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

胡適家族世系是徽州胡氏中的明經胡，自古傳說出自唐哀帝（或唐昭宗）。到胡適父親胡傳（1841年-1895年）時，家業茶商，家道殷實。

1891年12月17日未時，胡適生于江苏川沙县（今上海浦东新区）。胡適父親胡傳（一說為胡珊[1]^:5）一生娶 3 位妻子。元配馮氏在太平天國之亂時罹難，胡傳續娶曹氏，胡傳在五次參加鄉試皆未中舉人後，放棄科舉之途，在中國東北寧古塔結識寧古塔邊務欽差大臣吳大澂後，受吳大澂推薦走上仕途，後追隨吳大澂，先後前往海南、協助治理黃河。胡傳曾任上海的淞滬里卡（稅收機關）總巡[1]^:5。胡傳再娶胡適生母馮順弟，是胡傳第三房妻子[1]^:5。所以胡適出生之時，父親胡傳已經 50 歲。

1893年，胡傳擔任台灣臺南鹽務總局提調兼辦安嘉總館，辦理臺南鹽務，此時 2 歲的胡適才随母親去台灣胡传任所居住。1893年，胡传代理臺東直隸州知州，胡適也隨父母親前往台東。然而，因清廷甲午戰爭戰敗，台灣割讓給日本，1895年胡適随母親離開臺灣回上海，后回祖籍安徽绩溪上庄，进家塾读书。未久，父親胡传病逝于厦门。

1904年，13歲的胡適在家人安排下与江冬秀订婚。江冬秀雖為鄉村女子，但卻是書香門第，雖不是博聞強識，也念過幾年私塾，識得幾個字。之後，胡適跟隨其三哥到上海，入梅溪学堂。

1905年，胡適进澄衷学堂。1906年，考取中国公学。1908年，入中国新公学，兼任英文教员。1910年留学美国，入康乃尔大学选读农科。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于约翰·杜威。

1917年的胡适

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同年，通过哲学博士学位的最后考试，但并未取得博士学位，回国后被人尊称“博士[6]” (十年後才正式取得學位），并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编辑《新青年》，回安徽绩溪与江冬秀结婚。1919年接办《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改良主义，引發“问题与主义论战”。1920年离开《新青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南京大学）暑期学校讲学。

1921年的胡适

1922年，任國立北京大學教務長兼代理文科學長[7]，创办《努力周报》。在《努力周报》第二期（5月14日）与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梁漱溟等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

1924年与陈西滢、王世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1925年2月，参加北京善后会议，并参与起草部分会议文件。1926年与其师郭秉文等人在美國发起成立华美协进社。1926年7月—1927年5月游历英国、法国、美国、日本诸国。1927年，正式取得哥倫比亞大學哲学博士学位[8]^:40。与徐志摩等组织成立新月书店。1927年在上海蒋介石与宋美龄婚礼上结识蒋介石。

1928年创办《新月》月刊。任中国公学校长。1929年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标志着“人权运动”的开始，随后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1930年1月，胡適、罗隆基、梁实秋三人有关人权问题的文章结集为《人权论集》交新月书店出版，后被国民党政府查禁。4月10日在《我们走那条路》中提出：“要铲除打倒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

1932年任國立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私立南开大学校董会董事及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董事，并邀蔣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灝创办《独立评论》，胡適先后共为其撰写了1309篇文章。1935年1月4日抵達香港，逗留五天，主要接受香港大學名譽法學博士學位。1935年至1936年胡適多次要求出任駐日本大使未果[9]^:128。

1937年八一三事变後，胡适与顾祝同、朱绍良、梅思平、陶希圣、罗君强、陈布雷、陈立夫、张君劢等人常到周佛海在南京西流湾8号建造的花园洋房的地下室躲避空袭，众人在此常常讨论时局，持“战必大败”的悲观情绪，胡适于是为这个非正式组织起名“低调俱乐部”，以区别与当时主战派及民众盛行的“歇斯底里的风气”的高调。

