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天主教

今属东仪天主教会一支的加色丁礼天主教会前身景教曾在唐代传入境内，主要流行于西北部的游牧民族中，在房山、涿州、张家口等地都曾出土过相关文物。在元代因蒙古多个部族中盛行景教，遂景教传入宣化、北京、房山、涿州、河间、大名等内地城镇，天主教信仰也在这时由方济各会传入。1246年柏朗嘉宾首次前往东方，在蒙古诸部族中传教，后来一些景教徒改宗天主教。1298年，方济会士孟高维诺在北京建立了第一座天主教堂，在直隶长芦镇、河间等地也建有教堂[2]。1307年，教廷设立汗八里总教区，孟高维诺任首位总主教，驻地元大都（北京），当时皈依者三万余人，是当是天主教会距离罗马最遥远的一个教区，直到元末汉人攻入北京后的1375年才撤销。[3]

天主教于明末正式传入河北境内，开始有汉人大规模皈依。

1598年5月19日耶稣会士利玛窦与庞迪我神父第一次前往北京传教，但在山东临清被稅监马堂逮捕并关押到天津。1601年1月24日利玛窦第二次前往北京传教并获得居留权，期间他在城内宣武门修建的小堂，为许多士大夫授洗入教，他于1611年5月11日去世前在北京共皈依了三百多名教友，明万历帝批准将其遗体安葬在北京。[4]

利玛窦在北京传教期间，白纸坊一户安氏人家皈依入教，随后在这位安氏教友的带领下，利玛窦在河北安肃县（今徐水县）安家庄开教，成为第一个教友村庄，其后又在附近的师家庄、遂城、完县（今顺平县）邵家庄等地开教。此外，当时的学者河间府吴桥人李天经也领洗入教。庞迪我则在保定府与涞水县皈依了一些教友。[5]

在明末的宫廷中，顺天府大兴人庞天寿在1629年由汤若望神父领洗入教，1640年随着北京陷落、南明诸朝相继建立，庞天寿在朝中的地位不断攀升，相应地其在教会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1645年葡萄牙耶稣会士何大化在福州登门拜见任司礼监的庞天寿后，称其为教会的柱石。庞天寿不仅利用其与传教士的关系，再次赴澳门搬援兵，而且在他的劝导之下，永历朝的太后、皇后、皇子先后领洗入教，成为中国历史上天主教色彩最为浓厚的王朝。庞天寿又曾致函罗马教皇、耶稣会总长和葡萄牙国王，希望借助欧洲的力量解朱明王朝于困境之中。[6]

18世纪初，因耶稣会采用自由化的传教方式，造成其他保守传教修会的反对，引发“礼仪之争”，1704年教宗克雷芒十一世禁止中国教友祭祖等异教礼仪。1721年，康熙帝下令禁止任何国外传教活动，境内教堂多数荒废或移作他用，未离境的传教士转入地下秘密活动。1726年，巴多明在西湾子建立大教堂，直属北京教区。1743年，河间与献县两地教友数已达3000人，遍及城区及42个村庄，分属15个堂区，威县一带有约2000教友。1773年，宣化、怀来、蔚县一带教友数已达553人。[7]在正定府宁晋县则有一群葡萄牙传教士管理的“南堂教友”是在雍正发布禁教敕令后，由从北京举家出逃的教民所组成。[8]

1773年耶稣会被教廷解散，1784年，因秘密活动的各地教会持续增长，乾隆帝下令大规模逮捕外国传教士。其中包括直隶省的涿州神父汉色勒木、阿头达多、刘比约，顺天府的神父刘多默，藁城县梅神父（葡籍）、郝保禄、朱行义等。1785年，教廷令遣使会接管已被解散的法国耶稣会在华传教工作。因位于长城以北的西湾子地区清廷管控力度较小，新来的遣使会传教士在此建立传教中心。1829年，法国遣使会士薛玛窦任西湾子首任本堂，并建立了一所小修院培养当地司铎。而在长城以南的内地，北京教区代理主教（兼任南京教区副主教）葡萄牙人赵若望选择远离京城的保定府安家庄建立了临时主教公署，在此秘密传教达22年。1838年，教廷将原葡萄牙在华保教权转交给了法国，同年教廷传信部将满洲里、辽西、蒙古三地从北京教区划出，建立蒙古宗座代牧区，由法国遣使会负责，总堂设在西湾子，法籍神父孟振生为首任代牧。1839年鸦片战争前，直隶天主教徒总计已达7.5万人，由北京教区管辖。

鸦片战争结束后，依据中法《黄埔条约》，清廷开始允许外国传教士在华自由传教。

由于法国驻华大使拉厄尼的要求，1846年道光帝发布上谕，正式取消禁教令，并归还占用的教产，从此历时达120年的百年禁教期结束。同年，教廷令蒙古代牧孟振生兼任北京教区主教。

1856年5月30日，教廷撤销北京教区，改为代牧区，原北京教区一分为三：直隶北境代牧区（遣使会传教区）、直隶西南代牧区（遣使会传教区）和直隶东南代牧区（耶稣会传教区）。1860年，直隶北境代牧区的宗座代牧孟振生进驻北京，辖顺天府、保定府、天津府、永平府、宣化等地；直隶西南代牧区的首任宗座代牧法籍遣使会士孟若瑟驻扎正定城内，辖正定府、顺德府、赵州等地；直隶东南代牧区的首任宗座代牧法籍耶稣会士郎怀仁就任，1861年将主教府迁往献县张庄，辖河间府、广平府、大名府、深州、冀州、景州等地。

