁夏革命军政府，以刘先质为宁夏革命起义军督指挥，刘华堂为副指挥，革命军下设5标（相当于团）及四路防军。同时颁布《新政大纲》和《临时政纲》，以此布告安民，宣传民主革命之意。为巩固胜利果实，宁夏军政府立即照会山西军政府大都督阎锡山和陕西军政府大都督张凤翔，希冀“嗣后相助，以利军事”。

四川

四川成都皇城里参加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庆典的民众，1911年11月27日。美国路得·那爱德（Luther Knight，1879－1913）摄，来约翰提供。[53]图中白色旗帜为大汉旗。

11月21日，广安州组成大汉蜀北军政府。22日，蜀军政府在重庆成立。

11月22日成都召开四川官绅代表大会，决定独立并派出蒲殿俊等11人与四川总督赵尔丰的代表在在成都圜通银行进行谈判，27日四川宣布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赵尔丰发表宣示四川自治文告，将权力交给新政府。立宪党人蒲殿俊担任都督，赵尔丰的嫡系部将朱庆澜任副都督。27日，进入四川的鄂军在资中反正，杀死上任途中的代理四川总督端方。

清军部队向革命军投降。

河南

12月22日，河南开封同盟会会员张钟端领导的河南仁义会起义行动被破获，次日张钟端被杀害。

奉天

11月17日奉天联合急进会成立，公推张榕为会长，柳大年、李德瑚、张根仁为副会长。

吉林

11月下旬，奉天联合急进会首领、同盟会会员张榕、张根仁派赵元寿来吉林组建吉林联合急进会分会。1912年3月15日，赵尔巽和陈昭常宣布承认“共和”，改东三省总督为东三省都督，改吉林巡抚为吉林都督。

黑龙江

武昌起义爆发后，黑龙江各学校推举代表组织学生联合会，进行黑龙江省独立运动。学生联合会在黑龙江全省中学堂召集全校师生开会，中国同盟会黑龙江支部负责人邓觉民发表演讲。会后，学生们上街散发传单。

11月16日，黑龙江巡抚周树模秉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旨意，成立黑龙江国民保安公会并自任会长。黑龙江全省中学堂学生在革命党人策动下成立黑龙江国民联合会要求宣布独立。奉天联合急进会首领、张榕、张根仁等和保安会进行斗争。12月11日，革命党人组织省城学生到省属衙门前游行，高呼“黑龙江独立万岁”；12月18日，用全体名义要求巡抚周树模宣布独立。此后在民政司长宋小濂应对下，革命活动被瓦解，黑龙江独立运动失败。

新疆

12月28日，革命党人刘先俊、万象春、马万荣等率军中100多名哥老会会众在迪化（今乌鲁木齐）起义。1912年1月7日（农历辛亥年）晚，伊犁起义取得胜利。1月8日上午9时，新伊大都督府宣告成立，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取代清朝黄龙旗。万象春三十年后撰文回忆：“如果伊犁不起革命，清廷迁都事成，那时爰正貔貅，逐鹿中原，偏安西北，尚有可能。伊犁革命，格杀志伯愚，败走袁大化，载澜携眷逃奔库伦，甘督长庚解权卸位，不但阻遏清廷迁都成议，而且促迫宣统逊位。盖伊犁班革命同志对于民国之贡献，当不在武昌首义及各省响应之下矣。”[54]

甘肅

1912年3月11日，黃鉞聯合革命黨人向燊、陳貞瑞等發動秦州起義，在秦州宣布獨立，成立甘肅臨時軍政府，黃鉞被舉為都督。

革命的后续发展

11月8日，在同盟会会员策划和支持下，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于南京城外六十里之秣陵关宣布起义。徐绍桢与上海都督陈其美及苏浙起义军将领商定组建联军会攻南京，徐绍桢任总司令。11月11日，联军司令部在镇江成立。11月24日至12月1日，在总司令徐绍桢的统一指挥下，联军相继攻占乌龙山、幕府山、雨花台、天堡城等据点。后黄兴赶来加入指挥。12月2日一举攻占南京城（南京之战）。至此，长江以南全部为革命军据有。

清朝海军的反正

清海军提督萨镇冰

长江舰队临时司令黃鍾瑛

11月中旬，进攻武昌的清海军反正。海军提督萨镇冰，与黎元洪是师生，舰队参谋汤芗铭与汤化龙是昆仲，被劝反正。11月中旬，各舰自武昌下驶九江，萨镇冰称病离舰赴上海治病，黃鍾瑛任舰队司令，经九江林森劝说，舰队归附革命军。

列强的中立与调停

武昌起义后，鄂军都督府成立军事外交科、外交局等部门，最终合并为外交部，胡瑛任部长，王正廷任副部长，胡朝宗、夏维崧、石龙川、刘凤书、江华本、姚勉之、陶宗汉等分任秘书、科长、参议等职务，余日章为外交部驻汉交涉局局长。胡瑛向各国驻汉口领事馆送交照会。随着民军在汉口的军事成功，各国态度逐渐转变，10月17日上午，英、俄、法、德、日五国驻汉口领事推举英国领事葛福向鄂军都督府递交会衔公文，承认民军为国际法上的交战团体，各国将严守中立。10月18日，五国领事（英国總领事葛福Herbert Goffe、俄國總領事敖康夫A．N．Ostroverkhow、法國領事侯耀（時又稱“羅氏”）Ulvsse-Raphael Reäu、德國領事米雷尔Max Müller、日本總領事松村贞雄）发布会衔布告。[59]

武昌起義前後各國駐漢口（總）領事一覽[60]

國家	領事職務	姓名
英國	總领事	葛福Herbert Goffe
美國	總領事	顾临R．s．Greene
俄罗斯帝国	總領事	敖康夫A．N．Ostroverkhow
法國	領事	侯耀（時又稱“羅氏”）Ulvsse-Raphael Reäu
德意志帝国	領事	米雷尔Max Müller
大日本帝國	總領事	松村贞雄
葡萄牙	領事	英國領事代
荷蘭	副領事	汉德
比利時	領事	穆拉德Albert Meulaert
義大利	領事	法罗特
丹麥	領事	驻上海领事兼
瑞典  挪威	領事	林德曼K．Lindemann
墨西哥	領事	哈伯滋R．Herbertz