蔣介石於8月19日要求胡適即日前往美國爭取美方對中國的支持。1938年任中華民國驻美国大使。1942年9月8日，辞去驻美大使一职，旅居纽约，从事学术研究。1943年，应聘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1944年9月，在哈佛大学讲学。1945年，出任中華民國政府代表团代表在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以中華民國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的身分，在伦敦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制订该组织的宪章。1946年7月5日，國立北京大學校長胡適由美國返回中國抵達上海[10]^:8099。11月28日，蔣介石向國民代表大會提出《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並鄭重致詞，說明其要點[11]^:49，由大會主席團主席胡適接受。12月25日，國民大會正式三讀通過[11]^:49憲法草案。同日國民大會閉幕，由蔣主席代表國民政府接受胡適遞交憲法[12]^:156。

1947年1月4日，教育部就沈崇事件電北京大學校長胡適、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稱，南京、上海等地學生游行「查係有人鼓動反政府及反美運動」；「此係美兵個人行為，純屬法律案件，並非外交問題。現美軍已將兇犯交軍事法庭審判，自應聽候依法解決。誠恐有人擴大煽動，特電注意防範」[10]^:8256。1月6日，對北大今後學生運動，胡適稱：不應以罷課為手段[10]^:8258-8259。1月24日，蔣中正想請胡適出任考試院長和國府委員，但胡適堅持不肯加入國民政府而力辭。（見《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1958頁）5月6日，北京大學校長胡適電請教育部調查教授待遇[10]^:8349。8月28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國委員會在南京舉行成立大會，委員會比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設立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及人文科學、教育、大眾傳播、圖書館及博物館、藝術與文學6個專門委員會，並選出執行委員胡適、朱家驊、吳貽芳、朱經農、梅貽琦、杭立武、竺可楨、張道藩、薩本棟、瞿菊農等10人[10]^:8403。9月1日，北京大學教授俞平伯、向達、孫楷第等31人，因生活困苦，致函該校校長胡適稱：「我們一個月的收入不能維持半個月的生活，談不到子女的教育費，更談不到即將到來的嚴冬，這是一種什麼生活！」[10]^:8405

1948年4月3日，蔣中正認為中華民國憲法為內閣制，實權在內閣，中華民國總統應為虛位，請公正人士較佳，所以想請國民黨支持無黨籍的胡適出馬競選行憲後第一任總統，等胡適當上總統後再任命蔣中正為行政院閣揆，胡適也同意了，但後來因國民黨中執會還是支持蔣選總統而變卦[13]^:2024。11月，中共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用电台广播呼吁胡适留下继续担任北京大学校长。12月，華北剿匪總司令部總司令傅作義，西去綏遠和南走海上的道路都被堵死。是戰是和？傅作義日夜思考，下不了決心。他認為胡適能夠替他出主意，把胡適接到中南海懷仁堂密談，胡送了八個字，「和比戰難，堅持待變」。蔣派專機接運留在北平之學人胡適、陳寅恪、錢思亮、李濟、勞榦等到南京[11]^:57。12月13日朱家驊、傅斯年、俞大維、陳雪屏四個人在南京設法派飛機去接胡適南下，胡適在13日時，本來還堅持不肯丟下北京大學不管，14日在南京方面的勸說下才勉強同意離開，1948年12月15日下午4點，傅作義派了部隊護送胡適到南苑機場上了飛機。夜裡十時光景，到了南京明故宮機場[13]^:2061-2063。

1949年3月9日，蔣介石派蔣經國赴上海訪胡適[14]^:166。4月6日，胡適應中華民國政府要求，從上海搭威爾遜輪前往美國當說客，為和平解決國共內戰問題尋求美國政府的介入，但4月21日船抵舊金山，得知4月19日政府拒絕中共24項要求，解放军已渡江，此時局勢已定，胡適在美處處碰壁，孤臣已無力可回天[13]^{:2083、2092、2097}。4月，胡適在美國发表《共產黨統治下決沒有自由：跋所謂〈陳垣給胡適的一封公開信〉》[15]^:399，旅美時，与张爱玲相识，结下友谊；《自由中國》创刊，胡適任名义上的“发行人”。

