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自由

曾担任过多所大学校长的英国政治家理查德·博登·霍尔丹曾提出著名的霍尔丹原则，指出学术研究的经费分配要一分为二，不应该由政府完全操控。如果是由政府指定开展的研究活动，在经费上可以受政府监管。但如果是学者的常规研究，则只受到研究委员会的监管，而不被来自政府的压力所干扰。换句话说政府无权从财政上干预许多基础科学的研究，即使在政治家看来这些研究本身的实用价值很小。这一原则为学术界所广泛推崇。

歐洲自公元五世紀起，知識文化活動便被集中至教會，古老的文學經典和教會的著作被收藏於各地隱修院供隱修士學習與抄寫。其後各教堂也開始設法在自己的主教座堂設立一個小規模的學校，教導知識與文字，目的在讓信徒能研讀聖經和教會傳統的書籍，以利擴大傳教。其後在查理大帝支持下，修道院學校開始在歐洲各地持續開辦，教會成為主要的知識傳播的教育機構，直到十一世紀，工業和商業的發展以及城市反對領主的鬥爭，迫切需要能讀會寫、具有各方面知識的大量人才，隱修院與修道院學校無法滿足這需求，而開始出現由商業公會或城市設立的學校、大學，之後這些學校在1158年得到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腓特烈一世頒布敕令的保護，取得了一定的自由權利和特權，才使得教會不再掌握歐洲所有的教育機構。 由於於教會注重教義、信念、信條、等傳統。因此只要與之有衝突的往往被視為異端，捍衛教會獨真理為首要任務。在這前題下，學術自由自然受到打壓，許多羅馬與希臘時期文明遺產、文書等被視為異教的遺物而遭到破壞，使得歐洲在中世紀前期各類學術出現衰退現象，其後隨著天主教會大分裂,文藝復興的開始與印刷術的發展，教會權威開始受到挑戰，故羅馬教廷於1474年開始製作禁書目錄，1543年，羅馬教廷宣布不得印刷或出售任何未經教會許可的書籍，自此之後，每次頒布禁書目錄，就意味著要銷毀一批書籍，自1559年第1版至1948年最後1版，共發布32版。1966年被廢除為止，超過四千多書籍被禁，包含尼古拉·哥白尼著天體運行論、德尼·狄德羅為首編纂的百科全書等被現今定義為科學的基礎的書籍，更有如焦爾達諾·布魯諾、伽利略·伽利萊等人還在世時便直接受到教會的嚴重迫害。

有觀點認為，學者會否自由行使學術自由，往往受到爭取院校續約所限制。由於近年大專取消終身教席，改以大量合約教員及兼職教員任教，聘用條件及任職期限未有清晰界定，令教職員在行使學術自由有所顧忌[3]。

梁亦華(2010)認為，大專院校的學術自由往往取決於學校領導者的身份。內地的大學均設有黨委書記（最高可至副部長級）負責學校發展方向，其權力與校長有過之而無不及。香港部份大學校長擁有政協委員或其他政治身分，容易令市民質疑校方決策是否能保持「政治中立」[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