12月2日，通过英国驻汉口领事葛福的斡旋，武汉革命军与清军达成停战协议。

荫昌戎装像

任大清国內閣總理大臣時的袁世凱

荫昌督师南下

10月12日，清廷派荫昌率领北洋第一军（由陆军第四镇和陆军第二镇的陆军第三混成协、陆军第六镇的陆军第十一混成协编成，总统官由荫昌兼）、第二军（由陆军第五镇、陆军第三镇的陆军第五混成协、陆军第二十镇的陆军第三十九混成协编成，总统官为冯国璋）开往湖北镇压武昌起义（参谋长易乃谦，副官长兼总执法官丁士源），同盟会会员蔡德辰、陈雄等企图在京汉铁路正阳门西车站刺杀荫昌未果。10月15日，荫昌途经彰德会见袁世凯时，袁告诉荫昌切勿轻战。10月17日荫昌到达信阳指挥，但由于北洋两军系袁世凯旧部，不听指挥，镇压并不得力，同时湖南、山西、江西、陕西等省相继宣告独立。10月27日，清廷召回荫昌，派袁世凯为钦差大臣督办湖北剿抚，并改任冯国璋为北洋第一军总统官，任命段祺瑞为北洋第二军总统官，荫昌随陆军第八镇留在前线参加反攻。11月1日，袁世凯内阁成立，荫昌被任命为军谘府大臣暂管陆军大臣事务。

清廷内的政治纷争

据叶恭绰笔记曰，“武昌变起，瑞澂逃，荫昌督师而不甚负责。当时清廷即分两派：一派主张严申军令，用亲贵督师，以张挞伐；一派主张起用袁世凯。争不能决，乃奏请隆裕太后决定。太后主起用袁，议乃定。其后一切均由此发轫也。”袁世凯起用前后，清廷应对革命的方略产生重大变化。此前，清廷对湖北民军的态度是“一致主剿”，此后则出现“抚”的呼声。[61]

袁世凯的起復与军事进攻

10月14日，经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徐世昌和那桐保举，监国摄政王醇亲王载沣任命两年前被罢黜、现在彰德洹上村养病的袁世凯为湖广总督，10月14日派内阁参议阮忠枢持上谕和奕劻亲笔信同内阁统计局局长杨度一起抵达彰德，王锡彤、杨度及袁克定均劝袁世凯不要出山，袁遂托病不就，于10月16日上谢恩折。同时袁向阮忠枢提出出山条件即“节略八条”，大意为调兵、拨款、军谘府及陆军部不要“遥为节制”。[62]10月15日，荫昌途经彰德会见袁世凯。10月22日，湖南省独立。10月23日，江西省九江独立。10月27日，朝廷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统率北洋軍向武漢進攻。袁督师到鄂，驻节孝感萧家港。

对北京的东西夹击：山西独立与滦州兵谏

10月29日山西独立。同日新軍第二十镇在直隶境内发动滦州兵谏，提出解散皇族内阁等《十二条政纲》。

内阁更迭与重大信条十九条的出台：袁世凯逐步控制北方政局

内阁总理大臣愛新覺羅·奕劻称病上奏辞职。11月1日，摄政王载沣被迫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为内阁总理大臣组阁。

11月2日，在攻下漢口之後，袁世凯便按兵不動，開始暗中與南方議和。11月3日清政府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11月6日，溥仪下罪己诏，释放革命党刺客汪兆銘、黄复生、罗世勋。11月13日，袁世凯帶衛隊抵京任内阁总理大臣。11月16日，组成袁世凯内阁。12月6日，袁世凯迫使醇亲王载沣辞去监国摄政王职位，退归府邸。12月16日，调馮國璋来接替禁卫军总统，解除良弼禁卫军第一协协统职，调禁卫军炮队支援围剿山西革命军，分散禁卫军力量，又用准备出征的名义把禁卫军调出城外，派段芝贵另编拱卫军，驻扎城裏。北京完全被袁世凯所控制。到12月18日南北议和谈判开始之前，当时关内18省都发生过武装起义，其中湖北、湖南、陕西、江西、云南、江苏（含上海）、贵州、浙江、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共十三省宣布独立，只有直隶、河南、甘肃、山西、山东五省在袁世凯控制下之外，其中山西、山东、甘肃境内宁夏地区都曾宣布独立，后被袁军控制。

革命党在北京的军事活动

11月29日，直隶革命党人按照汪兆銘与袁克定约定，在北京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三处发起对紫禁城进攻。可是，晚上放火为号进攻时，遭到事先埋伏的清军包围，革命军先锋队队长陈雄、高新华自杀，李汉杰被捕，三天后遭凌遲处死。

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當天，南北议和代表唐绍仪（左）、伍廷芳（右）和英国商人李德立合影，摄于上海戈登路的李德立寓所。照片下為各人英文簽名。[63]

袁世凯在被清廷起复前夕，便会见过来访的革命党人朱芾煌。朱劝告袁世凯同南方议和以换取大总统之位，袁世凯权衡利弊，上台后采取剿抚兼施的策略，进而准备和南方开始谈判。[64]

11月1日之后，袁世凯分别致信黎元洪和民军总司令黄兴。在分别收到二人复信，得到将获总统职位的保证后，于11月10日派旧部刘承恩、副官蔡廷幹（海军正参领）作为私人代表，赴武昌议和。黎元洪迫于主战派压力，要求袁世凯倒戈北伐，并保证“以项城之威望，将来大功告成，选举总统，当推首选。”刘、蔡二人携黎元洪致袁世凯亲笔信回京复命。此后袁世凯通过攻克汉阳，大挫民军锐气，迫使民军方面不得不进行停战谈判。

11月26日，袁世凯通过英国公使朱邇典及英国驻汉口总领事葛福（Herbert Goffe，1870-1939）[65]向军政府和各省代表提出议和三条件：停战，清帝退位，选袁世凯为大总统。11月29日，袁克定密遣朱芾煌携汪兆铭函到武昌前线奔走协调停战，因事先未得通报，朱芾煌于11月30日被冯国璋拘捕，经袁克定营救，由汉口押送北京后当即被释放。[64]11月30日，袁世凯再派密使刘承恩、蔡廷幹赴武昌与黎元洪谈判。同日，各省代表自上海汇集至武汉，在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召开各省代表第一次会议，同意与袁世凯议和。由于英国驻汉口总领事表示，黎元洪必须能够代表各省，方可谈判议和。各省代表会议当日遂议决，以鄂军政府为中央军政府，黎元洪以大都督名义执行中央政务。12月1日，南北双方签订《武汉地区停战协定》，武汉地区于12月3日上午8时至12月6日上午8时停火三天。12月3日，武汉地区停火，进行休战谈判。此后南北双方先后签署过五次协议，将停战最终延续到1912年1月29日。

1909年3月27日英国驻华公使朱邇典爵士在北京紫禁城向新任摄政王载沣递交国书。图中左起第六人为朱邇典爵士，左起第四人为威廉·莱昂·麦肯齐·金，其他人物还有謝立山（Sir Alexander Hosie）、Colonels Anderson、韦乐沛（Michael Edward Willoughby）、格雷医生（Dr. Gray）以及三名英国驻华使馆秘书