1899年12月23日，直隶北境代牧区东部的永平府分出，设立直隶东境代牧区，由荷兰遣使会管理，首任代牧为武致中，主教府设在永平城内（今卢龙县），辖卢龙、临榆（今秦皇岛）、抚宁、昌黎、乐亭、滦县、迁安、遵化、丰润、玉田。

1900年华北爆发义和团运动，直隶多地教会遭受严重破坏。

清末教案频发，起源自鲁西南的民间邪教义和拳兴起，并由南向北扩展到直隶。山东的义和团分两路大军进入直隶，一路从山东德州进入河北沧州，另一路从河北保定白洋淀进入天津。

1898年末首先在与山东接壤的直隶东南代牧区出现团民。1898年11月2日，姚文起率领匪众200余人攻击了冠县红桃园村教民，3日焚毁威县第三口村教堂和教民房屋。1899年大刀会在大名府成安县进行了破坏。同年，故城、景州、阜平三县教民遭到攻击。阜城许家铺、耿家庄、八里庄、小营，东光县张庄，景州苏古庄、刘八庄，武邑县小里、石海波等地教堂均被焚毁，枣强县紫结村、三岔村教堂也被破坏，此后景州各地堂口仅剩黄古庄、青草河、朱家河教堂幸存。11月初，武修和尚在阜城县抢劫林镇村教堂和教民。27日，拳民袭击了景州两个有教民的村子。28日，袭击阜城县徐家铺教堂。30日，袭击东光县常庄教堂。12月初，直隶总督裕禄派淮军右翼统领梅东益率军自天津向河间府进发，保护教堂。4日，拳民袭击阜城县耿家庄教堂。9日，绑架景州河渠镇两名教民。10日，拳民抢劫景州苏古庄教民，又破坏阜城县八里庄教堂，并袭击了武邑县小李村、石海坡教民，以及阜城县小营村教民和深州西河头村教民。11日，拳民袭击了深州王乐寺村教民；放火焚烧苏古庄的教堂和教民房屋。12日，拳民烧毁景州刘八庄教堂和教民房屋十余间。13日，景州谣言四起，拳民要攻打献县张家庄总教堂。同日，拳民在枣强县邹街袭击教堂和教民。12月14日，在景州岔道口村，拳民焚烧教堂，抢劫教民。同日，安平县拳民摆出攻打教堂的架势。15日，袭击了德州恩县明恩溥所在的庞庄教堂，又袭击了枣强县三岔口教堂。16日，东大过村拳民和教民发生冲突。17日，拳民扬言要在当日攻打献县张家庄总教堂。18日，武修和尚率人袭击朱家河天主教堂，与范天贵带领的官军发生冲突，后武修被拘捕。19日，王庆一策划的梆子戏“火烧望海楼”在故城县上演。20日，东大过村再次被拳民包围。同日，拳民抢夺了萧张镇教民数十家，带走数十人；袭击了河渠镇附近的羊牧教堂。22日，保定府束鹿县拳民绑架教民索取赎金。24日，二三千拳民聚集在武强县小范镇。31日，山东德州拳民聚集于吴桥县的孙公庙，烧了庞家桥教堂和六家教民房屋。1月9日，拳民火烧清河县大寨庄教堂。15日，宁晋县南孟村数百拳民掠夺并打伤教民。但因官军已驻扎在各州县，也因为农历新年就要来到，拳民忙着过年，故此后骚乱减少很多。

1900年6月中下旬，清廷下令攻杀教士教民。由于总督裕禄和臬司廷雍的支持，义和团已遍及全省各县，直隶省大批天主教徒突然面临死亡的威胁，在许多天主教徒聚居地，由当地教士陆续建立了民间武装组织抵御义和团的攻击，并在各处天主教徒集聚的村庄筑堡垒顽抗。比起一般村庄来，乡村传教站的防御能力要强大的多。

直隶东南代牧区拥有15个天主教据点(北部9个，南部6个，包括任丘段家务、河间范家圪瘩、蔡间村、献县张庄总堂、陵上寺、大郭家庄、深县东阳台、景县朱家河、青草河、威县鱼台、张家庄、魏村、潘村、赵家庄等)。自1900年6月开始的进攻起，这些据点基本都成功抵抗住了义和团的进攻。其中献县张家庄在1863年便准备了严密的防御工事，以应对当时的白莲教起义。耶稣会神父徐博理(Prosper Leboucq)设法获得了中国政府和法国使馆对其修筑防御工事的允准。北洋通商大臣崇厚甚至向他们提供了两门大炮。另外还购买了3门大炮，1868年又铸造了8门，用以抵御土匪和叛乱者。主教府的教堂、住所、神学校、育婴堂等教会设施被高约25英尺的圩墙和12英尺深的壕沟环绕，可保护河间府的五六千名教民。

