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
1989年6月9日,中共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接见了参与六四事件清场行动的部队官兵,向他们发表了《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1]。这是他唯一一次针对六四事件发表讲话。在讲话中,邓小平坚信部队出于正当理由使用武力,彰显他坚定领导政府,澄清了内战的谣传,释放出改革开放如期继续的信号。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讲话的部分片段[2]。
原文
同志们辛苦了!
首先,我对在这场斗争中英勇牺牲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指战员和公安干警的同志们表示沉痛的哀悼!对在这场斗争中负伤的几千名解放军指战员、武警指战员和公安干警的同志们表示亲切的慰问!对所有参加这场斗争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指战员和公安干警的同志们致以亲切的问候! 我提议,大家起立,为死难的烈士们默哀! 利用这个机会,我讲几句话。 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而现在来,对我们比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们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们经历的风波多,懂得事情的利害关系,他们是支持对暴乱采取坚决行动的。虽然有一些同志一时还不理解,但最终是会理解的,会支持中央这个决定的。 《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社论,把问题的性质定为动乱。“动乱”这两个字恰如其分,一些人反对的就是这两个字,要修改的也是这两个字。实践证明,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后来事态进一步发展到反革命暴乱,也是必然的。我们有一批老同志健在,包括军队,也有一批各个时期参加革命的骨干还在,因此,事情现在爆发,处理起来比较容易。处理这一事件的主要难点在于,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一小撮坏人混杂在那么多青年学生和围观的群众中间,阵线一时分不清楚,使我们许多应该采取的行动难以出手。如果没有我们党这么多老同志支持,甚至连事件的性质都难以确定。一些同志不了解问题的性质,认为这只是单纯的对待群众的问题,实际上,对方不只是一些是非不分的群众,还有一批造反派和大量的社会渣滓。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这是问题的实质。不懂得这个根本问题,就是性质不清楚。我相信,经过认真做工作,能取得党内绝大多数同志对定性和处理的拥护。 事情一爆发出来,就很明确。他们的根本口号主要是两个,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人民要求反腐败,我们当然接受。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提出的所谓反腐败的口号,我们也要当好话来接受。当然,这个口号仅仅是他们的一个陪衬,而其核心是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这次平息暴乱中,我们那么多同志负了伤,甚至牺牲了,武器也被抢去了,这是为什么?也是因为好人坏人混杂在一起,使我们有些应该采取的断然措施难于出手。处理这件事对我们军队是一次很严峻的政治考验,实践证明,我们的解放军考试合格。如果用坦克压过去,就会在全国造成是非不清。所以,我要感谢解放军指战员用这种态度来对待暴乱事件。尽管损失是令人痛心的,但可以赢得人民,使是非不明的人改变观点。让大家看看,解放军究竟是什么人,有没有血洗天安门,流血的到底是谁。这个问题清楚了,就使我们取得了主动。虽然牺牲了许多同志非常令人痛心,但客观地分析事件的过程,人们就不得不承认,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这也有助于人民理解在这场斗争中我们所采取的方法,今后解放军遇到问题,采取措施,就都可以得到人民的支持了。这里顺便说一下,以后再不能让人把武器夺去了。总之,这是一个考验,考试是合格的。虽然军队里老同志不是很多了,战士们大都是十八九岁、二十岁出头的娃娃,但他们仍然是真正的人民子弟兵。在生命危险面前,他们没有忘记人民,没有忘记党的教导,没有忘记国家利益,面对死亡毫不含糊。慷慨赴死,从容就义,他们当之无愧。我讲考试合格,就是指军队仍然是人民子弟兵,这个性质合格。这个军队还是我们的老红军的传统。这次过的是真正的政治关、生死关,不容易呀!这表明,人民子弟兵真正是党和国家的钢铁长城。这表明,不管我们受到多么大的损失,不管如何更新换代,我们这个军队永远是党领导下的军队,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永远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是最可爱的人!同时,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我们的敌人是多么凶残,对他们,连百分之一的原谅都不应有。 这次事件爆发出来,很值得我们思索,促使我们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也许这件坏事会使我们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稳、更好,甚至于更快,使我们的失误纠正得更快,使我们的长处发扬得更好。今天我不可能展开来讲,只是提出课题。 第一个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包括我们发展战略的“三部曲”,正确不正确?是不是因为发生了这次动乱,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就发生问题?我们的目标是不是一个“左”的目标?是否还要继续用它作为我们今后奋斗的目标?这些大的问题,必须作出明确、肯定的回答。我第一个翻一番的目标已经完成了,第二个翻一番的目标计划用十二年完成,再往后五十年,达到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就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对此,我想我们做出的不是一个“左”的判断,制定的也不是一个过急的目标。因此,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应当说,我们所制定的战略目标,现在至少不能说是失败的。在六十一年后,一个十五亿人口的国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是了不起的事情。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应该是能够做到的。不能因为这次事件的发生,就说我们的战略目标错了。 第二个问题,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不对?两个基本点,即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不是错了?我最近总在想这个问题。我们没有错。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很少。不是错在四个坚持本身,而是错在坚持得不够一贯,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一九八○年元旦,我在政协讲话,讲了“四个保证”,其中有一条叫“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在讲艰苦创业,后来日子稍微好一点,就提倡高消费,于是,各方面的浪费现象蔓延,加上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法制不健全,什么违法乱纪和腐败现象等等,都出来了。