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图特霍夫集中营

施图特霍夫集中营行政楼

该集中营的工作人员由德国党卫队卫兵构成，1943年之后加入了由党卫队集团长弗里茨·卡茨曼带来的乌克兰辅警。 [5]

1942年，第一位德国党卫队女监工警卫与女性囚犯一起抵达施图特霍夫。 共有295名女警卫在施图特霍夫集中营综合体中担任工作人员。 [6]

其中著名的女性看守人员包括： 伊丽莎白·贝克尔、厄尔那·贝尔哈特、赫尔塔·波特、赫尔敏·波切-布吕克纳、格尔达·施泰因霍夫、艾娃·帕拉迪斯和珍妮-旺达·巴克曼等。贝克尔、波特、施泰因霍夫、帕拉迪斯和巴克曼等34名女性警卫后来被认定犯有反人类罪。1944年，施图特霍夫的分营东布洛姆贝格女子营（德語：）在比得哥什建立，女看守面临严重短缺 。 因此自当年6月起，施图特霍夫的党卫队开始征集但泽及周边城市的妇女，并将其训练为警卫。[7]

根据挪威犹太人大屠杀和宗教少数群体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Terje Emberland的说法，挪威的数名武装党卫队志愿者曾在施图特霍夫担任北欧国家囚犯的警卫或教官。 [8]

2008年拍摄的集中营入口

毒气室内

施图特霍夫的第一批150名囚犯于1939年9月2日被监禁，选自在战争爆发后不久于但泽被捕的波兰人和犹太人。 [3] 随后两周囚犯人数不断增长，到了1939年9月15日人数已经增加到6,000人。1942年之前，几乎所有的囚犯都是波兰人。1944年，囚犯人数大幅增加，犹太人是新增加囚犯中的一个显著群体。施图特霍夫的第一批2,500名犹太囚犯于1944年7月从奥斯威辛集中营运送而来。共有23,566名犹太人（包括21,817名女性）从奥斯威辛集中营转移到施图特霍夫，还有25,053人（包括16,123名女性）从波罗的海国家的集中营转移而来。 [1]当苏联红军于1944年7月至8月开始通过德国占领的爱沙尼亚进军时， 克洛加集中营的工作人员将大部分囚犯由海上撤离并送往施图特霍夫。[9]根據其他消息來源，雖然營地工作人員撤離了囚犯，但在一次大屠殺中槍殺了大多數囚犯。[10]

在施图特霍夫登记的囚犯包括28个国家的公民。除了犹太人和波兰人，集中营中还有德国人、捷克人、荷兰人、比利时人 、 法国人 、 挪威人 、 芬兰人 、 丹麦人 、 立陶宛人、 拉脱维亚人、 白俄罗斯人、俄罗斯人等。11万名囚犯中有来自欧洲各地的犹太人、波兰地下国成员、华沙起义期间从华沙被驱逐的波兰平民、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知识分子、拉脱维亚抵抗战士、精神病人、苏联战俘[3]和共产党人（譬如丹麦霍斯罗德集中营的共产党人就被驱逐到了施图特霍夫）。据信被立即处决的囚犯没有登记。

集中营中的条件非常苛刻。 [11] 最早的处决于1940年1月11日和3月22日进行，有89名波兰活动分子和政府官员被枪杀。 [3]在1942年冬季与1944年，斑疹伤寒疫情两度席卷营地，造成许多囚犯死亡。被党卫队守卫认定为太过虚弱或无法工作的人在营地的小毒气室里被处决。齐克隆B于1944年6月开始用于毒气室。营地疏散之前，有4,000名囚犯（包括犹太妇女和儿童）在毒气室被杀害。 [1]另一种在施图特霍夫实施的处决方法是将致死量的苯酚注入心脏。 营地中有63,000至65,000人死亡。 [3]

德国人将施图特霍夫的囚犯用作强制劳工。许多囚犯在党卫队所有的企业工作。一些人在位于集中营内的德国设备工厂（德語：, DAW）工作：工厂毗邻囚犯营房而建，是一座戒备森严的军工厂。其他囚犯在当地砖厂，私营工业企业，农业或集中营自己的车间工作。1944年，随着集中营囚犯的强迫劳动对军备生产越来越重要，施图特霍夫集中营内建造了一座福克-沃尔夫飞机制造厂。施图特霍夫营地系统最终成为一个由强迫劳动营组成的网络。 据《大屠杀百科全书》相对非官方的估计，纳粹在整个波兰北部和中部建立了约105座施图特霍夫分营。主要的分营位于托伦和埃尔布隆格。 [5] [12]

火葬场建筑

有证据表明，从施图特霍夫集中营获得的尸体被用于人尸肥皂的小规模实验性生产[13]。施图特霍夫已经被确认为纳粹博士鲁道夫·施潘纳用于制造有限量人类脂肪肥皂的三个尸体来源之一， 被用作人尸肥皂产品开发[14]。

亚历山大·韦斯在《在1941年至1945年战争期间的俄罗斯》书中报告称，他在1945年红军解放格但斯克（但泽）后不久访问了该城，在城外看到了一家试验性工厂，用于制造人尸肥皂。根据韦斯的说法，工厂是由“一位名叫施潘纳的德国教授”经营的，“是一个噩梦般的场景，工厂的大缸装满了腌制在某种液体中的人头和躯干，提桶里装满了一种易碎的物质——人体肥皂”[15]。 波兰研究人员对韦斯所称的生产规模提出异议。2006年，来自格但斯克理工大学的研究人员发布了奥斯威辛 - 比克瑙国家博物馆的新闻稿，声称从全部三个尸源生产的肥皂总量在10到100公斤之间。由于施图特霍夫只是人尸的三个来源之一，因此生产只是实验室规模的，而非工厂规模。华沙生命科学大学的Andrzej Stołyhwo教授分析了来自格但斯克医学院解剖学研究所的肥皂样本，发现其化学性质类似海牙国际法院在1945年11月至1946年10月期间用作纳粹战争罪罪证的样品[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