12月7日，上谕“著袁世凯为全权大臣，由该大臣委托代表人驰赴南方，切实讨论，以定大局。”12月8日，袁世凯发布内阁咨文，派唐绍仪为总理内阁大臣的全权代表。12月9日，唐绍仪等离京赴武汉与黎元洪或其代表商谈大局。而南方各省内部则纷争不断。12月7日，黎元洪提名伍廷芳为议和全权代表，温宗尧、汪兆铭、王宠惠、钮永建为参赞，胡瑛、王正廷为湖北特派代表，组成议和代表团。12月9日，各省代表正式推举伍廷芳为民军议和全权总代表。由于各省代表受同盟会影响，已议决“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故他们不赞成黎元洪在武昌谈判的意见，而支持在南京谈判。12月11日，唐绍仪抵汉口，第二天过江到武昌会晤黎元洪，被告知要到上海谈判。原来，伍廷芳受张謇、赵凤昌等人劝阻，托英驻沪总领事请朱邇典爵士向袁世凯说项，令唐赴沪议和。于是，袁世凯12月13日电令唐绍仪“赴沪讨论”[66]。张謇、赵凤昌等成为南方议和幕后主导。

12月18日，在上海南京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市政厅，南北议和会议开幕，参加会议的除南北议和代表外，还有英、日、美、德、法、俄6国驻沪总领事及外商代表李德立。在这第一次会议上，双方很快就承认共和达成一致，并在“召开国民大会表决国体”即所谓“和平解决”办法上达成共识，但对国民会议的召集、召开时间与地点、组成等问题争执不下。12月20日，双方举行第二次会议。

同时，清军主和派将领见同盟会方面的黄兴即将取代黎元洪成为南方临时政府首脑，便由段祺瑞的参谋长靳云鹏派出私人代表廖宇春赴上海与黄兴谈判。参与谈判者有江浙联军参谋长顾忠琛，联军先锋队长朱葆诚、洪承点，文明书局经理俞复，北军红十字会会员夏清贻。12月20日，双方在文明书局签订五项条款：一、确定共和政体；二、优待清皇室；三、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四、南北满汉军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五、同时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地之秩序。[67]

南北议和的重要幕后人物赵凤昌

12月28日，袁率内阁大臣上奏，请召集临时国会公决国体。清廷召开御前会议，最终隆裕太后下懿旨，同意召集临时国会。12月29日，南北议和第三次会议召开，伍廷芳提出经过修订的《关于清皇帝之待遇》、《关于满蒙回藏之待遇》两项提议案，当日议决多项条款，其中首条即为“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从多数取决。决定之后，两方均须依从”。

同盟会方面不满南北双方达成的召开国民会议议决国体，选袁为民国首任总统的共识。黄兴、陈其美、宋教仁遂于12月26日在上海哈同花园公宴总理孙文之时，酝酿举孙为大总统，并由马君武唤起舆论。12月27日，黄兴、宋教仁等赴南京，连夜召集各省代表会议，提出成立政府、采用总统制、改行中华民国纪年并用阳历等事宜，筹备选举临时大总统。

12月31日，南北双方代表唐绍仪、伍廷芳等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双方签署協議，袁支持清帝退位，南方各省支持袁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召开国民会议议决国体。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正式成立，孫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1月11日、17日、19日，南京临时政府接连三次要求列强承认，均无一字答复。袁得知孙就任临时大总统后，1月1日致电唐绍仪，表示唐12月30日、12月31日以来行动超越权限，不能获得政府承认。唐绍仪当即请辞。1月2日，袁世凯准唐绍仪辞去和谈代表一职，并致电伍廷芳，否认伍、唐所订条款。

此后经张謇、赵凤昌斡旋，南北双方继续议和，主要讨论清室优待条件和南方履行承诺问题。此时南方议和的要角是孙。直隶諮議局、河南諮議局通过汪兆铭致电孙，首条即提出“清帝退位后，能否举袁为大总统？”。孙于1月14日复电保证“清帝退位，共和既定，袁有大功，为众所属，第一条件自无不能。”次日孙又致电伍廷芳，再次保证清帝退位，宣布共和之后，举袁为大总统。

1月16日东华门事件，袁遇刺，刺客属北方革命党，名义上为同盟会分支。1月18日，孙提出五条要约，命伍廷芳向袁转达。条款中有“在北京不得更设临时政府”；“得北京实行退位电，即由民国政府以清帝退位之故电问各国，要求承认中华民国彼各国之回章”。孙还特意电邀伍廷芳、唐绍仪“入宁面商，以决大计”，伍、唐二人却拒不赴宁。至1月21日，孙连发五电给伍廷芳，不断修改要约，并通报黎元洪“现虽未列入正式谈判，而进行颇确。若清廷仍不肯就范，则再战有词”。1月22日，孙将修改后的要约公诸报端，向袁施压。袁以孙所提条件与此前南北议和谈妥条件不符，拒绝接受。伍廷芳因孙推翻此前谈判达成的协议，十分不满，故致电孙请辞议和代表一职。

为了增加对付袁的筹码，孙通过王勳与流亡日本的盛宣怀密商后，1月26日，民国政府、汉冶萍公司、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于南京签订《汉冶萍公司中日合办草约》，合同规定“由公司借政府500万元应付现金若干，其余作为政府向三井购买军装之需（英文本作 ‘购买武器与军火’）”[68]由于该约严重侵害中方利益，中外舆论一时哗然。该约未获参议院通过，并受到汉冶萍公司股东大会反对，故最终作废。

2月3日，孙会见充当日本政、经两界联络者森恪时称，“余等希望将满洲委托给日本，而日本给革命以援助”。“万一数日间无足够资金以救燃眉之急，许多军队要离散，革命政府将遭瓦解的命运”，并称在阴历年底必须得到一千五百万元，否则将不得不把政权拱手交给袁。当天森恪即将经过孙、胡汉民修改的加急电报发给三井物产顾问益田孝，指出“孙答应租借满洲，日本为防止革命军之解散，在汉冶萍公司五百万元外，应立即借一千万元，以中止与袁世凯和议，故孙文或黄兴为了满洲之契约将到日本一行。孙文答应‘满洲之事如有意实行，在四日之内，汇一千万元并电告，即可与袁中止和议’。”2月5日、2月6日，孙又接连致电森恪催日方答复。日方因恐外国干预，故于2月8日通过益田孝复电森恪，未允提供一千万元军费，反而劝告孙、黄兴与袁世凯妥协。[69]

袁世凯的上位

11月1日，清政府命袁为内阁总理，海外华侨，留学生和国内舆论界中有人认为“袁世凯资格，适于总统”，主张争取袁世凯反正，推举其为第一任大总统。11月9日，黄兴致函袁，希望他“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主张给袁世凯“一个民选的总统”，避免曾国藩剿灭太平天国的悲剧。11月16日，孙文在巴黎也致电国民军政府，表示同意举袁世凯为总统。