4月22日，胡適在美國舊金山發表談話，略謂：「現在重要之事實，則為中國政府已拒絕投降，此非僅四萬萬人民之命運所繫，即全世界之命運，恐亦隨之決定。」次日，解放軍佔領南京後，他仍宣稱：「不管局勢如何艱難，我始終是堅定的用道義支持蔣總統的。」[10]^:8887-8888

6月19日，新任閣揆閻錫山發表胡適為外交部長，但胡適拒絕上任[13]^:2095。

1950年应聘为普林斯頓大学葛思德东亚图书馆馆长（短期的中文图书管理员，来源：唐德刚《胡适杂忆》45页）。6月23日，主管亞太事務的美國助理國務卿迪安·腊斯克約見胡適﹐試圖說服胡適出面領導流亡海外及臺灣的反共親美的人士﹐以取代蔣中正的政權，不過胡適對此表示全無興趣。當時美國對蔣完全喪失信心，希望建立第三勢力以對抗共產黨擴張，因胡適無此興趣而不了了之[16]。1952年，胡適和蔣廷黻在紐約曾有意聯合組織反對黨以在臺灣推行民主政治，但在胡適返台與蔣中正討論後，遭到蔣中正的反對，以致組黨的事胎死腹中[17]^:74-75。之後，他於1950年代初期偶回臺灣參與政治活動與講學。例如：以國大代表參與總統選舉投票、擔任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及協辦由雷震主筆的《自由中國》雜誌等等。

1954年至1955年，以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为导火索，中国大陆掀起了批判胡适运动。为批判胡适，三联书店出版发行了《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8辑[18]。胡适先生住在美国，他搜集了这八本书，认真作了批注。而批判胡适运动的起因，根据耿云志的说法是：“这句话我想是他一生裡，讲的最有失绅士风度的一句话，他（胡适）说按照毛泽东当时的水平他考北大是考不上的，我估计这个话有可能传到毛泽东的耳朵裡，所以毛泽东非常决断地发动一场全国规模的彻底批判胡适的运动。”[19]1956年9月20日，陳源依老友周鯁生之託，致信胡適[20]。然而，胡適並不相信周鯁生所説的話，他在陳源信中「對於你，是對你的思想，並不是對你個人」下面劃線，並在旁批注：「除了思想之外，什麼是『我』？」[21]。1957年11月，胡適當選中華民國最高研究機構中央研究院院長，並於隔年4月回到臺灣定居就任。自此，胡適多時往返臺、美兩地。期間因為經濟關係，1958年他還將《胡適文選》及《四十自述》等所有著作，以買斷方式（一說為廿年）賣與國內某家出版公司。

1958年臺北，胡適、蔣中正合照

1958年后，大陆发起大规模清算胡适思想的运动，胡适响应说，“我觉得世界上二、三百年来有一种公开的趋向，朝科学民主这个方向上走，朝新的科学方法走，那时候我朋友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我表示过这样的话，把这个抽象名词人格化，把它看作人，最容易错误的，容易人格化。容易人格化，也就容易偶像化，偶像化了，便会盲目崇拜……当时我朋友陈独秀只认得两个名词，不知道科学是一个方法，民主是一种生活习惯，是一种生活方式。”1959年金門構工部隊，於舊金城東炸山採石，意外發現魯王墓「皇明監國魯王壙誌」八字及全文石碑後交由胡適博士研考。1959年兼任國家長期科學發展委員會主席（即今中華民國科技部）[7]。

