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雷翁大屠殺

1911年5月5日（五月五日节），一位革命领袖，[14]泥水匠[15]或石匠[14][16]赫苏斯·C·弗洛雷斯（Jesús C. Flores）在附近的杜兰戈州的戈麦斯·帕拉西奥城发表了一场公共演说。在演说中，他宣称华人已经垄断了园艺业与食品杂货业，正在使墨西哥妇女失业，并且正在积攒大量金钱打算寄回中国，此外还在“竞争对当地妇女的影响和与她们的交往”。弗洛雷斯在演说的最后，要求将所有有华人血统的人驱离墨西哥。[17]一位见证人回忆起他当时还声称：“那么，因此，有必要……哪怕是出于爱国的职责，也要与他们断绝关系。”[18]

托雷翁的维新会支部听到了弗洛雷斯的演说，并且在5月12日，维新会（“中国维新会”实已在1907年改组为“帝国宪政会”）部长Woo Lam Po（亦是华墨商业银行经理）在华人群体中的领袖们之间传阅了一封用汉语写的信，警示恐有暴力活动发生：

兄弟们，注意！注意！事态严重。许多不义之举已经在革命期间发生了。已收到通知称，在今日10点前，革命党将会聚集其兵力并攻打这座城市。在这场战役中，极有可能会有一伙暴民涌现并洗劫店铺。出于这一原因，我们建议我们所有人民，当这伙人聚合时，关闭你们的门并藏起你们自己，无论如何都不要开门做生意或外出看热闹。并且如果你们的店铺有任何一家被闯入了的话，你们不要进行抵抗，并让他们拿走他们想拿的，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你们也许会有性命危险。此事极为重要。在这场骚乱结束之后，我们将设法安排一场清算。[15][18]

1911年5月13日，马德罗派进入托雷翁

5月13日，星期六，早晨，弗朗西斯科·伊·马德罗的弟弟埃米利奥·马德罗率领的墨西哥革命军队攻打了这座城市。[19][20]它的铁路使得它成为了一个关键的战略点。必须夺取它才能完全控制周边地区：[21]它也是被造反派列为目标的最后一座大城。[22]马德罗与4500名马德罗派战士包围了这座城市，围住了埃米利亚诺·洛赫罗将军及他的670名联邦军战士。[19][23]他们横行于围绕这座城市的中国菜园，并杀害了112名在那里工作的人。[23][24]华人住房被攻在前面的造反派用作了防御工事，而生活在那些住房里的人们被迫为他们提供食物。[23]战斗持续，直到星期天晚上，联邦军战士的军火开始变得不多。洛赫罗命令撤退。之后他的军队在夜色的掩护下，伴随着猛烈的暴风雨，遗弃了这座城市。撤退的时间是5月15日，星期一，凌晨两点到四点间。[19][22][23][25]这场撤退太过突然，以至于一些士兵在撤离中被丢在了后面。[25]见证人报告称，在造反派进入这座城市之前，就有人发表了仇外的演说，以激怒他们身边的暴民来反抗外国人。[26]赫苏斯·弗洛雷斯当时也在场，并发表了一场演说，称华人为“危险的竞争者”，并在最后说“那么，根除掉他们最好。”[25]

大屠杀期间，位于托雷翁的马德罗派

造反派在六点钟进入了这座城市，随之而入的还有一个由4000多名男女及儿童组成的暴民群体。他们来自戈麦斯·帕拉西奥城、别斯卡、圣佩德罗、莱尔多，以及马塔莫罗斯。[19][23]托雷翁的市民也加入了他们，之后他们开始一起洗劫商业区。暴民们从监狱里释放了囚犯，掠夺了店铺，还攻击了街上的人们。他们很快移动到了华人区。骑马的战士将华人从菜园里赶回到了镇子里：他们拖着对方的辫子，并且如果有人倒下了，就射杀或践踏他们。当有人被暴民们弄倒在地之后，无论男女及儿童，都被不加区别地杀死，并且他们的躯体还遭到抢劫与毁坏。[19][24]据报道称：“一个例子中，一个中国佬的头被从他的躯体上切下并从窗户扔到了街上。在另一个例子中，一个士兵抓住一个小男孩的双脚后跟，将他提了起来，并用灯柱将他的脑子撞碎了。在许多例子中，都有中国佬的身体被绳子绑住，并且他们被士兵在马背上拖了一条又一条的街道。在另一个例子中，一个中国佬的双臂和双腿被套在马身上，在街上被拉成了碎片。”[26][27]最后，暴民们到达了华墨商业银行。他们杀死了银行雇员并将他们的身体切成一块一块的部件，猛力投到了街道上。[28]当时的一份报纸报道说：“被杀害的华人的头颅随着街道滚动，而他们的躯干则被绑在马尾上。”[29]