武昌对上海：籌組中央政府的竞争

任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时的黎元洪

沪军都督陈其美

江蘇都督程德全

1911年11月，以黎元洪為首的武昌集團和以沪军都督陳其美、江蘇都督程德全為代表的上海集團，同時展開籌組中央政府的活動。11月9日，黎元洪以湖北軍政府都督的名義，向獨立各省發出通電，要求各省速派代表到武昌開會，商組中央政府事宜。11月11日，上海都督陳其美、江蘇都督程德全等三省军政府都督電邀各省派代表到上海開會。11月15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在上海舉行会议，上海、江蘇、浙江、福建等省代表參加。武昌集團堅持會議要移到武昌召開。由於武昌最先發動起義，多省代表已抵達武漢，同盟會主要領導人黃興、宋教仁等人也在武漢。最後，上海集團讓步，議決各省代表赴武漢，定于30日在汉口召開會議，商議組織臨時中央政府，制定《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但每省在上海仍須留1名代表作爲通信聯絡機關。

11月21日，各省代表陆续到达武昌。此时恰值清军攻陷汉阳，武昌危急。各省代表于11月30日在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召开第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十四省代表二十四人，推湖南代表谭人凤为议长。议决临时政府成立以前，由鄂军政府代中央军政府职权，鄂军都督代中央军政府大都督。12月2日，决定先制定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选举雷奋、马君武、王正廷为组织大纲起草员。并作出“如袁世凯反正，当共举为临时大总统”的决定。12月3日，会议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分三章共二十一条，即日由全体省代表签名宣布。同時決定以南京為臨時政府所在地，確定臨時政府為總統制共和政府。各省代表於七天內齊集南京，如有十省以上代表到達，即開臨時大總統選舉會。

12月4日，宋教仁、陳其美等却召集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沈恩孚、俞寰澄、朱葆康、林长民、马良、王照、欧阳振声、居正、陶凤集、吴景濂、刘兴甲、赵学臣、朱福诜在上海江苏省教育总会举行会议，列席會議的還有章炳麟、赵凤昌、章驾时、蔡元培、王一亭、黄中央、顾忠琛、彭锡范。大会以投票的方式，议决公電孫文歸國主持大政，推舉黃興為假定大元帥，黎元洪為副元帥，由大元帥主持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議決黃興對於大元帥一職再三推辭，黎元洪卻不願屈居黃興之下，表示反對，17日改推舉黎元洪為大元帥，黃興為副元帥。在讨论国旗时，湖北代表提议用十八星旗，福建代表提议用青天白日旗，江浙方面提议用五色旗为国旗象徵五族共和，红、黄、蓝、白、黑，象征汉、满、蒙、回、藏。最后形成以五色旗为国旗、铁血旗为陆军旗、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为海军旗的折衷方案。[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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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旗：五色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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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军旗：铁血十八星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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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军旗：青天白日滿地紅旗

革命党人的内讧

各地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人内部因争权夺利而发生一系列重大的内讧事件。武昌方面，有武昌起义前后孙武等人领导的共进会和蒋翊武等人领导的文学社的内讧，在内讧中文学社力量大损，詹大悲东下，宋锡全被杀，后共进会拥戴黎元洪，文学社拥戴黄兴，此亦有湘鄂矛盾在内。[71]上海方面，陈其美同李燮和争沪军都督；1911年12月12日，江浙联军司令部参谋长陶骏保在沪军都督府被陈其美杀害；1912年1月光复会领袖陶成章于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廣慈醫院被陈其美指使蒋中正刺杀。广东方面，新闻记者出身的广东都督陈炯明枪毙同样由新闻记者出身的民团总局副总办黄世仲，后以武力裁撤王和顺的惠军。广州《公言报》记者陈听香替王和顺打抱不平，遂被陈炯明以“依附叛军，妨害军政”等罪名逮捕并枪杀。[72][73]

临时中央政府的建立与中華民國的成立

中國圖書公司（China Printing Company）於1912年印製的月份牌，同時標出陰曆和陽曆。中華民國採用陽曆作爲國曆，改變中國幾千年的曆法傳統。

12月11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上海和汉口两地的17省代表来到南京，继续商讨建立中央政府事宜。12月14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开会，決定根據《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選舉總統，此時代表们分成支持在湖北立首功的黎元洪以及支持黃興兩派，相持不下。12月15日，代表获悉袁世凯赞成共和，決定暫緩選舉臨時總統，虚位以待袁世凯反正。

12月25日，孙文从法国马赛回国抵达上海。孙文由于有着比较高的威望，受到许多革命团体的支持，成为众望所归的总统人选。立宪派和旧势力也认为孙文是在争取袁世凯反正之前的总统人选。12月28日，在南京召開臨時大總統選舉預備會。12月29日，各省代表在南京江蘇諮議局会议厅召開選舉臨時大總統會。臨時大總統根據《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第一條：「臨時大總統，由各省都督代表選舉之；以得票滿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者為當選。代表投票權，每省以一票為限。」選出。參加選舉的有直隸、奉天、山東、山西、河南、陝西、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廣西、雲南、四川等十七省代表四十五人，孫文獲得十七張有效票中的十六票，當選為第一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黄兴获得一票，系湖南省代表谭人凤所投（一说浙江省代表所投[74]）。

1912年1月21日，南京临时政府内阁召开第一次会议。桌端主持者为孫文。[75]其他参会人员有，左侧自左至右：1海军总长黃鍾瑛，2教育次长景耀月，3教育总长蔡元培，4财政总长陈锦涛；右侧自左至右：1黄兴，2外交总长王宠惠，3财政次长王鸿猷

1912年2月15日，孫文率南京临时政府官员及南京临时参议院参议员出发赴明孝陵祭奠明太祖朱元璋前，与总统府人员及参议员在临时参议院正门前合影。[76][77][78]

1912年1月1日，孫文在南京正式宣佈中華民國成立，並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强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1月2日，孫通告各省廢除陰曆，改用陽曆，以民國紀年，1912年為中華民國元年。同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会议通过《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修正案》，修改有关临时大总统及副总统的选举规则及职权的条款。1月3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會議推選黎元洪任臨時副總統，並通過孫文提出的臨時政府内阁各部總長、次長名單，正式組成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臨時政府下設十個部，陸軍部總長黄黃興兼任參謀本部總長，海軍部總長黃鍾瑛，外交部總長王寵惠，司法部總長伍廷芳，財政部總長陳錦濤，內務部總長程德全，教育部總長蔡元培，實業部總長張謇及交通部總長湯壽潛。此外，總統府秘書長胡漢民，法制局長宋教仁，印鑄局長黃復生。1月11日，各省代表会议通過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為綱領，以南京為臨時首都，以紅黃藍白黑五色旗為中華民國國旗，象徵五族共和之意。1月28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會議成立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并选举參議員，推选林森、陳陶遺任正、副議長。