1960年的胡适，摄于台中故宫博物馆

1960年，《自由中國》雜誌负责人雷震與臺、港黨外人士共同連署反對蔣中正違背中華民國憲法三連任總統，胡適為連署人之一。之後，雷震籌備組黨事宜，胡適雖未參與，但多所鼓勵。1960年9月，雷震因「共諜」案被捕，史稱雷震事件，而此事件，一般認為是蔣中正為阻止雷震籌組新黨而策劃。當時仍為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胡適雖未受到此案株連，也參與營救雷震，不過並沒有成功。對此胡適曾留下三千字的日記說明始末。1961年2月胡适参加臺大校长钱思亮的宴会，刚抵达就感到身体不适，送至医院脉搏跳至135次，痰中带血。医生诊断为冠状动脉栓塞症加狭心症。此次住院2月，后回家自养，但身体已日渐衰弱。11月病情恶化，至臺大医院疗养，隔年2月出院。

1962年2月24日，參與中央研究院第五屆院士歡迎酒會時，心臟病突发病逝于臺灣臺北縣南港鎮（今臺北市南港區）[22]。蔣送來輓聯：「新文化中舊道德之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23]之後，中華民國政府將胡適於臺北的公配居所改建為胡適紀念館。另外，臺北南港當地士紳李福人（李氏望族後裔），也捐出一片面積達兩公頃，位於研究院附近的個人私地闢建為胡適公園，作為胡適的墓地。（後來許多中研院院士或著名學人也安葬於此。）

胡適墓誌銘由知名學者毛子水撰文，金石名家王壯為先生書寫：

「這是胡適先生的墓，生於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十一年，卒於中華民國五十一年。這個為學術和文化的進步，為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為民族的尊榮，為人類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勞神以致身死的人，現在在這裏安息了！我們相信形骸終要化滅，陵谷也會變易，但現在墓中這位哲人所給予世界的光明，將永遠存在。」

1917年，胡適還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生，他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倡使用白話文寫作，先是發表在美國的《留學生季報》上，后来在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上[28]，引起很大反响。夏志清說“文學革命開始於1917年胡適的文章《文學改良芻議》”[29]。

胡適此後发表《歷史的文学觀念論》（1917年）、《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年）、《國語文法概論》（1921）等论文，認為“死文字決不能產出活文學。中國若想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必須用國語，必須做國語的文學”，主張“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鄭振鐸說“《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是一篇文學革命最堂皇的宣言”[30]。古文家林紓則反對說：“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據此則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為教授矣。”[31]

1920年出版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嘗試集》的新詩充滿試驗性質，並不成熟。余光中認為“胡適等人在新詩方面的重要性也大半是歷史的，不是美學的”。[32]周策縱評胡適新詩“清新者有之，朦朧耐人尋味者則無；輕巧者有之，深沈厚重者則無；智慧可喜者有之，切膚動人摯情者則無”。[33]《尝试集》出版后，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受到复古派的反对。学衡派東南大學教授胡先驌說：“胡君之《尝试集》，死文学也。...胡君辈之诗之卤莽灭裂趋于极端，正其必死之征耳。”[34]

1919年胡適第一个用白话写作独幕剧《终身大事》，劇情裡女主角與戀人離家出走，是受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影響。他的小说《一个问题》开启了中国现代小说的第一个流派“问题小说”。

夏志清評價胡適的文學創作：“可惜胡適雖然是個了不起的倡導人，他卻不能以身作則寫出一些令人滿意的文學示範作品來，他的主要成就在於把整個中國文學的遺產重新估價了。”[29]

胡適是較早引入西方方法以來研究中國學術的学者，1918年，他以其博士論文《先秦名學史》為基礎，編寫了《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論述了中國先秦哲學思想，蔡元培为此书作序，称其特長是使用“證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及系統的研究”，稱其為“一部研究中國哲學的大作”。馮友蘭多次肯定《中國哲學史大綱》，認為“在中國哲學史研究的近代化工作中，胡適創始之功，是不可埋沒的”[35]。胡適此後并沒有寫下卷，被林语堂称为是「善著上卷書」[36]。