1911年5月15日下午，位于监狱之外的马德罗派

一些居民曾试图从暴民手中拯救华人。[30]七十名移民被一名裁缝拯救：这些人藏在一座建筑物里，而这位裁缝则站在建筑物的屋顶并向正在寻找这些人的暴民们指了错误的方向。十一人被埃尔米娜·阿尔马拉斯（Hermina Almaráz）拯救。她是一名马德罗派领袖的女儿。当士兵们想要从她家带走这些人时，她告诉这些士兵“那么他们只能越过她的死尸进入房子里”。另外八人被另一名裁缝拯救：他在雨中站在这些人工作的洗衣房前面，并向造反派谎称他们不在里面。[31]

大屠杀开始十小时后，在四点钟左右，马德罗骑马抵达托雷翁，并宣布任何人杀死了一个华人都将被处死。这结束了这场大屠杀。[28]

马德罗派欢庆胜利攻占托雷翁

马德罗将幸存的华人聚集在一座建筑物里，并布置了一群精挑细选的士兵们来保护他们。[30]死去的墨西哥人在城市公墓被埋葬，而被杀戮的华人的躯体则被剥光衣服，在一条壕沟里被集体埋葬。[30]

大屠杀的同一天，马德罗召集了一个军事法庭来听取关于杀人的证言。这个法庭最后裁定，马德罗派士兵已“犯下了暴行”，但是那些士兵为他们自己辩护，坚称那些华人已被武装，而这场大屠杀是自卫的行为。[32]

美国领事馆和当地的救济委员会都开始从当地人那里募捐以支持华人。从5月17日到6月1日，J. Lim医生（Dr. J. Lim）和救济委员会募集到了6000美元。他们按一天30元的速率为幸存者们提供了食物与居所。[30]

大屠杀之后，大量华人逃离了托雷翁。墨西哥城的一份日报《帝国报》（El Imparcial）报道称，1000多人都在迁移。华人开始抵达瓜达拉哈拉，寻求回到中国的通道。[30]

在这场大屠杀与掠夺之后的若干个月里，从托雷翁被偷走的财产持续出现在圣佩德罗的黑市上。[33]

1911年5月15日，杀戮之后，一辆装载着尸体的货车

308名亚洲人在这场大屠杀中被杀：303名华人与5名日本人。[34][35]根据英国驻戈麦斯·帕拉西奥城副领事所言，日本人“由于与华人相似的特征”而被杀害。[24][28]据估计，死者人数差不多占了这些华人人口的一半。[27][34]

死者中有50人是Sam Wah的雇员，他们分别来自他的庄园与饭店；黄宽焯（Wong Foon-chuck）失去了45名雇员：32人来自他们的庄园，9人来自一家他经营的铁路旅馆，4人来自他的洗衣店；Ma Due失去了他的40名菜园工人中38人。[36]华墨商业银行的25名雇员也被杀害。[29]

造反者、联邦军人，以及旁观者也被杀害；[33]根据当时的报告，这些人包括25名联邦军战士、34名旁观者（包括12名西班牙人与1名德国人），[37]以及26名马德罗支持者。[38]赫苏斯·弗洛雷斯也在死者之中。[33]他看起来是在企图重拾一挺被政府军丢弃的机枪时被杀害的。[38]

一项估计将总损失定在1000000美元（约等于2015年的25310714美元）左右。[26]华人财产的损失占849928.69美元（约等于2015年的21512302美元）。[14]被摧毁的企业包括华墨商业银行、中国俱乐部、40家食品杂货店、5家饭店、4家洗衣店、10个菜摊及23个其他食物摊。[28]总共几乎有100个华人家庭与企业被摧毁。[39]被摧毁的还有一些镇子外面的华人所有的菜园。[28]除了商行及商务机构以外，数量未知的居住型建筑物也被抢劫与摧毁。[40]一位名叫乔治·C·卡罗瑟斯（George C. Carothers）的美国领事馆代理人在6月7日的一份报告中描述了这场大屠杀中的摧毁：

接下来，我们去中国洗衣店。有四人被杀害，而这家洗衣店差不多也被毁坏了。炸弹被投到了房顶上，窗与门不是被摧毁就是被偷走，机器碎成了片，一切东西能被货车运走、偷走等的，都被弄走了。“上海港”（Puerto de Shanghai）这座建筑物是接下来造访的。这座建筑物的门和窗都被摧毁了。几个月前迁到了这座建筑物里的中国银行也被毁坏，保险箱被炸开，里面的东西被拿走，家具被摧毁，所有的文件和贵重物品都被偷走。[27]

美国、阿拉伯、德国、西班牙，以及土耳其的机构也被破坏与摧毁，[28]但是与华人相比，美国的财产损失只有22000美元（约等于2015年的556836美元）。[33]

其他被摧毁的房产还包括一家赌场、市法院、[33]监狱、警察局总部、低级法院、信函法院，以及市金库。[23]

莱伯斯·雷·威尔夫利

一个月后，清朝政府雇用美国人莱伯斯·威尔夫利为法定代理人来对这场大屠杀进行调查。威尔夫利在墨西哥城拥有一家法律事务所，并且在之前担任过美国驻菲律宾司法部长以及美国中国法院的法官。在6月份，他派遣他的伙伴亚瑟·巴西特（Arthur Bassett）去实施调查。[32]