5月26日拳匪攻击深州老王寺，因火药库不慎引爆致匪众闯入，一百多人被杀。6月12日，拳匪攻击蔡间村，四天战斗后教民逃往范家圪瘩，教民被捕杀17人。6月19日，法籍教士路懋德、赵席珍(Remi Isore)在武邑天主堂被杀。6月29日，肃宁县尚村逃往献县张庄避难的167名教民，在献县城北的李家庄附近被杀。7月2日拳匪攻击东阳台，教民出逃，被杀者30多人。7月15日，约两千拳匪进攻聚集有3000多教民与两位神父避难的景州朱家河村，但围攻两天不得攻破。7月17日陈泽霖率领清军连同匪众共4500兵力再次围困朱家河。后因火药库意外爆炸而让围困的匪众得以攻入，到7月20日，屠杀结束共有2500余人遇难，只有约500人逃生，是1900年一次性死亡人数最多的屠杀事件。其中遇难的圣任德芬与圣汤爱玲两位神父在匪众攻入前仍然坚守圣堂，保护教民，共同殉道。除以上几处防御失败之外其他各处据点都未被攻破。

1900年夏天，魏村、潘村和赵家庄的三村集合体成为威县教民防御赵三多梅花拳的中心，耶稣会教士万其偈(Albert Wetterwald)承担了三个村庄的军事指挥工作。自卫武器包括火炮、重型抬枪、老式来复枪，以及大刀长矛等冷兵器。7月17日迎来第一次进攻，匪众伤亡68人。7月20日，拳匪又发动了一次更大规模的攻击，一支来自大宁，一支来自威县南面的沙西。22日教民发起反攻，驱散了匪众。而匪众转战未设防的钟管营和马庄，杀死了几名教民。位于魏村西北的山东邱县贺钊村为基地的义和团一部被迫于8月初离开，当地人已拒绝供养这些“寄生虫”。[9] 直隶东南代牧区在此前共有50575名教民，拳乱中共有5153名教民、7位司铎、235名修女遇难，674座大小教堂几乎全部被毁，仅剩58座幸存。[10]在任丘，共有680名教民被杀。

在直隶北境代牧区，1900年3月反教事件向北蔓延到保定东部各县，其所受损失为几个代牧区中最大的。4月初，山东直隶交界处下了一场透雨，直隶东南地区的拳匪较为平静，而直隶中北部持续干旱，拳乱愈演愈烈。4月20日保定爆发了清苑教案，两千名拳民与姜庄教民发生激烈冲突，4月21日的进攻中，拳民烧毁了教堂和10个教民的房子，但装备精良的天主教教民从屋顶向拳民开火，至少有20个拳民被打死（一说有70人）。5月份拳匪传到安平县，事后逮捕了义和拳民陈锅元等人。5月12日保定爆发了涞水教案，涞水县高洛村教堂被匪首阎老福烧毁，大约有30户的教民全家被杀（一说有68个教民丧命，只有一人逃生）。5月22日，前往剿匪的总兵杨福同在涞水北部石亭镇被拳匪所杀。5月27日，数万拳匪进入距北京仅有五十多公里的涿州，并破坏了当地的铁路和车站等现代化设施。6月1日，拳匪一部占据顺天府永清县，攻击教堂。新城县当地拳匪头目张德成焚毁了东马营和白沟的教堂，外籍教士被杀，残余教民逃往了北京西什库总堂。雄县板家窝的匪首王德成先后焚毁了蛮子营和固安韩家庄教堂，还攻打过小高科庄、小青凌、东马营和霸县高庄等处教堂。在保定城内，拳匪杀害教民数百人，焚毁了即将完工的保定总堂。6月7日，在清廷许可之下，大批拳民开始进入北京，随后在12日烧毁11所教堂，包括天主教东堂、西堂和南堂。有3200名天主教徒逃入樊国梁主教所在的北堂（西什库天主堂），当时有42名法兵守卫。13日，天津武清拳匪焚毁了马家场、范家庄、洪家坟、牛房、龙庄、韩庄各处教堂，静海全县被匪众占领。6月14日，焚烧顺治门内天主堂。6月15日，拳匪开始围攻北堂，直到8月16日北堂被联军解围。拳民同时四处破坏教堂攻击教民，庄王府前大院被当成集体大屠杀的刑场。6月15日，天津的拳匪焚烧了马家口及望海楼等地的教堂，拆毁东门外天后宫北教堂，又与防卫紫竹林租界的外国士兵发生战斗，死伤四百人，16日展开了第二次进攻紫竹林，但被一阵齐射挡了回去。18日，遣使会士聂春元与包多默神父以及三位若瑟会修女在盐山遇害。在6月初联军进入津京后，7月14日联军占领了天津，8月14日攻入北京城内，此后陆续平定各地拳匪暴乱。9月，德国陆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被推为联军总司令来清，八国联军大军增兵，全力清剿拳匪，战败的清军亦配合清剿。由京津出兵，分攻山海关、保定、正定等地。直隶北境代牧区在战后统计共有超过六千名教民与神职人员遇害，其中北京宣化两地共3717人遇害（神职人员与修士修女8人，平信徒3709人），宣化府延庆、龙门、赤城三地难前教友1700多人，难后仅存267人，全家尽亡者七八十户[11]。