临时政府教育部公开征求国歌。1912年2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公报上刊出一首题为《五旗共和歌》的国歌拟稿，由沈恩孚作词，沈彭年譜曲。[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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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孫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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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印，現藏臺北國父紀念館。

滦州起义與清朝官员意见的分歧

12月6日，袁世凯迫使醇亲王载沣辞去监国摄政王职位，退归府邸。1月2日，清將領姜桂題、馮國璋、張勳、張懷芝、曹錕、王占元、陳光遠、李純、王懷慶、張作霖等十五人電內閣，誓死反對共和，請飭各親貴大臣將在外國銀行所存款項提回，接濟軍用。同日，京东发生滦州兵谏与滦州起义。

1月3日，陸徵祥等駐外各使節電請清帝退位。1月5日，段祺瑞自漢口退駐孝感。1月7日，清第一軍總參贊官靳雲鵬自漢口到北京，謀聯合各軍，要求共和。同日，日本輪船密運步槍一萬二千枝，子彈二千萬發，機關槍六挺，山砲六門抵南京。1月10日，清軍王懷慶镇压滦州起义。

宗社党：满洲贵族的最后抗争

1月11日，黎元洪下令北伐。由於局勢惡劣，清庭於1月12日舉行王公会议。愛新覺羅·奕劻主依优待条件交出政权；載澤、载洵、愛新覺羅·善耆及恭亲王溥偉反对，并与良弼、鐵良、愛新覺羅·毓朗等决组宗社党与南方对抗。1月19日，宗社黨組織君主立憲維持會，推舉馮國璋為會長，散發《北京旗漢軍民公启》，反對共和，指責奕劻。

全国政治的重心：袁世凯

彭家珍、杨禹昌、黄之萌、张先培四烈士墓遺址，位于今北京动物园内。

1月16日，袁在下朝的路上，在东华门丁字街遭到京津同盟会分会组织的炸弹暗杀，炸死袁卫队长等十人，袁幸免于难。1月20日，南京临时政府向袁正式提出清室优待条件。1月22日，孫文發表聲明，只要袁贊成清帝退位，自即行辭職，讓位于袁。袁得到这个保证后，便加紧逼宫。袁以利害游说和买通庆亲王奕劻和那桐，并以金钱贿赂隆裕太后身边受宠太监张兰德，威吓隆裕太后稱大势已去，如果革命军杀到北京，则皇室生命难保，而若同意让位，则可有优待条件。

1月22日，英国公使朱邇典会同法、俄、日公使声明赞成清室退位。美國不愿干涉中國内政，不曾参加。

1月26日，在袁授意下，段祺瑞率北洋將領共47人联名致电内阁、军咨府、大清国陆军部和各王公大臣，提出民军已答应对清朝皇室、王族及满蒙回藏各族的优待条件，陈情“即此停戰兩月間，民軍籌餉增兵，佈滿各境，我軍皆無後援，力太單弱，加以兼顧數路，勢益孤危”，要求“懇請渙汗大號，明降諭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體”。到2月2日为止，联名增加到50人，故稱《北洋五十將乞共和電》。

1月26日强硬派宗社党首领良弼在住宅门口被京津同盟会分会刺客彭家珍炸成重伤，三天后死亡。善耆、溥伟分逃大连、青岛。

1月29日晚，北方革命军总司令胡鄂公领导发动辛亥天津起义但遭到失败。2月7日上午，北方革命军总司令部遭到袁部下及天津英租界当局破获，大批革命党人被天津英租界当局逮捕。

清帝逊位与清朝的灭亡

1月29日，召开清廷御前会议，会上决定退位，以取得革命党人的优待条件。2月3日，隆裕太后授予袁全权，与南京临时政府商定清朝皇帝退位条件。

2月4日，段祺瑞联合王占元、何丰林、李纯、王金镜、鲍贵卿、李厚基、马继曾、周符麟等共九人发出乞共和第二电，专致“近支王公、诸蒙古王公、各府部院大臣”，声言兵諫“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

清帝逊位詔書，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副署者有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署外務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趙秉鈞、署度支大臣紹英、學務大臣唐景崇、陸軍大臣王士珍、署海軍大臣譚學衡、司法大臣沈家本、署農工商大臣熙彥、署郵傳大臣梁士詒、理藩大臣達壽

2月10日，南京参议院通过《清室优待条件》和张謇起草的《清帝退位诏书》。优待条件第一部分即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

• 一，大清皇帝尊号不废，民国政府待之以外国君主之礼。
• 二，民国每年拨四百万元供皇帝支出。
• 三，皇帝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
• 四，清王室的宗庙陵寝，永远奉祀，并由民国派兵保护。
• 五，德宗崇陵所有产用经费由民国支出。
• 六，宫内执事之人，继续留用，唯不得招阉人。
• 七，皇室私有财产，由民国派兵保护。
• 八，禁军编入民国陆军。

除上述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八条外，还有清皇族待遇之条件四条，及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七条。

2月12日，在清朝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等大臣的勸說和逼迫下，宣統帝溥儀的母后隆裕太后接受清室《優待條件》，發布《退位詔書》（遜位詔書），宣佈清宣統皇帝退位，並授權袁世凱組織臨時共和政府。

《退位詔書》由张謇起草，並由臨時參議院通過，但其中，“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為袁手下所添加。至此，大清帝國正式終結，並被中華民國取代與繼承。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正式宣告滅亡，中國兩千年來的帝制也正式結束。

民國統一大慶典与孙总统祭明太祖

2月13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文向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发出《辞临时大总统文》和《推荐袁世凯文》。

2月15日，南京舉行民國統一大慶典。其中一项内容为孫率南京临时政府官员赴明孝陵祭奠明太祖朱元璋。孫发表《祭明太祖文》和《谒明太祖陵文》。在这两文中，孙回顾明太祖驱逐蒙古人，推翻元朝统治，使华夏摆脱夷狄统治获得光复的丰功伟绩，并将推翻满人的清朝建立中华民国视作明太祖业绩承续，以告慰明太祖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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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文祭明孝陵時向文武百官講話。图内后方挂有明太祖像，像下放有明太祖牌位，两旁摆放着五色旗及十八星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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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年2月15日，孙文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各部部长、右都尉以上将校等在明孝陵祭奠明太祖朱元璋。背景同左图。[80][81]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外交部迎宾馆内就任临时大总统

1912年4月1日，中华民国元年孙大总统向临时参议院辞职摄影

《共和万岁》，作者不详，不晚于1930年。该画同时绘有五色旗、十九星旗和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宣传海报《民国共和万岁》，作者不详，1912年？。海报上绘有孙中山（孙大总统）和袁世凯（袁大总统）的头像。海报下方有一句中式英文：THE CHINESE REPUBLIC FOR EVER.