在書中，關於孔子及儒家，胡適說“正名主義，乃是孔子學説的中心問題，要創立一種公認的辨別是非真僞的標準”，他對儒家批評甚多，“儒家重禮樂，本是極合于宗教心理學與教育心理學的，只可惜儒家把這一種觀念推行到極端，許多性情上的事都要依刻板的禮節去做，便把禮的真義反失掉了”，“從此以後，孝和禮這兩個字便漸漸成了中國社會的兩大勢力”。“《春秋》的宗旨，不在記實事，只在寫個人心中對於實事的評判，《春秋》的餘毒就使中國只有主觀的歷史，沒有客觀的歷史”，“孔子的‘學’只是讀書，只是文字上傳受來的學問，後來中國幾千年的教育，都受這種學説的影響，造成一國的‘書生’廢物，這便是他的流弊了”。

書中對墨家的學説頗爲稱許，“儒、墨兩家根本上不同之處，在於兩家哲學的研究方法不同”，“墨子的‘實用主義’，又可叫做‘實利主義’，‘用’和‘利’都只指針對人生行爲而言，無論什麽理論，什麽學説，都需要能改良人生的行爲，才可以推崇”，“墨子的後人，于‘宗教的墨學’之外，另分出一派‘科學的墨學’，後來叫做‘名家’的人，在當時都是墨家的別派”。

1934年，胡適發表《說儒》，對儒家的起源提出新的學説，認爲不是從孔子才開始，儒本是商朝的遺民，“是‘殷禮’（殷的宗教文化）的保存者與宣教師”，“老子也是儒”，“孔子和这班大弟子本来都是殷儒商祝，孔子只是那个职业里出来的一个有远见的领袖”，“將殷商民族的部落性的儒擴大到‘仁以爲己任’的儒，把柔弱的儒改變到剛毅進取的儒”。

1959年，胡適在《容忍與自由》一文中評價《禮記 王制》中的“四誅”[37]（四樣不得赦免的死罪）：“這一段說的「四誅」正是中國專制政體之下禁止新思想、新學術、新信仰、新藝術的經典根據。”

1929年，胡適發表文章《中國今日的文化衝突》，提出“我主張全盤的西化，一心一意地走上世界化的路”，此説引起很大爭論，1935年，他發表文章《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對此説提出修正，“全盤的意義不過是充分而已，不應該拘泥作百分之百的數量的解釋。爲避免許多無謂的文字上或名詞上的爭論起見，與其説‘全盤西化’，不如説‘充分世界化’。‘充分’在數量上即使‘盡量’的意思，在精神上即使‘用全力’的意思”。

胡適在白話小說《紅樓夢》、《水滸傳》、《西遊記》、《三國演義》、《三俠五義》、《海上花列傳》、《兒女英雄傳》、《官場現形記》、《老殘遊記》等十二部小說的研究皆卓然有成，著述六十萬言，結集為《中國章回小說考證》出版。

胡適是紅學考證派的創始人，反對此前的索隱派紅學，可以說是將小說納入了學術研究正軌的中國第一人。1921年，胡適發表《紅樓夢考證》，開宗明義，“向來研究這部書的人都走錯了道路，他們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紅樓夢》的著者、時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卻去收羅許多不相乾的零碎史事來附會《紅樓夢》里的情節。我們若想真正瞭解《紅樓夢》，必須先打破這種牽強附會的《紅樓夢》謎學”。胡適提出紅樓夢是曹雪芹所作，是曹雪芹自己的“自敘傳”，后四十囘是高適補的。胡適是《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即所謂“甲戌本”）孤本的发现者和拥有者。并且接下来发现了一系列珍贵的版本比如《庚辰本》，为現代红学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胡適对紅樓夢评价并不高：「《紅樓夢》在思想見地上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學技術上比不上《海上花》、《老殘遊記》...」[38]，他之所以考證紅樓夢，只是為了打破王夢阮、徐柳泉、蔡孑民等穿鑿附會說紅樓夢是影射什麼明珠、順治帝、董小宛的種種謬論；要證明紅樓夢不過是曹雪芹一家的私事而已；最終目的就是「要教人疑而後信、考而後信、證而後信」的「思想學問的方法」。[39]

