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良

周一良出身于著名的文化和企业世家建德周氏，其曾祖是晚清重臣周馥，祖父是清末醫學家、光緒進士周學海，父亲是知名实业家、收藏家周叔弢。

大学之前在私塾接受教育。1930年入北平燕京大學國文專修科。1931年入北平輔仁大學歷史系。

1939年到美國哈佛大學研究生院，主修語言及历史。二戰期間在哈佛大學陸軍特別訓練班教日語。1944年以論文《唐代印度來華密宗三僧考》獲博士學位，任哈佛大學日語教員。

1946年回国，任教于燕京大学。1947年转往清华大学。1952年以后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授，担任过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亚洲史教研室主任、系主任等职务。除此之外，周一良还曾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科学文化史》第三卷编委会的编委、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等职务。

1951年，因周一良投身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马列史观，其师陈寅恪写讽刺诗：

八股文章试帖诗，宗朱颂圣有成规， 白头宫女笑哈哈，眉样文章又入时。[4]

1953年，為配合對胡適的批判和清算，周一良發表「眉樣文章」《西洋漢學與胡適》，文中對胡適極盡污衊，在家信中将胡适称之为“文化买办”，一反49年之前与胡适之的亲密合作和敬重之态。直到1948年1月，周一良还特地将所藏《水经》经过周叔弢送给胡适，供胡适研究鉴定，胡适在此本上记“周本抄写最精致可爱……敬记谢意。”[5]

1954年，周一良参加全国文艺界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展开声势浩大的批判。

1958年，「大躍進」時進行學術批判，其又轉而批判陳寅恪。在晚年，周一良自述：‘当时我入党已经两年，对于党的号召更是无不积极响应，义无反顾。党叫我批判陈寅恪先生，我的态度和五年前批判胡适时就大不一样，不加任何思索就执行支部的意图，从未想到有一天万一跟陈先生见面的话何以自处，或者见陈先生于地下之时应该怎样。但是物极必反，这次“批陈”以后，我倒是逐渐更深刻地认识陈先生学术的伟大。"[6]

文革期间，周积极贴大字报，但被红卫兵斥责：“你不配贴大字报。”1967年，被抄家批斗，戴上“反共老手”等帽子，妻子下放五七干校。但据其子周启博语，“(他)对所受非人待遇甘之如饴”。[7]

1974年参加“梁效”写作组批林批孔。1980年接受两年政治审查并被公开批斗于首都体育馆。[8]

1963年，陳寅恪編訂《叢稿》時，將〈魏書司馬睿傳江東民族條釋證及推論〉文前記錄陳周師弟之情的序刪掉，以示往日師生情誼不再。文革後周一良收到一封匿名信，上款稱「周一良道兄」，信中毛筆大字「無恥之尤」，落款為「一個老朋友」。

汪榮祖通信時，提到了早年陳寅恪師在〈魏書司馬睿傳江東民族條釋證及推論〉文前寫了一段記師生情誼的感文後來遭刪，周一良寫道：「蔣先生編全集時，此節刪去，鄙意決非蔣先生隨意為之，當是寅老認為弟解放以後，曲學阿世，頗為遺憾，故略去此節。寅老用心，弟完全理解，而弟對寅老之崇敬及感情，自信絲毫未因此而存任何改變。」雖然汪榮祖有不同的解讀，認為蔣天樞係從永久價值著眼才有此舉，無論原因如何，可知周一良晚年對於陳師的感念與對自己的深刻反省。

1999年，陈寅恪诞辰110周年学术会议(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向陈先生请罪》，由胡守为教授代宣，书言

我相信我这个迷途知返的弟子，将来一旦见陈先生于地下，陈先生一定不会再以破门之罚来待我，而是像从前一样……就如同在清华新西院、纽约布鲁克林26号码头轮船上，岭南大学东南区1号楼上那样的和谐而温馨。[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