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的争议

雖然中國政府一直主張反對應試教育，可實際上自己實行的也是應試教育，所以招致了一些人士的批評甚至聲討。同時由於其教学方式高度统一，使得一些學生的個性可能会被扼杀。[1]韩寒在其著作中明确反对中国大陆式的教育体制，认为其存在诸多问题，并且不能归咎为中国人口繁多。[2]

有人批评，应试教育在制度不透明的情况下更会带来可能的寻租或腐败、利益链条等现象，对教育未来的发展产生了威胁。部分大陆专家认为高考考生有权利在成绩公布后查看自己的高考试卷，但是这一观点不被教育部支持。

中國的普通高中是全日制教學。学校一般在7时半开始授课，下午4时半放学，但早自习情况较为常见，这时学生需于7时到达学校。即使是在中国最东部的东北地区，冬季早7时甚至7时半也并未亮天，加之部分高中周边基础设施不善，这意味着学生往往需要摸黑上学[3]。各地教育主管部门三令五申，严禁学校组织课后补习，规定周末雙休日為休息日。然而相當一部份學校，為了追求更高的升學率或者出於賺更多錢的考慮，規定學生必須進行晚自習，以及星期六甚至於整個週末或者寒暑假的補習。部分学校甚至强制学生住校，每天早上5:30强制起床早自习，至晚上10:30结束晚自习，全天学习时间长达17小时。而学生因为压力过大跳楼自杀或者抑郁症的事情亦有发生[4]。

教育部于2018年相继印发的《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5]和《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6]明确要求全社会保证小学生每天睡眠至少10个小时、初中生至少9个小时、高中阶段学生至少8个小时。

在此之前，中国学生的睡眠情况已呈逐渐恶化趋势。2019年中国睡眠研究会发布的《2019中国青少年儿童睡眠指数白皮书》指出中国6到17周岁的青少年儿童中，睡眠不足8小时的占比达到62.9%，而13到17周岁青少年儿童睡眠不足8小时的占比更达到81.2%[7]；河南等高考大省和衡水中学、毛坦厂中学等知名“高考工厂”学生睡眠更难获得保障；而即使升入大学，甚至参加工作，由于996等工作形式的存在，睡眠不足的问题仍然不会得以解决[8]。

中国作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国家，政治教育亦有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从小学到研究生阶段的教学内容中皆有政治教育内容，包括义务教育阶段的“道德与法治”、高中阶段的“思想政治”、大学本科阶段的“思修、史纲、毛概、马原”、研究生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等。政治曾经作为高考的必考科目，至今仍然是研究生考试的必考科目。

中国的学生亦要受到政治的影响。学生6岁进入小学，同时自動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到14岁时，即将升入高中，同时离开少先队，多數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8岁时，学生一般进入大学，而其中的优秀分子即有机会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章、团章中皆表示参加有关的政治学习和实践等是作为党员、团员的义务。

每所学校、学院、年级、班级都有同级别少先队、共青团和共产党的基层单位存在。小学、初中每个班级相当于少先队的一个中队；整所学校则相当于少先队的一个大队。初中、高中、大学每个班级对应一个团支部，其上有团总支、分团委，直至整所学校对应团的学校委员会。大学的一个班级或几个班级对应一个党支部，视党员规模而定，其上有党总支，直至整所学校对应党的基层委员会。不仅学生隶属于这些组织，学校的团员、党员教师也组成支部，隶属于学校的团委、党委。

由于团章规定未满28岁且未有违纪行为者即使加入中国共产党也不会脱团，因此在高中和大学几乎所有学生都是团员；作为这些团员的总的组织，学校团委权力极大，负责领导整所学校所有团支部和团员，并指导同级别学生会开展活动。团委与学生会往往并称，共同组织各项学生活动。

在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实际上仍然是党军，因此军事教育亦成为政治教育的一部分。根据兵役法的规定，初中升入高中和高中升入大学时，学生必须参加军事训练；大学一般还会开设军事理论课程。此外根据兵役法的规定，中国的军事院校面向普通高中毕业生招生；在大学期间服兵役者，其学位、入学资格也会被保留。

自九十年代後期以来，中國開始實行大學擴招政策，虽然使得更多的人得到了前往大学学习的机会，但大学应届毕业生的就业情况也逐渐恶化：许多人选择报考研究生，更多的人则选择从事不对口的工作，甚至于找不到工作，造成了国家教育资源的浪费[9]。

在中国，高等院校自1958年起即采用分省定额的方式设定招生计划，即：经教育部批准的具有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高校在国家核定的普通高等教育年度招生规模内，可编制本校的分省分专业招生计划。北京大学宣称该校的分省招生计划是“根据学校办学条件等实际情况，统筹考虑各省份高考人数、生源质量、区域协调发展等因素，结合近年来学校分省来源招生计划编制情况，综合分析确定”的。

理论上来讲，在一个公平的招生体系下，跨行政区招生的高等院校，应当按照不同行政区考生的比例招收学生；并且2008年时教育部亦要求央属高校本地招生比例不得高于30%；然而实际上，高校生源比例和考生比例迥异。比如北京大学2016年招收的学生中，北京考生比率为13.5%；中山大学2017年招生计划中，广东生源比率更高达49.6%。加之中国高校，尤其是名校分布并不均匀，导致各地考生考取高校的难度和级别都不一致。有统计展示2016年，天津、北京、上海、吉林4省市每万名考生皆有超过300人考入“985工程”所属高校，而在贵州、河南、安徽、广西、云南、山东、江西、广东8省区，这一数字皆低于150——为前者的二分之一弱。[10]

在中国三线城市，学校教师流行教学不讲重点和答题技巧，老师课后开设补习班，在课堂上多次暗示学生参加自己开设的补习班。很多学生对这样的社会现实心怀不满，对老师怀恨在心，没钱补习的学生因此成绩倒退。[11]

中国的师生关系备受考验。

一批德行有亏的教师，尤其是研究生阶段的导师，故意刁难学生，有时甚至以学位为要挟强迫学生满足其各种需求：在学术上一边将学生的成果据为己有一边指称学生没有论文不予毕业；在生活上强迫学生从事老师家庭杂务；在经济上克扣研究生助研金，强迫学生上交奖助学金，以各种形式明示或暗示学生及其家长向其献礼；有时学生甚至须满足老师的性需求。

例如沈阳事件和陶崇园事件。

1990年代以来，在中国的城市中，少部分有条件的家庭会将孩子送到澳大利亚、美国等教育强国接受高等教育，这股“留学热”也有发展到中学时期的趋势。[12]然而随着留学者和“海归”的增多，留学学历也有出现贬值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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