宣統退位後，1912年2月13日孙提出辞呈，向南京临时参议院推荐袁接任。2月15日臨時參議院選袁任臨時大總統，議決臨時政府仍設在南京，並電袁前來受職；未受任前，政務仍由孫總統繼續執行。袁世凱以北京兵變為由，坚持遷都北京。

3月8日臨時參議院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试图通过内阁制对大总统的权力加以限制。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宣誓就職中華民國第二任臨時大總統。此时，孙中山在南京仍未解任，而袁世凯在北京已经宣誓就职，形成南北两个临时大总统的局面。

4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解任。4月2日临时参议院议决臨時政府遷往北京。4月4日临时参议院议决该院迁往北京，并且于4月8日休会。4月29日，北京临时参议院行开院典礼。5月1日，参议院改选议长，选吴景濂为正议长，汤化龙为副议长。

5月，北京临时参议院讨论国旗统一案。5月14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以五色旗为国旗，以五色旗左方上角占全旗四分之一置十九星旗为陆军旗，以五色旗左方上角占全旗四分之一置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商旗适用国旗，陆军旗和海军旗。该案咨达袁世凯时，袁提出仍以十九星旗为陆军旗，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6月5日获得临时参议院通过。6月11日，此案由袁世凯发布临时大总统令颁布施行。[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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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国国旗暨商旗：五色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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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军旗：十九星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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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军旗：青天白日旗

妇女运动的兴衰

辛亥革命前后，随着政治气氛的宽松，一些具有新思想的女界领袖趁机发动女子参政运动，试图使中国妇女取得参政权，实现男女平等。民国元年（1912年）1月5日，中国社会党内女子参政同志会会长林宗素由上海前往南京，代表女子参政同志会拜会孙中山，希望得到孙中山对女子参政的支持。孙中山对“承认女子完全参政权”表示赞同。后该消息发表在《民立报》和《申报》上，引起中华民国联合会的章炳麟（会长）、程德全（副会长）、张謇（特务干事）等人的强烈反对，孙中山不得不称女子参政权须到“将来”方能实现[83]。此后女界领袖唐群英（女子后援会会长）、林宗素（女子参政同志会会长）、沈佩贞（女子尚武会会长）、吴木兰（女子同盟会会长）、王昌国（女国民会会长）等人先后致信南京临时参议院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要求中央政府给还女子参政权”，但女子参政权仍未列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引发女界大闹参议院事件。1912年4月8日，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在南京成立，唐群英被举为会长。该会的宗旨是“实行男女平等，实行参政”。由于宋教仁等为实现“政党内阁”，故7月16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同盟会改组会议上迁就某些政团的要求，公然删除党纲中“男女平权”的内容。8月25日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的国民党成立大会上，唐群英痛斥宋教仁，并打了宋教仁一记耳光，林森也挨了唐群英一记耳光。1913年袁世凯继宣布解散国民党之后，又下令取缔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女子参政运动遭到无情镇压。[84]

外国列强的支持

武昌起義之后，在中国有重大利益的外国列强保持观望态度，并试图从北京政权或武昌政权中寻找到最能符合各方利益的一派来支持。1913年4月8日，中華民國第一届民選國會正式揭幕，巴西即於是日首正式承認中華民國，其他各国继之[85]^:227。1913年4月9日秘魯，5月2日墨西哥，5月4日古巴承認中華民國。1913年5月2日美国在列强中率先承认中华民国。1913年10月7日，英國，法國，俄國，德國，日本，意大利，奧匈帝國，荷蘭，比利時，葡萄牙，西班牙，丹麥，瑞典共13国同时宣布承认中华民国。

北洋政府与南北矛盾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凱举行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典礼，此后于1913年内將總統府從铁狮子胡同的府址遷到中南海，並於1913年將寳月樓改建為新華門，作爲總統府南大門，将中南海西侧路更名为府右街，新华门前的路更名为府前街

從此至1928年間稱為「北洋時期」，該時期的中華民國政府也稱為「北洋政府」。

1913年2月，中國首次根據《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規定，進行國會選舉。國民黨所得議席最多，預備由宋教仁出任內閣總理。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身亡，袁被認為是背後策動暗殺者。[86]7月，孫發動二次革命，武力討袁，但被袁擊敗。二次革命終於失敗，國民黨及國會終被袁強迫解散[85]^:229。1913年10月6日，袁经国会选举，正式当选中华民国总统。

袁就職後，坚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断绝一些革命黨人分省独立的企图。同时袁积极与列国交涉，保全中国对蒙古和西藏主权。

但是袁世凯1915年废共和称帝，遭到反对，引发護國戰爭，袁旋即宣布取消帝制。1916年6月6日，袁病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中国进入各省區军阀割据时期。孫則在廣州多次組織護法運動（即“三次革命”），中國出現南北分治局面。

当时成功的中国革命党人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治国方案，遂按照美国宪法，美国政治体制，实行总统共和制。儘管因為現實社會條件的限制和参政者們對法律的理解分歧，例如孫文為約制袁世凱而隨意更改《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袁世凱後來又因稱帝而中止約法，民國初年共和体制并未真正贯彻实施，但这畢竟是中國首次試圖實行共和政體，推動共和觀念在中國的傳播，使民主与共和的价值观得到确立，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也是一場深刻的思想啟蒙運動。自漢代董仲舒以來的中國思想中，君臣關係是「三綱五常」中三綱之首，皇帝不僅是政治上的權威，也是文化中諸多價值觀念的重要依據與合法性的來源。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價值觀和政治思想的同時，也對於中國傳統以儒家為主的諸多價值觀的權威性產生衝擊，致使在其後的新文化運動中一度出現打倒孔孟、「全盤西化」等民族虛無主義思想。文化權威的消失，也造成這一代知識分子產生前所未有的焦慮感，因此如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三民主義、社會主義等具有完整系統的新價值體系，成為了大批中國知識分子的新信仰。

此外，辛亥革命後，除了袁世凱曾經大致統一全國之外，其他中華民國的政權都未曾直接統治整個中國（如號稱統一的國民政府只能收到五個省的稅收），1928年國民政府北伐成功，已經有機會統一全國，但是共產黨在中國不斷與國民黨對抗，加上日軍侵華，令中國不能統一，直到1950年代，中國大陸才由中國共產黨再度統一。長期的分裂及戰亂，對於中國的經濟發展及現代化建設造成阻礙。

辛亥革命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是有限的。辛亥革命雖然常被稱作「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但當時中國其實缺乏一個強大的資產階級，參與革命者也並非以資產階級為主，而革命的成功也未直接促成資產階級的進一步發展。辛亥革命的結果並沒有像西方資產阶级革命那樣，重新建構社會結構。辛亥革命只打倒社會頂層的滿人權貴，但中國傳統地方社會居領導地位的各省士紳及漢人舊官僚却未受根本性冲击。因为主导各地辛亥革命的更多的是軍人、舊式官僚、地方士紳。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權力。虽然革命党的一些主要领袖如孙中山等人出身平民，但中國貧窮的平民階層在辛亥革命后的生存條件却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