同月，清朝政府向墨西哥要求赔偿，要对方为每个在大屠杀期间被杀害的华人赔偿10万比索（1911年的钱），总计超过了3000万比索。[41]中国还要求墨西哥政府进行正式的道歉。[29]

1911年，“海圻号”

随后，开始有流言说，大清帝國已经派出了一艘炮舰，载着调查者们驶向墨西哥。一场外交危机随之开始。[29][39][42]美国驻墨西哥大使亨利·莱恩·威尔逊发送了一份电报给国务卿菲兰德·蔡·诺克斯，声称中国炮舰“朝鲜号”（Korea）正在驶往墨西哥的途中。大清帝國驻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外交官容揆寻求美国国务院的支持。他被告知美国不会赞成此举，但也不会试图阻止它。大清帝國在寻求美国支持失败之后，宣布这一流言是假的。容揆声称“海圻号”巡洋舰也许会在在伦敦出席了乔治五世的加冕典礼之后，在墨西哥停靠码头，不过後來海圻号只停靠在鄰近的古巴而沒有到墨西哥。[42]

在7月，美国领事乔治·卡罗瑟斯报告称，托雷翁的一些外国人已经收到了告诉他们离开这座城市的信。[43]

马德罗已命令了逮捕与审判那些犯罪杀人的士兵们。到7月9日，35名被怀疑与大屠杀有关联的士兵中，已有20人被逮捕。[44]

亚瑟·巴西特对一些大屠杀的华人与墨西哥人见证人进行了采访，之后在7月13日，对中国驻墨西哥公使张荫棠做了报告。他引用了维新会在5月12日传阅的通知，推断出了马德罗派的宣称是假的（他们宣称华人向他们开火射击）。他还驳回了另一项宣称，即移民们被洛赫罗将军和他的撤退中的联邦军士兵们武装了起来。他对此指出，军队撤离的原因是弹药的缺乏。此外，没有见证人报告了华人有任何形式的抵抗。在他的报告中，他称这一事件是“一场未受挑衅的大屠杀……在‘祸心’和‘种族仇恨’中被构想出”，并在最后说这明显地违反了两国在1899年签订的条约。[45]

巴西特同中方代表欧阳庚和安东尼奥·拉莫斯·佩德鲁埃萨（Antonio Ramos Pedrueza，墨西哥总统弗朗西斯科·莱昂·德拉巴拉的代表）合作，在8月28日向张荫棠递交了第二份报告，再次试图确定这些华人有没有因为亲自抵抗马德罗派部队而激化了这场大屠杀。[45]当地报纸《狄俄革涅斯报》（Diogenes）的编辑声称，洛赫罗已经“授权他否定所有的”说他可能武装了华人的断言。根据进一步的调查，当地店铺的老板们证实了在大屠杀之前，他们没有给华人顾客卖过武器。报告最后说：

说华人进行了抵抗的论点纯粹是捏造的，是革命军的军官们虚构出来的。他们这么做唯一的目的就是逃避惩罚，而这一如此可恨的犯罪行为自然本将由他们承担后果。[41]

在获取美国支持失败之后，中国将赔偿金要求从3000万比索缩减到600万比索。不过，中国仍然继续要求正式道歉，以及对中国公民在墨西哥的安全的保证，和对那些该对大屠杀负责的士兵们的惩罚。[44]

随着1911年的墨西哥独立日的接近，托雷翁的外国人群体变得焦躁不安。他们想起了在前一年同一时间爆发的那些暴力行为。为了防止又一场暴力活动的爆发，弗朗西斯科·马德罗派遣了1000名士兵来到此城。[32]

中国与墨西哥在1912年11月达成协议，并签订了一份条约。根据条约，墨西哥要为造成的损失付给中国310万比索并致以正式道歉。赔偿的截止日期之后被延迟到了1913年2月15日。[46]不过，在1913年2月，弗朗西斯科·马德罗遇刺，墨西哥进入了一个经济崩溃的时代。他们提议用债券来支付中国。荷兰大使对此发出了警告，他相信墨西哥将无法得到足够多的外国债权人来凑齐赔款必需的数额。[47]

在整个1912年与1913年，墨西哥参议院讨论了若干种支付赔偿金的方法，包括将赔偿视为白银。不过，债券方案从未被批准，而赔偿也从未支付过。[47]1913年，弗朗西斯科·马德罗的遇刺，更使此事不了了之。[12]

托雷翁大屠杀并非是革命期间仅有的一个反华种族暴力行为的实例。仅在随后的第一年，造反派和其他墨西哥市民就造成了约324名华人的死亡。到了1919年，又有129人在墨西哥城被杀害，以及373人在彼德拉斯内格拉斯被杀害。[26]针对在墨西哥华人的迫害与暴力行为最终在1931年达到高潮，这其中包括剩余的华人从索诺拉被驱逐出境。[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