在保定府，遣使会教士们设立了徐水县安家庄、清苑县东闾两个主要防御据点，各聚集有数千教民，其他据点包括高阳县的徐果庄有近千人避难、博野的程六市与束鹿县的刘家庄各聚集数百人。其他未设防的村庄教堂均被破坏，教民被捕杀。 在徐水县的安家庄，被拳匪围困教堂三个多月未攻破，期间拳匪发动两次进攻，伤亡约百人未攻破，教民仅阵亡一人。 在清苑县的东闾，有9000名附近地区（包括保定城内）的天主教徒来此避难。由在此避难的蠡县高庄的王神父带领村民修筑了防御工事，不久4万名义和团从姜庄撤围后转向东闾扎营安寨，三面包围东闾。教友们使用几支火枪和一门铁炮护村保教，击退了义和团的4次进攻。在7月又击退了清军的44次进攻，敌军伤亡两千多人，教民仅阵亡40多人。直到8月15日北京被八国联军攻陷的消息传来，清军才撤退。在当时还出现了圣母显灵事件，也因此东闾成为了后来北方最重要的朝圣地，以及中国天主教信徒最集中的一个村落。

长城以北的中蒙古代牧区（后来的西湾子教区）亦遭受了匪众攻击。1900年7月5日在窑子沟双方发生激战，拳匪阵亡17人，60多教民受伤。西口外所有小堂都被焚毁，高家营子与五号村教堂也被焚毁。崇礼西湾子、西营子、七苏木、二十三号村、黄羊滩抵御住了进攻。战后统计教区内有5位司铎、1700教民被杀，72所学校和19个村庄6个孤儿院被毁灭。

而在直隶西南代牧区则是庚子事变中伤亡损失最小的地区。1899年4月8日，义和拳开始在正定大佛寺举行了大规模集会。1900年1月初，冠县梨园屯发生冲突。1900年5月，到处都设立起拳场，正定府的镇台派兵驱散了宁晋县孟家庄的一伙拳民。6月29日，顺德的教堂在夜里被洗劫一空。6月和7月初，教士们将散居的教民集合在有防御工事的村庄。包括顺德的白厂、新厂，隆平的马家庄，柏乡的贾庄，栾城的油通村，藁城的托屯和桥寨，定州的治丘。在宁晋和赵州，教民基层团体的数量较多，相距也很近。这一地区全都组织起来，教民们不仅进行自卫，他们还多次向孤立的教民基层团体提供支援。堡垒之外的教民所受攻击并非来自本村居民，而是来自外地而来的拳民团伙，尤其是与其合兵一处的正规部队。教民放弃的教堂和小教堂都被捣毁。7月10日定州治丘村被攻破，但匪众未进行焚毁破坏，12日晚，教士带领所有村民向60里以外的桥寨村转移，队伍后面的十几个妇女儿童被杀。7月31日，被隆平县某村请来的威县义和拳团伙便放过了马家庄，而攻击附近一更小的教民村，死亡18人，重伤6人，只有4个教民脱身。7月30日，隆平县一行医的女教民和她的婴儿被杀。9月在联军占领保定后，一支非洲轻步兵的法国分队被派到正定恢复与外界的联系。战后统计教民死亡数量为150人，不少家庭失去了财产和房屋，4座教堂和顺德的公所遭到洗劫和部分拆毁，100多个小的教民基层团体及其小教堂被洗劫后彻底焚毁，遭难最深的是顺德和定州地区。1902年4月，征缴赔款时一个耶稣会神父在路上被一小伙暴动者杀害。在正定府代牧区和直隶的其他代牧区，信徒中的弃教者极少，新老教民大都坚定地承受住了暴力的考验。他们中涌现出众多殉教者，这些人公开大声表达出他们的宗教信念，甚至不惜为此献出生命，这令传教士们感到惊讶。 [12]

1901年9月7日清廷与联军各国签订辛丑条约，其中包括补偿教会及遭受损失外籍人士的庚子赔款，教会利用赔款重建了战争中毁坏的各地教堂，并增建教育医疗等社会慈善事业，此后十几年中新入教者迅速增加。

1909年5月2日教宗庇护十世将庚子之乱中的21位殉道者列为真福品。2000年10月1日，时任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宣布将清朝与民国年间（1648年–1930年）的120位殉道者册封为中华殉道圣人，纪念瞻礼日为7月9日。

1910年2月14日，从直隶北境代牧区中分出直隶中境代牧区，由法国遣使会管理，首任代牧为富成功，主教府设在保定城内，辖保定府、定州、易州（今易县）、祁州（今安国）等地。

1912年4月27日，从直隶北境代牧区分设直隶海滨代牧区，由法国遣使会管理，首任代牧为杜保禄，主教府设在天津城内，辖天津、静海、青县、沧县、庆云、海兴。

1921年4月15日，从保定代牧区划分出蠡县监牧区（1929年7月13日升格为代牧区），由国籍神职管理，首任代牧为国籍遣使会士孙德桢，1927年主教府迁往安国城内，改称安国监牧区，辖安国、博野、蠡县、高阳、深泽、束鹿（今辛集）。

1924年5月，罗马教廷派教廷代表刚恒毅来华，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中华全国主教公会议，规定教区名称以其主教府所在地命名，并将全国五大传教区分为十七大区，直隶被分为第三区。1924年12月3日，直隶北境代牧区以主教座堂所在地改名为北京代牧区，直隶东境代牧区更名为永平代牧区，直隶中境代牧区更名为保定代牧区，直隶海滨代牧区更名为天津代牧区。