辛亥革命后的軍閥割據，大量戰亂及軍人政治方令傳統上擁有知識和功名的士紳官僚力量漸衰，代之而起的是具軍事背景的人物以及地方土匪惡霸，直到1950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大力展開的土地改革運動和鎮壓反革命運動才基本肅清這些土惡勢力。

辛亥革命對於18世紀后的人口劇增，清末土地兼并以及西方列強對中國的壓迫和經濟侵略等問題，沒有從根本上動摇。最后一块外国在华租借地直到二战结束后由国民政府接收，而西方国家在中国的最后一块殖民地澳门至辛亥革命成功88年后的公元1999年从葡萄牙收回。

辛亥革命爆發前的革命組織，多以漢族為本位。他們提出“驅除韃虜”後所建的民國，往往指單限於以漢族為主的十八行省（武昌起義時所用的十八星旗即為佐證）；满洲（黑龍江省、吉林省、奉天省）、内蒙古、外蒙古、新疆（時已為新疆省）和西藏都被排除在外，給滿族、蒙古族等少數民族造成巨大的心理壓力，特別是他們的上層分子更是對革命、共和疑懼重重。武昌起義爆發後，清朝權威下降，自顧不瑕，列強更趁機支持邊疆地區的民族獨立運動。因此邊疆民族地區出現的亂局除了外國勢力干涉的誘因外，這種主觀認同的差異當是重要的原因之一[87]。

外蒙古独立与唐努烏梁海问题

辛亥革命后，随着清朝统治的逐渐瓦解，在俄羅斯帝國驻库伦（现乌兰巴托）领事的策动下，外蒙古藏传佛教格鲁派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访问俄國。11月30日俄、蒙军队包围清政府驻库伦的库伦办事大臣衙门，解除清军的武装，并将办事大臣三多及其随从人员押送出境。12月28日，哲布尊丹巴在库伦登基，宣佈「大蒙古國」獨立，並自称日光皇帝，年号共戴。此独立未被当时的清朝政府和后继的中华民国政府承认。而唐努乌梁海则在1944年并入苏联，现属于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

内蒙古问题

在俄罗斯帝国及外蒙古的策动下，内蒙古各地也发生独立运动。胜福等人发起呼伦贝尔独立，被外蒙古任命为统辖呼伦贝尔大臣。乌泰则掀起东蒙古独立，被外蒙古封为进攻中华民国第一路军司令。1912年至1913年，北京政府先后召开东蒙王公会议、西蒙王公会议，稳定内蒙古王公，防止外蒙古独立波及内蒙古。

清帝宣布退位後，蒙古王公的態度雖然發生轉變，但仍然是有條件的。在1912年1月29日的御前會議上，駐京蒙古王公表示：“若以中國國體而論，本宜於君主，而不宜於民主。惟今日全國人心既皆堅持共和，且各親貴亦多贊成此事，我輩又何所用其反對。今惟全聽御前會議如何解決，如決定共和，我蒙古自無不加入大共和國家。”[87]

西藏问题与西姆拉条约

1910年，清朝借故由赵尔丰率两千军队，强行驻扎于拉萨，达赖因此前往印度避难，而清朝则再次取消其“达赖喇嘛”的封号。在大吉岭的达赖开始与英国人接触，希望通过英国、印度的帮助，使西藏获得更大的自治。随着辛亥革命爆发，各地发生兵变，赵尔丰在四川被杀，驻藏军队也采取行动，抓捕清朝的驻藏大臣，但在随后与藏军的冲突中，被缴械投降，后全部被遣返内地。1913年1月，达赖回到拉萨。袁世凯发电报，表示要恢复其封号，而达赖在回复中，则直接重申他对西藏的全权统治，这份声明甚至被部分西藏人看作“独立宣言”。内地对西藏的影响急转直下，而后西藏各地产生“驱汉事件”。为了防止内地军队再次入藏，噶厦开始从英国购置军火，绝大部分藏军都被部署到西康，这也导致西藏北部疆域无法得到有力的维持。由于军费开支的猛涨，更加剧西藏的内部矛盾。中华民国政府由于忙于战事，对西藏主要采取外交策略，特别是在国际场合不断地强调对西藏的主权，但西藏的实际统治者一直是位于拉萨的噶厦政府，直到1950年解放军进藏后西藏的实际统治权才再次被中国中央政府收回，但西藏噶厦政府直到1959年十四世达赖喇嘛外逃印度后才被中央政府解散，并在1965年被西藏自治区政府取代。1914年，在英、中、藏三方西姆拉会议上，英、藏双方签定协议，西藏噶厦将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割让给英属印度，也就是现在的印度阿鲁纳恰尔邦，对于此协议，中华民国以及后来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拒绝承认。后因此中印两国于1962年爆发军事冲突，史称中印边境战争两国在藏南地区、阿克赛钦地区以及洞朗地区的边境对峙则时有发生。

新疆

辛亥革命爆發後，新疆地區哥老會起事，革命黨人在伊犁成立軍政府。原新疆巡撫袁大化任命楊增新為提刑按察使，訓練穆斯林軍隊。後來袁大化逃離新疆，衆人推擧楊增新為督軍。其後袁世凱任命楊增新為新疆都督，封其為一等伯。袁世凱死後，楊增新長期任新疆省長。他靠老練的政治經驗與軍事實力，平定哈密、阿克蘇的動亂，分化並鎮壓各地哥老會與農民起事，並與伊犁軍政府和談達成統一；爾後逐步排除軍政府人物的影響力，掌握實權。到他1928年去世為止的17年中，雖然楊增新名義上接受北洋政府的管轄任命，後來接受南京國民政府領導，但他是新疆的實際統治者。但在之后的20年里，由于苏联的干涉，在今天新疆喀什地区曾经成立过独立的国家，后被盛世才击垮，但新疆北部很多地区则一直处在苏联的控制之下直到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苏联才将这些地区归还中国，但苏联在新疆的影响力直到1962年伊塔事件爆发并关闭苏联驻乌鲁木齐和伊宁领事馆后才被清除。

馬來半島和新加坡華人介入中國革命活動是史無前例的。雖然革命活動主要在於挽救中國，但這一行動已對當地華人產生深遠影響，大致可以歸為：

• 馬新華人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
• 馬新華人團結力量的增長
• 新思想的湧現
• 政黨政治的影響

孫文於1911年12月29日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許多在馬來半島和新加坡中立派及保皇派分子轉而支持孫。馬來亞和新加坡各地華人開始剪掉辮子。在同盟會和孫號召下，當地華人也積極捐款支持革命。

辛亥革命後開啟民族主義思潮，成為馬來亞和新加坡華人維繫與中國關係主要思想源泉。由於民族主義思想鼓吹，數以千計當地華人青年回到中國參加推翻清朝，給予革命黨金錢援助。同時，也促進反對殖民統治的意志，不斷壯大。