1929年，胡适发表《白话文学史》（上卷），考证中国白话文学史，上卷到唐朝为止，此后并未写出后续。此书的白话是广义上的，接近当时时代的口语，与诘屈聱牙的古文相对，包括汉朝乐府、佛经翻译等。

夏志清評價說：“胡適把整個中國文學的遺產重新估價了，他以前沒有幾個學者敢像他那樣公然表揚小說的價值，聲稱水滸傳、西廂記足可與離騷、莊子、史記相提並論。他對幾本中國古典小說的源流和作者的考證，真是國學研究上的重要的裏程碑。他還以史學家和批評家的身份，指出一種他個人極為欣賞的藝術信仰：宣揚人道的寫實主義。他信奉的是小心求證的精神，是現實的樂觀主義者。”[29]

胡適在寫《中國禪宗史》的過程中接觸到神會與北宗辯論的記載，感到如果不寫神會，就難以寫好禪宗史。

1926年8月間，胡適奉派到英國參加中英庚子賠款全體委員會會議，順便到大英博物館與巴黎國家圖書館尋找被斯坦因和伯希和偷走的敦煌遺卷裡的禪宗史料。胡適到了巴黎時，當時在德國柏林大學研究的傅斯年也趕來巴黎和胡適住在一起共同研究敦煌遺卷。胡適承認他的很多想法都是受到傅斯年的影響。基本上胡適的禪宗研究就是要肯定北宗神秀的「漸修」學說而否定南宗惠能的「頓悟」說、並且證明所謂「六祖壇經」裡「五祖弘忍傳惠能法衣」的故事只是惠能的弟子神會和尚為了和北宗爭奪皇室的供養所編造出的神話。[40]

1926年，胡適因在巴黎、倫敦相繼發現三卷及一份殘卷，約兩萬字有關神會和尚的資料，也就是《神會和尚語錄》和《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又在倫敦發現了神會的《顯宗記》[41]，他不僅“要把禪宗史全部從頭改寫”，而且強調“這位大和尚神會實在是禪宗的真正開山之祖，是《壇經》的原作者”。印順法師認為此為他的結論是不足取的[42]，胡適忽略了日本學者忽滑谷快天的部份，但在禪宗史的研究上，仍舊是有貢獻的。胡適將當時禪宗史研究的問題點，由「西天二十八祖」的傳承問題，轉為禪宗革命家本身的問題。若無胡適的論斷在先，日本佛教學界不會有如此多的回應和研究成果，中國禪學研究將不可能達到今日之成就。是故印順法師的研究成果實受惠於胡適的先前貢獻[43]。胡適說：「一千多年中，幾乎沒有人知道神會在禪宗史上的地位，歷史上最不公平的事，莫有過於此事的了」。1974年日本學者柳田聖山收集胡適的講詞、手稿、書信等編成《胡適禪學案》。

1942年，胡適卸任駐美大使後開始關注《水經注》研究，此後的20年間，在《水經注》版本研究上花費了巨大的精力。所謂“《水經注》案”，是指一百多年來，部分學者指責戴震偷竊趙一清《水經注》研究成果一事。對此，學術界普遍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為戴震抄襲了趙一清的成果[44]；一種認為趙一清、全祖望、戴震各自獨立研究，取得了大體相同的結果。

在十幾年內，胡適蒐集了四十多種《水經注》的版本，抄寫了一百多篇長篇文章和一些考證文字，用了千百個證據，為了推翻“幾成定讞”的所謂戴震抄襲趙一清《水經注》校本的冤案。但部分學者認為是白費力氣[45]。