1926年5月10日，从北京代牧区分出宣化代牧区，由国籍神职管理，主教府设在宣化城内，首任代牧为赵怀义，辖口北十县（宣化、万全、怀安、阳原、蔚县、涿鹿、怀来、延庆、赤城、龙关）。此后的北京代牧区辖北京城区、大兴、涿县、良乡、房山、固安、永清、安次、霸县、文安、大城、新镇、通县、香河、三河、武清、蓟县、宝坻、宁河、平谷、顺义、密云、昌平22县。

1929年3月18日，从正定代牧区分出赵县监牧区（1932年1月11日升格为代牧区），由国籍神职管理，首任监牧张弼德，主教府设在宁晋边村，辖赵县、宁晋、高邑、柏乡、隆尧、临城。

1929年5月24日，从献县代牧区分出永年监牧区（1933年3月6日升格为代牧区），由国籍神职管理，首任监牧为崔守恂，主教府设在威县赵庄，辖永年、邯郸、鸡泽、曲周、肥乡、广平、成安、磁县、威县、清河。

1929年5月25日，从保定代牧区和北京代牧区各分出一部分，成立易县自治区（或称易县宗座独立传教区，1935年12月9日升为监牧区），由意大利耶稣圣五伤司铎会管理，首任教长为意籍司铎马蒂懦，主教府设在易县城内，辖易县、涞水、涞源、三坡地区。此后的保定代牧区辖清苑、徐水、满城、完县（今顺平）、唐县、望都、安新、雄县、容城、新城（今高碑店）、定兴11个县。

1933年3月2日，从正定代牧区分出顺德监牧区（1944年1月13日升格为代牧区），由波兰遣使会管理，首任监牧为葛乐才，主教府设在顺德城内（今邢台），辖顺德、内邱、尧山、任县、巨鹿、广宗、平乡、南和、沙河。此后的正定代牧区辖正定、石门（今石家庄市区）、藁城、新乐、无极、晋州、栾城、获鹿、元氏、赞皇、井陉、平山、灵寿、行唐、阜平、曲阳、定州16个县。

1935年3月11日，从献县代牧区分出大名监牧区（1947年7月10日升格为教区），由匈牙利耶稣会管理，首任监牧查宗夏，主教府设在大名城内，辖大名、魏县、以及今属河南省的南乐、清丰、濮阳、另有长垣的和黄河两岸的东明县一部分。

1939年4月24日，从献县教区划分出景县监牧区（1947年1月9日升格为教区），由奥地利耶稣会管理，首任监牧凌安澜，主教府设在景县城内，辖景县、阜城、武邑、衡水、冀县、枣强、故城、新河、南宫、吴桥、东光以及宁津（今属山东省）。此后的献县代牧区辖献县、河间、任丘、肃宁、安平、饶阳、深州、武强、交河（今泊头西部）9县。

1946年4月11日，教宗庇护十二世在中国废除传教区体制，正式建立圣统制，河北境内的天津、永平、宣化、保定、安国、赵县、顺德、永年几个代牧区即刻升格为教区，天津、永平、宣化、保定、易县、安国、正定、赵县、顺德、献县、景县、永年、大名几个教区与监牧区归属于北京总教区管辖，当时属察哈尔省的西湾子教区则归属于内蒙古的绥远总教区，属热河省的热河教区归属于东北的奉天总教区。同年，北京总教区62岁的法籍主教满德贻退休，让位于中国籍枢机主教田耕莘（圣言会会士）。

河北省是中国天主教地下教会最为活跃的地带，其中原保定教区已故的范学淹主教为著名领袖。

1940年代，面对共匪对华北的赤化，河北各教区陆续建立了反共组织和相关军事行动以保卫教会免受无神论政权的统治，但均以失败而告终，最后境内的外籍传教士被迫遣返回国或流亡海外。

1943年，比利时籍主教石德懋与日军蒙疆当局达成联合反共协议，派遣教友王崇惠代表西湾子教区，到绥远发动其他教士进行反共活动。1945年日军战败撤离了崇礼，1946年12月30日，八路军欲占领崇礼，西湾子本堂神父樊海清组织教友建筑围墙与壕沟，并建有教友自卫队与国军数百人保卫教堂，敌军伤亡500余人。最后敌军炮轰西湾子主教座堂，才被攻破。随后主教公署与修院迁往张家口，1947年，石德懋派遣赵振民神父出任国民党崇礼县议会参议长。1948年9月30日共军第三次占领西湾子时，比利时神父贝耀宗、国籍神父赵振民、秦选等人组织数百教友建立守护第七连，在碉堡内持续抵抗，造成敌军重大伤亡，同年10月共军全面占领崇礼，1954年被捕的4名外籍神父被驱逐出境。1951年8月20日石德懋主教、比利时籍秘书兰宁被逮捕，1952年2月23日，王海楼和兰宁离境，同年6月6日圣母圣心会当地会长比利时籍顾秉贞离境。1952年6月西湾子教区原张北县落花营子与公会村的安宗仁、费默理神父回国，1953年9月，两位比利时神父田开智、唐天瑞神父，以及两位波兰籍修女离境。

1945年9月，日军撤退后因担心共军的占领，献县状态派宝血修女会院长冉如利亚给她的表亲美军远东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写信请求协助保卫，但驻天津美军仅空投了20余箱食品。此后中共献县政府截获了数次总堂送往天津的情报，1948年7月15日中共当局将法籍耶稣会长尚建勋、法籍主教府院长穆启华、法籍理家潘汝林、医院长比利时籍李诗堂等人拘捕，22日将其送往天津离境。此后自行离境的外籍神父有法籍邓惠达、柯守义、美籍毛纶等。1949年后驻天津的北疆博物院法籍神父盖斯杰1950年被驱逐离境，以及卜相贤、鲍翊华、房如晦、紫古值、申自天、甘墨林等人于1953/1954年先后被中共天津政府驱逐出境。其中的例外是承认中共政权的法籍神父丁鸣盛未被驱逐，他在1961年3月去世（1907年来华）。