當孫在馬來半島和新加坡開展革命活動前，當地華人並不團結，常有幫派之間和不同籍貫族群之間的爭。這阻礙革命思想傳播，影響華人社會經濟成長，並妨礙不同籍貫華人之間合作。

1906年，孫在吉隆坡主持中國同盟會支會成立儀式時發出警告，當地華人不團結最終將導致整個華人社會崩潰。因此中國同盟會展開各種宣傳，如閱書報社、夜校、戲劇表演，使不同籍貫集團為孫的革命而一起工作，使不同籍貫華人有機會逐步相互了解與合作以解決共同難題。1909年，在打巴成立的集群社正是灌輸團結思想組織。此外，在馬來半島和新加坡的學校傳播標準華語打破以往使用方言教學慣例，使不同籍貫華人有共同媒介語。通過努力，華人團結精神和國民意識逐漸加強。

孫的革命思潮帶為馬來半島和新加坡帶來新思想，衝擊華人傳統舊社會和舊傳統。利他主義，捨己為群，平等和自由之觀念因此不斷傳開。設立女子學校受到鼓勵，女人被允許參加社會活動甚至參加革命。

1912年8月13日，國民黨成立。在得到英國殖民政府許可後，國民黨在馬來亞成立國民黨馬來亞支部。由於英國殖民政府認為國民黨並非與殖民政府對抗，1912年12月18日，又許可在新加坡成立國民黨星洲聯絡支部。北京的國民黨於1913年被解散後，其後繼各黨派在馬來亞繼續進行合法活動，直到1925年中國國民黨註冊被英國殖民政府吊銷，理由是未根據社團法令提供所需資料。儘管如此，中國國民黨並未停止活動，而是繼續以秘密形式存在。中國國民黨在馬來亞和新加坡的活動，為日後中国抗日战争、馬來亞和新加坡政治運動等帶來深远影響。

《孫中山像》 1921年 李鐵夫

民國初年，知識分子和革命者尚為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滿清而興奮，對辛亥革命成就有高評價。然而，由于共和民主没有真正实施，因此人们从不同角度作出反思。孫在1921年《复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书》中提到“現在我的朋友們都承認：我的辭職是一個巨大的政治錯誤，它的政治后果正像在俄国如果让高尔察克、尤登尼奇或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跑到莫斯科去代替列宁而就会发生的一样。”[88]孫在遺囑內也囑咐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當時知識分子認為政治革命不足以救中國，因此要進一步發動文化改革。

1920年代以後，國共兩黨對於辛亥革命有較高評價。這種評價在1950年代以後的海峽兩岸，仍为主流觀點。

中國國民黨視孫為中華民國國父，視辛亥革命為其領導成功的革命，賦予辛亥革命極高評價，辛亥革命是現代中國史起點，是中國能發展成民主及現代國家最重要關鍵。對辛亥革命積極評價是中國國民黨内各派共識。如中國國民黨左派代表人物何香凝，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讲话中认为“辛亥革命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它摧毁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在广大人民中传播了民主共和国思想的种子，促进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新发展。”[89]

中國共產黨雖然認爲辛亥革命由於資產階級妥協和軟弱，只是推翻清朝专制统治，沒有提出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主張，沒有建立共和體制，更沒有進行土地改革和深刻的社會革命，來達到平均地權的主張，而是在列強壓力下，與代表舊勢力的袁世凱妥協，把勝利果實拱手相讓，但同時又認可辛亥革命具有階段性成就，為後來進一步革命奠定基礎。例如1954年9月14日，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臨時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後，講話指出，“孫中山及其一派人領導的辛亥革命，是人類歷史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一次。……孫中山比改良派又更進一大步，他公開號召實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統治，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華民國和臨時革命政府，並制定了一個《臨時約法》。辛亥革命以后，誰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所以我們說它有偉大的歷史意義。”[90]。1954年9月15日，刘少奇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关于宪法草案报告中认为“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9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來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我国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了空前的大解放，为以后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92]1982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中，首次将辛亥革命纳入宪法，称“一九一一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废除了封建帝制，创立了中华民国。但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

歷史學家冯崇义認為，由于当时革命派、立宪派、清王朝汉族实权派、满清王室四派势力的妥协精神，使得此次改朝换代成为中国历史上死伤人数最少、最和平的一次[93]。

魯迅表示：「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於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緊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94]；「（中華民國）竟沒有歷史上定例的開國之初的盛世，只枉然失了一條辮子。」[95]

章士釗晚年說：“今之論士，語涉辛亥革命，往往過於誇張，估計成功二字，溢量太不知何許。”[96]又如中國大陸的思想史学家李澤厚、劉再復等人，認為在20世紀初的中國，保留君主的漸進改革比暴力的革命更能使中國在穩定中發展，袁世凱、康有为、梁启超、嚴復、楊度等君主立憲的主張比孫中山更適合於當時的中國。李澤厚表示，如果選擇的是康梁的君憲道路「中國會好得多」，辛亥革命「其實是不必要的」，反而「促退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97]。

李澤厚表示：「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進主義思潮的結果：清朝的確是已經腐朽的王朝，但在這個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義，寧可慢慢來，通過當時立憲派所主張的改良逼著它邁向現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而一下子痛快地把它搞掉，反而糟了，必然軍閥混戰。所以，自辛亥革命以後，就是不斷革命：『二次革命』、『護國、護法』、『大革命』，最後就是1949年的革命，並且此後毛澤東還要不斷革命」[97]湘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陳宇翔不認同相關觀點：「如果認為是辛亥革命打斷了晚清立憲和中國走向憲政的大好前程，是完全站不住腳了……歷史觀的嚴重錯亂，是對20世紀以來為追求中華民族獨立和振興而奮斗和犧牲的人民的嚴重褻瀆。不可不察！」[98]

西方学者、汉学家和历史学家对辛亥革命也有研究。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评价辛亥革命仅仅是“政体的变革”，而“基本上是一场失败”。歷史學教授高慕柯（Michael Gasster）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大于它所有领袖的革命，是一次“没有真正领导者的革命”[99]。

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釗對革命派宣傳的三民主義和民主共和未能兌現感到十分憤慨，指出共和不過「徒炫耀其名，以賈吾民之歡心己耳」；所謂民政，不過是「少數豪暴狡獪者之專攻，非吾民自主之政也」；所謂幸福，不過是「少數豪暴狡獪者之幸福，非吾民安享之幸福也」，又指出：「今理想中之光復佳運，希望中之共和幸福，不惟毫末無聞，政俗且愈趨愈下，日即卑污，傷心之士，安有不痛憤欲絕，萬念俱灰，以求一瞑，絕聞睹於此萬惡之世也。」顯示出當時知識份子對革命宣傳的美好許諾未能兌現的痛苦欲絕之情[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