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改名风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毛泽东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女生、高干子女宋彬彬（宋任穷之女）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询问宋的名字，宋回答是“文質彬彬的彬彬”后，毛说“要武嘛”。[1]这一情节被新华社以新闻稿方式报道。8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署名“宋要武（宋彬彬）”的《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一文。8月21日，《人民日报》转载了此文，文章称：“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主席还给我取了个有伟大意义的名字。……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据宋彬彬事后回忆，这篇文章并非她自己所写，但自此她在学校收到了许多致“宋要武”的信，也有寄给“宋彬彬”的信。[2]她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也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尽管宋彬彬本人没有改名为宋要武，这股改名的风潮却因此兴起。

1966年8月24日，毛泽东为北京大学新校刊题写“新北大”的刊名，被《人民日报》誉为“破旧立新的动员令，兴无灭资的号召书”。于是在中国兴起一股改名风，也就是文革改名风。许多人，尤其是青少年，都为自己改了个更革命的名字，如向东、卫彪、立新、志红、永革、兴无等。单位、街道、商店、公社也争相改名，北京的长安街改成了“东方红大街”，外国使馆集中的东交民巷改成了“反帝路”，瑞蚨祥绸布庄改成了“立新绸布店”，四川饭店改成了“工农食堂”，北京协和医院改成了“反帝医院”，荣宝斋改成了“人民美术出版社第二门市部”，颐和园改成了“首都人民公园”，天桥剧场改成了“红卫兵剧场”：在上海，《新民晚报》改成了《上海晚报》，大世界游乐场改成了“东方红剧场”，上海江南杂技团改成了“工农兵文工团”，豫园改成了“红园”；而天津劝业场改成了“人民商场”，广州《羊城晚报》改成了《红卫报》，西藏历世达赖居住地罗布林卡改成了“人民公园”等。

文革改名风针对的首先是有鲜明个性特点、历史传统的名字，其背后是一场规模宏大的意识形态命名运动。它强烈地暗寓着旧秩序的颠覆和新秩序的建立。“捣毁旧世界，建设新”的口号此起彼伏。它刺激着年轻人热血沸腾的虚幻想象，成为推搡着他们的强大动力。

作为官场时尚，后来包括江青在内的一些党政领导人也纷纷附骥模仿毛泽东的举动，动辄就以替人更名来塑造自己的亲民形象，博取公关效果。

这些被更改的名字绝大部分在后来被復原，但也有一部分没有恢复旧名，如广州越秀区北京路（1949-1966年为永汉路）。

這一改名風潮，一度使香港主權移交前的香港人心惶惶，擔心當地原有富殖民地色彩的街名地方名（例如皇后像廣場、維多利亞公園、英皇道等）難逃改名的命運。

• 改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