1947年6月，共军占领易县，易县监牧区马蒂懦主教被国军师长邱行湘护送到北京，并出任罗马教廷驻华公使黎培里的驻北京代表。同年11月马蒂懦接触到美驻华大使馆的包瑞德上校与李安东，并协助提供剿匪相关情报。1951年5月12日马蒂懦在北京被捕，中共政府指控他参与了李安东的炮轰天安门计划，被判无期徒刑，1954年被驱逐出境。

1947年1月15日邢台政府将波兰籍的顺德教区葛乐才主教与波籍神父郎本仁等驱逐出境，其他神父于同年或第二年离境。1953年11月19日，永平教区荷兰籍署理何毓华神父被中共唐山市政府驱逐。廖亚尔、冀兹陵等人被中共北京政府驱逐出境。1949年后，在河北省境内的外籍传教士共148人，到1956年止仅剩一位。[13]

1947年2月16日，黎培里以教廷驻中国全权公使的名义发布“禁止公教团体和个人参加反动组织”的训令，1949年7月1日，又以“教廷圣职部”的名义颁布训令，要求教友禁止参加“无神论组织”和“避免阅读无神论出版物“；1950年7月28日，颁布“警告”，表示对于“参与支持无神组织活动者，给予圣事上的制裁。”

1946年7月，黎培里指示并资助比籍雷震远神父（Raymondde Jaeghei）在华北组织建立"公教青年报国团"（又称民众自卫团、民众建国协进会）武装组织，援助国民党的反共战争。最初设立山东和察哈尔两个分团，有石家庄、保定、涿县、天津、泊头、通县、芦台、束鹿、宣化、唐山以及山西太原11个情报站。察哈尔分团于1946年末由王若鹏负责，另名察哈尔省民众建国协进会，成员分布于境内各县。1947年5月后改为河北分团，由刁化仁担任主任，毕卓云为秘书长，下辖天津、唐山、保定、涿县、北平、石门、落垡、泊头8个工作队。在石家庄由骆毅宾负责组建了武装组织石家庄公教队，后由国民党第三军改编。1947年7月，正定教区陈启明主教、杨鸿志神父、陈道生神父与石门的荷兰籍罗贯之神父等策划，由杨鸿志和教友赵子云将500名教友组织武装起来，于7月中旬守卫正定县城有45天，并在近郊的三邱村、大林济、朱河村等地逮捕处决300多名共党分子。1948年初教友任国顺将赤匪在平山县西柏坡设立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消息报告给吴雅各神父，吴随后到北平联系刁化仁，商议行刺毛泽东与朱德等人的计划，并派特使赵德祥教友赴藁城桥寨与赵雅各、冯连相、宋本笃联络安排。1948年8月10日，雷震远与刁化仁将吴雅各的报告通知国民党华北剿总与军统，随后又根据部分情报对平山县郭苏镇一带展开轰炸，9月13日再次对石门和灵寿等地进行轰炸，但毛匪最终还是逃脱。1948年冬，共军陆续控制了华北各地，公教青年报国团转入地下。1950年10月16日，石家庄公教青年报国团成员多被中共逮捕，吴雅各神父被处死。到1951年7月，北京、天津、唐山、昌平、南口等地报国团成员陆续遭到逮捕。

1948年梵蒂冈驻华公使黎培里派遣爱尔兰神父莫克勤在天津建立了圣母军，中共夺取政权以后，圣母军成员积极介入到反共行动中，曾在保定发展到两个区会、80余个支会，在唐山也建立了组织分部，有173位成员，1951年至1953年天津、保定和唐山圣母军陆续被中共政府取缔。 [14]

1949年1月，受教廷传信部部长伯多禄·富马梭里·毕翁弟枢机、次长刚恒毅总主教的“应变”训令，黎培里将全国各教区大修院转移至香港、东南亚等境外；要求各教区、各修会团体的外籍人员，除特殊危险者，必须坚守岗位。同时，调整各教区主教人选，填补空缺教区主教以及指定多名继承人。

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大陆政权以后，驱逐了外国传教士，许多国籍的教会神职人员也因为担心遭受迫害而离开了大陆，其中包括了逃往美国芝加哥的北京总主教田耕莘枢机。部分留下来的神父主教中，有一部分响应了中共的独立自办教会政策，与罗马教廷断绝关系，并在1957年8月2日成立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次年开展了大张旗鼓的自选自圣主教运动，其中发起者包括原献县教区合法的主教赵振声（1957年12月当选为河北省天主教爱国会主席），至文革前被祝圣的非法主教中，来自京津冀地区的包括了王守谦（永年1958）、常守彝（宣化1958）、潘少卿（西湾子1958）、蓝柏露（永平1958）、李德培（天津1958）、王其威（保定1958）、姚光裕（北京1959）、刘安祉（正定1962）。