我对外国人讲,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 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错了没有?没有错。没有改革开放,怎么会有今天?这十年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应该说我们上了一个台阶,尽管出现了通货膨胀等问题,但十年改革开放的成绩要充分估计够。当然,改革开放必然会有西方的许多坏的影响进来,对此,我们从来没有估计不足。八十年代初建立经济特区时,我与广东同志谈,要两手抓,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两点论。但今天回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讲这点,可能对我们以后制定方针政策有好处。还有,我们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些。以后还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重要的是,切不要把中国搞成一个关闭性的国家。实行关闭政策的做法对我们极为不利,连信息都不灵通。现在不是讲信息重要吗?确实很重要。做管理工作的人没有信息,就是鼻子不通,耳目不灵。再是绝不能重复回到过去那样,把经济搞得死死的。我提出的这个建议,请常委研究。这也是个比较急迫的问题,总要接触的问题。 这是总结我们过去十年。我们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对的。要说不够,就是改革开放得还不够。我们在改革中遇到的难题比在开放中遇到的难题要多。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我们要坚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而不是美国式的三权鼎立制度。实际上,西方国家也并不都是实行三权鼎立式的制度。美国骂我们镇压学生,他们处理国内学潮和骚乱,还不是出动了警察和军队,还不是抓人、流血?他们是镇压学生和人民,而我们则是平息反革命暴乱。他们有什么资格批评我们!今后,在处理这类问题的时候,倒是要注意,一个动态出现,不要使它蔓延。 以后我们怎么办?我说,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除了个别语言有的需要变动一下,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这个问题已经提出来了,请大家认真考虑一下。至于一些做法,如投资方向、资金使用方向等,我赞成加强基础工业和农业。基础工业,无非是原材料工业、交通、能源等,要加强这方面的投资,要坚持十到二十年,宁肯欠债,也要加强。这也是开放,在这方面,胆子要大一些,不会有大的失误。多搞一点电,多搞一点铁路、公路、航运,能办很多事情。钢,外国人判断我们将来需要一亿二千万吨,现在我们接近六千万吨,还差一半。如果在现有企业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增加两千万吨,就可少进口钢材。借点外债用在这些方面,也叫改革开放。现在的问题不是改革开放政策对不对,搞不搞,而是如何搞,开哪方面,关哪方面。 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要认真总结经验,对的要继续坚持,失误的要纠正,不足的要加点劲。总之,要总结现在,看到未来。 利用这个机会,我就讲这一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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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于1989年6月9日接见首都戒严部队的讲话 |
要点
讲话主要有三点:评定六四事件的性质、评估邓小平自1978年以来主要政策的正确性、为未来的发展定调[5]。
他重申党授权于6月4日动用武力的决定,表示有鉴于“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的小气候”(大气候指1989年东欧剧变),反党反共的运动必然会发生。他又引用了《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指运动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共产党,甚至将学生运动称为“反革命暴乱”[5]。同时称赞中国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对示威者采取果断行动,称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哀悼在清场行动中丧命的士兵。又说军队处理这件事时,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即是忠于“人民、党的教义和利益”。他也知道党领导层部分人士并不认同行动的过程,但从长远角度来看,相信他们会改变看法[2]。
接着,他反复问到他在20世纪80年代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是否正确,让在场人士去“思考”这个问题。他表示,中国的目标是要到2050年成为中等发达国家,认为唯有党的领导和政治稳定才能使得这个目标实现。实际上这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国家的重点是经济发展,但发展的同时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积极推动市场改革和对外开放[5]。
他表示,领导层未能坚决维护党的领导,在意识形态层面灵活迎合西方价值观,造成了事件的发生[2]。认为西方民主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标志,这种意识形态不符合中国的内部情况[5]。他呼吁领导层重新巩固年轻人对党的正确观念,有效地重新引入对言论、新闻和集会自由的限制。
意义
六四事件发生时,邓小平唯一的官方头衔是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意味着他掌握着最高军权。以这种身份发表讲话,表明他没有超越“官方”头衔,实际上也让人觉得他掌握了控制权,国家不再有内战或起义的风险。讲话也向低级军官和普通民众澄清对党路线的质疑[7]。党组织发动群众学习讲话内容。
讲话前,为避免质疑他“垂帘听政”的猜测,运动期间,邓小平一直避开公众的视野,除了参加胡耀邦的国葬并于5月中接见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赵紫阳告诉戈尔巴乔夫,邓小平在中国是至高无上的权威,这使得邓小平重回中国民众及国际媒体的关注。讲话明确支持军方行动之余,坚持施行经济改革政策,而这些政策已成为邓小平任期内的标志。尽管如此,运动过后,邓小平的经济政策在党内失去了显着牵引力,改革的严谨性并没有重回正轨,直到1992年南巡[7]。
参考资料
- Fewsmith, Joseph. . M.E. Sharpe. 1994: 251. ISBN 978-1-56324-328-8.
- Vogel, Ezra F. .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641–2. ISBN 0-674-05544-6.
- 邓小平. . 人民网. [2020-3-1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5-01) (中文(简体)).
- . www.china.com.cn. [2020-10-2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1-11).
- 邓小平.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10: 302–308. ISBN 978-7-01001-862-1.
- . World Affairs. 3. June 28, 1989, 152. JSTOR 20672226.
- . New York Times. 30 June 1989 [1 May 201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