《戴東原的哲學》一書是胡適研究清代思想史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胡適認為，清代思想史中存在一個反理學的大運動，這個運動有破壞和建設兩個方面。前者是揭破理學的謬誤，打破它的壟斷地位；後者是要建設一種不同於理學的新哲學。

戴震是胡適的徽州老鄉。而胡適花了那麼多功夫研究水經注來為戴震辯冤白謗，一方面是胡適一向有袒護安徽同鄉的習慣[註 4]，由胡適對李鴻章的評價就看得出來；一方面也是為了要發揚戴震的“從一事一物”開始“訓練那心知之明”，以“漸漸進於聖智”的做學問的漸進法門[46]。

• 五四运动时期，提倡健全的个人主义精神。
• 1929年的新月人权运动。
• 1930年代前期，在《独立评论》上就民主与独裁问题上展开的论争。
• 1941年在美国发表英文演讲《民主与极权的冲突》。
• 1948年9月发表《自由主义》。
• 1949年《我们必须坚持我们的方向》。
• 1959年在《自由中國》发表《容忍与自由》。

根據諾貝爾獎官方資料庫，胡適曾於1939年和1957年分别被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和國際筆會香港中國筆會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60][61]

• 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19年）
• 著《尝试集》（1920年，北平，北大出版部，新诗诗集）
• 著《胡適文存·一集》（1921年，北平，北大出版部）
• 著《章实齐先生年谱》 （192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姚名达订补）
• 著《胡適文存·二集》（1924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 著《戴东原的哲学》（1927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 著《白话文学史·上卷》（1928年，上海，新月书店）
• 著《卢山游记》（1928年，上海，新月书店）
• 著《人权论集》（1930年，上海，新月书店，与罗隆基、梁实秋合著）
• 著《胡適文存·三集》（193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 著《胡適文选》（193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 著《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1930年，吴淞，中国公学）
• 著《中国中古思想史的提要》（1932年，北平，北大出版部）
• 著《四十自述》（1933年，台北，遠流出版社）
• 著《胡適论学近著·第一集》（1935年，商务印书馆；后删省为《胡適文存·四集》，台北，远东，1953年）
• 著《南游杂忆》（1935年，良友图书公司）
• 著《藏晖室札记》（1939年，上海，亚东图书馆；1947年由商务重排出版，改称《胡適留学日记》）
• 著《胡適的时论》（1948年，六艺书局）
• 著《水经注版本四十种展览目录》 （1948年，北大五十周年纪念，北平，北大出版部）
• 著《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 （1949年，台北，自由中国社；即《胡適时论》的增改本）
• 著《齐白石年谱》（194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与黎锦熙、邓广铭合著）
• 著《丁文江的传记》 （1960年，南港中央研究院）
• 著《胡適口述自傳》 （唐德剛，遠流出版社）

• 校编《神会和尚遗集》（193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 编《中国文学史选例》（1931年，北平，北大出版部）
• 译《短篇小说》（1933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 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1935年，建设理论集，良友图书公司）
• 编《臺湾纪录两种》 （1951年，臺湾省文献委员会，与罗尔纲合校编）
• 编《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1961年，臺北，自印本）

• 发表《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1月1日，于《新青年》第2卷第5号）
• 发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1917年5月1日，于《新青年》第3卷第3号）
• 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年）
• 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1919年7月20日，于《每周评论》第31期）
• 發表《差不多先生傳》（1924年，於《申報》）
• 发表《人权与约法》（1929年，于《新月》杂志第2卷第2号）
• 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1929年，于《新月》杂志第2卷第4号）
• 发表《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1929年，于《新月》杂志第2卷第4号）
• 发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1929年，于《新月》杂志第2卷第6、7号合刊）
• 发表《我们走那条路》（1930年4月10日，于《新月》月刊第2卷第10期）
• 发表《容忍与自由》 （1959年11月20日在《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全文刊登在《自由中国》第20卷第10期）

• 《胡適日記全集 》 (全套十冊)，（台北，聯經出版社，POD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