而另一部分服从教会命令未离境流亡的教会神职则坚持信仰原则，拒绝加入被时任教宗庇护十二世明确抵制的爱国会任职，由此这些神职人员开始遭受政府迫害，这其中就包括河北保定教区1951年就任的范学淹主教、易县监牧区代理刘冠东、宣化教区王木铎主教等。 在乡下，通常在教友家中挖掘地下室作为弥撒场所，据官方报道曾在献县、永年教区查出地洞、暗室200余处，大者容纳百人，有的一洞三室，据官方媒体称其亦被用来从事谍报工作所用，以协助“帝国主义者”推翻共产党政府，1954年3月取缔了该地秘密宗教活动。 [15] 1969年十年劳改之后，恰逢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不久，范学淹主教被放回老家小望亭遭受软禁，1978年因教宗保禄六世的公开支持而再次被捕。文革期间，全省再没有任何公开教会的活动。

文革结束后，为了表现自己所谓的宗教信仰自由，中共政府再次开始大肆自选自圣主教，在京津冀地区的非法主教包括傅铁山（北京1979）、刘景和（永平1981）、范文兴（景县1981）、刘定汉（献县1982）、蒋陶然（石家庄1989）、潘德世（保定1991）、苏长山（保定2000）、方建平（唐山2000）、郭金才（承德2010）。

1980年范学淹主教获释，当时他是全省惟一享有些许人身自由的合法主教。为了对抗中共政府主导的裂教运动，范学淹主教开始与之相应地自己祝圣忠于教宗的合法主教，首先是祝圣了正定教区贾治国主教与易县教区周善夫主教，以及天水教区的王泰主教。时任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得知范学淹的行动以后给予了大陆主教先祝圣后通报的特权。1982年4月13日范学淹主教因私自祝圣主教被判刑十年。此后河北地下教会陆续祝圣的省内主教有李思德（天津1982）、师恩祥（易县1982）、宋维礼（易县1982）、刘书和（热河宗座监牧/易县助理主教1982）、刘冠东（易县1982）、李振荣（献县1983）、陈柏庐（永年1986）、苏志民（保定1988）、裴尚德（北京1989）、赵振东（宣化1989）、韩鼎祥（永年1989）、张庆天（易县1992）、陈仓保（易县1997）、赵克勋（宣化2003）等。自此河北天主教形成了由罗马教宗承认的地下教会与中共政府承认的公开教会相对立的局面。1988年1月3日，范学淹主教向一位来访者回答关于天主教爱国会的问题答问被整理成著名的《十三条》。

1989年11月21日，在陕西三原教区张二册村，地下教会张刚毅神父与易县教区主教刘冠东、易县教区助理主教刘书和发起成立了中国大陆主教团，与属公开教会的中国天主教爱国在1980年成立的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相抗衡。会上推选保定教区主教范学淹（当时因被软禁而未到会）为主教团团长，刘冠东为执行主席，刘书和为秘书长。与会的易县教区刘冠东主教与师恩祥主教、献县教区主教李振荣、天津教区李思德主教等在事后均被捕入狱。

九十年代以后，中共政府加大了对地下教会的打击力度，众多主教神父长期遭受严密监禁，无法有效行使牧职。地下教会领袖范学淹主教于1992年于承德狱中殉道。1997年起保定教区苏志民主教被囚禁至今仍未获释。1995年杨广彦祝圣为盩厔教区主教后，中国教会开始出现教廷与中国政府双方都接受的主教人选。在爱国会的领导人物宗怀德主教于1997年去世后，教廷更加放宽了对中国天主教公开教会的态度，希望地下教会与公开教会合一。教宗本笃十六世于2007年5月27日，发表针对中国天主教的牧函，取消了地下教会的祝圣特权。一些地下教会主教开始转为公开，加入爱国会职务，比如保定教区辅理主教安树新便在2006年刑满获释后接替了原保定教区公开教会主教苏长山的职位。而教廷在第二年则将其升任为助理主教，可以继承仍在狱中的正权主教苏志民的职位，以满足教廷的合一计划。但2010年苏志民主教仍然在世的情况下，安树新自任为了正权主教，反而造成其他地下教会神父更加不满，而计划今后再推举一位主教以追随狱中的苏志民主教。

2016年后，梵蒂冈教廷加快了与大陆政府进行谈判的步伐，就主教任命问题寻求达成一致，一旦协议达成后，地下教会的地位在教廷内也将变得非法，因而造成众多教友不满。

在河北省有许多天主教徒聚居的村落。其中距保定市东南20公里的清苑县东闾村可能是中国天主教信徒最集中的一个村落：全村近9，000人口，近7，000村民信仰天主教。村里有一座占地5，000多平米（大堂内面积1548平方米）的大教堂，名为东闾中华圣母堂，能容纳数千人同时望弥撒。不仅是保定教区，也是整个华北地区最大的一座天主教堂。[1]这座高大的哥特式教堂，钟楼双塔高43米，耸立在华北平原的乡村，周围是生长小麦和玉米的广阔田野。[17]。这里也是中国经过教宗批准的2处圣母朝圣地之一（另一处是上海市松江区的佘山进教之佑圣母大殿）。每年五月为朝圣季，全国教友前往朝圣的人络绎不绝，5月24日的进教之佑圣母节则为朝圣的最高潮。

该朝圣地源于1900年的庚子之乱，当地教友成功抵御了义和团与清军的数十次围攻，并相传当时圣母显灵帮助教友击退敌军，也因此在战争结束后，当地教友重建了一座罗马式大教堂以奉献给圣母玛利亚，此后各地教友纷纷慕名而来，热心敬礼圣母。

1924年，教宗庇护十一世委托宗座首位驻华代表刚恒毅总主教在上海召开第一届中国主教会议，其中的一项内容就是由全体与会主教献上“奉献中国于圣母诵”，将中国奉献于中华圣母（Our Lady of China），并且选定东闾村大教堂内供奉的圣母像作为标准中华圣母像。参加全国主教会议的保定教区主教满德贻返回教区后，商议把东闾圣堂辟为中华圣母朝圣地，通知全国各地，来东闾朝圣。1928年，保定教区代牧主教周济世得到刚恒毅总主教批准，派遣东闾本堂法籍戴牧灵神父（CM．Tlemonent）去法国露德朝圣，并学习经验，准备将东闾圣母发展成全国性朝圣地。1929年5月，朝圣活动正式揭幕。自此每年阳历5月，保定教区各村镇的天主教徒按预定计划每日轮流来东闾朝圣。后来，北京、天津、献县、安国等教区的主教、神父也纷纷带领教友前来东闾敬拜圣母。1937年，教宗庇护十一世在审阅了宗座驻华代表蔡宁主教呈递的《东闾朝圣汇报书》及《申请书》之后，批准东闾为中国的国家朝圣地。5月，蔡宁总主教、周济世主教和易县监牧区马迪懦主教带领数千教友前往东闾朝圣，并在东闾大教堂里公布了教宗的谕令。

从1929年到1937年中日战争开始以前，每年都有众多天主教徒到东闾朝拜中华圣母。前后来东闾朝圣行列中的教会上层人士有：首任驻华代表刚恒毅总主教和第二任驻华代表蔡宁主教，有北京教区满德贻主教、安国教区孙德桢主教、献县教区等教区主教共二十余位，以及于斌（后荣升枢机），雷鸣远等各地神父百余位。天津教区的文贵宾主教是每年5月必到东闾朝圣；保定教区的周济世主教更是每年不只一次前往东闾祈求圣母，并著书宣扬。至于前来朝圣的天主教徒的数目，据东闾本堂戴牧灵神父于1931年报道，仅在这一年就有两万五千教友来东闾朝圣。据称在朝圣期间，中华圣母常显奇迹，有垂死病童康复，盲者复明，瘫子行走等若干个案。因此增长了教徒们对天主教的信仰热情，每年来东间朝圣的人逐渐增加。对于华北地区天主教的发展也起着推动的作用。

1941年，东闾教堂被日军烧毁。朝圣活动随之停止。1989年3月12日，在东闾教堂被毁48年之后，热心的东闾教徒在请示保定教区范学淹主教后，自筹资金百万余元，义务劳动，在村北开始重建一座规模更大的新教堂，于1992年5月1日竣工，重新奉献给圣母。建堂期间，在1990年10月3日，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向东闾建堂教徒和建堂工程颁赐祝福。但该堂建成后便由当地政府控制，交由了爱国会神父管理，因而当时地下教会（忠贞教会）的朝圣者并不前往该堂，而参与地下教会主教神父在村内另一处规模较小的教堂与在村外空地举行露天弥撒。

1986年，保定教区忠贞教会开始恢复大规模的朝圣活动。由于人为的限制，阻挠，开始的一、二年，也只有十来位神父参祭，教友不过一、二千人。自1988年起，朝圣活动有了大规模的发展。1988年5月24日，共祭神父19位，主教一位，参礼教友3000余人。弥撒中，由范学淹主教委任代管保定教区的陈建章主教讲道。1989年5月24日，由于考虑到在民宅院内举行弥撒人满为患，冒险在院外较宽大的地方，搭制一临时的弥撒间。来自易县、正定、安国、献县、宣化等教区的34位神父，由刘冠东主教主礼，做了大礼共祭弥撒。前来朝圣的教友空前增多，仅外地教友就有六、七千人之众。1990年5月24日，共祭神父35位，陈建章、施纯洁二位主教，因病未参祭。参加弥撒的教友，估计万余人。1991年5月24日，赖圣母的助佑，忠贞教会刚刚度过了难关，虽然23、24日连续降雨，但仍有37位神父赶来朝拜圣母。直到24日上午10时，仍有许多教友冒雨前来。1992年5月24日，来朝圣的神父61位，有7位神父因年高体弱未能参祭，但其中没有一位主教，因为他们已被政府拘留。当年前来朝圣的外地教友空前增多。1993年5月24日，几乎长江以北的半个中国，每个教区都有教友来朝圣，共祭神父103位，主教3位，教友约3万人。此后每年圣母月里每天都有外来朝圣者，而尤以5月1日，5月7日中华圣母瞻礼，24日圣母进教之佑瞻礼以及5月31日圣母月结束之日。[18]1995年5月23日，据称有3万名朝圣者目睹圣母显现。但在1996年4到5月，政府出动了五千名武警以及大约30辆装甲车与数架直升机隔离村庄，圣母像也被没收，数位主教与众多神父被捕，东闾朝圣活动被遂被政府强制停止，之后一直未获得政府批准恢复。至今每年的5月和8月，东闾村的各个主要出入口都有警察设点检查进村的外地车辆，外国人则一律禁止入内，并有武装直升机在村庄上空巡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