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实味

1942年2月延安开始整风运动，运动的一部分是鼓励提意见，毛泽东在2月份发表的《反党八股》中说：“党八股的第二条罪状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鲁迅曾经批评过这种人，他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科学的东西，随便什么时候都是不怕人家批评的，因为科学是真理，决不怕人家驳。......从前许多同志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常常有两个名词：一个叫做‘残酷斗争’，一个叫做‘无情打击’。这种手段，用了对付敌人或敌对思想是完全必要的，用了对付自己的同志则是错误的”。

文艺界马上做出回应，《解放日报》在1942年3月左右发表了一系列负面批评的文章，认为当时延安存在等级制度、压制言论等现象。文章包括丁玲的《“三八节”有感》（3月9日），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3月11日），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3月12日），王实味的《野百合花》（3月13、23日），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4月8日）等。王实味除了写文章以外，还贴墙报，影响最大 [5]。

这些文章的批评显然太过了，政治空气急转直下。毛泽东在3月31日讨论《解放日报》改版的一次讲话中批评了“绝对平均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冷嘲暗箭”的笔法[6]。5月2日，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到：文艺工作“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的呢？...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态度问题。...比如说，歌颂呢，还是暴露呢？...工作对象问题，...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最后一个问题是学习，我的意思是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却把这个问题弄颠倒了，说什么一切应该从‘爱’出发”。

报纸上对王实味等人的批判文章大量涌现。在批判中王实味首当其冲，别人在检讨后过了关，王实味过不了。他影响最大，职位最低，开始时候的态度又最差。等到他醒悟认错的时候，已经太晚了。10月份被开除出党，打入"反党五人集团" [7]， 作家萧军是唯一敢于站出来为王实味鸣不平的人，结果只是引火烧身而已[8]。

国民党也注意到延安的这些发展，中统的刘光煜、吴慕风写了一本小册子《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延安新文字狱真相》，1942年9月由统一出版社出版[9]，据说这是当时中统印行的反共宣传小册子中最畅销的一种。

1943年4月1日，在抢救运动中，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下令将王实味正式逮捕。“抢救运动”结束后，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主持了甄别工作。1946年，在中共对“抢救运动”中遭批判的大部分人甄别平反时，王实味被认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认定王实味到延安来是有目的的，即进行有组织的“托派活动”。

1947年6月，国軍飞机炸毁了王实味被关押的看守所，在请示中央社会部之后，1947年7月1日夜，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将王实味秘密处决，砍杀后掩埋于一口枯井中，王实味时年41岁[10]。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谈话中说：“那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对于这件事，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 [11]。1991年，给王实味平反的通知中隐晦地提到：“1947年7月，在战争环境中被处决”。

1982年2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作出了《关于潘芳、宗铮、陈传纲（即成全）、王汝琪（即王里）四同志所谓“五人反党集团”问题的平反决定》，为王实味案平反提供了契机。王实味的妻子刘莹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才得知他的死讯，在刘莹和当年中央研究院工作人员温济泽的努力下[12]，1991年2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作出了《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说：“在现有王实味的交代材料中，王对参加托派组织一事反反复复。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于平反昭雪”，但是，《野百合花》仍然被认为是错误的，只是非常隐晦地从敌我矛盾改变为内部矛盾，《复查决定》说：“1942年整风时，发表了《野百合花》、《硬骨头与软骨头》等文章，受到帮助和批判”。

1958年1月26日出版的《文艺报》，刊出《再批判》特辑，毛泽东亲自改定的编者按，回顾历史，说：“再批判甚么呢？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还有别的几篇。上举各篇都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上。...这些文章是反党反人民的。一九四二年，抗日战争处于艰苦的时期，国民党又起劲地反共反人民。丁玲、王实味等人的文章，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上述文章在延安发表以后，立即引起普遍的义愤。延安的文化界和文艺界，针对这些反党言论展开了严正的批判。”

1962年毛泽东在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谈话中称王实味是“暗藏的國民黨探子”，“他当特务，写文章骂我们，又死不肯改”，谈到处决王实味：“那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对于这件事，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11]。

1985年，王实味的“老同学、老同志与老朋友”王凡西说：“王实味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文字大狱的被害人；他是斯大林──毛泽东文艺政策施之于中国的第一个牺牲者；他又是中共内部第一个挺身而出、反对高干特权、寻求内部民主的知识分子。...王实味不是持才傲物的人，尤其不会故作倨傲。他宅心善良，性子耿直。要说毛病，也许是暴躁一点，太易激动。一不合意，他便会脸色变青。对朋友，不分新旧，他一样会在性使气” [5]。

1991年2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作出了《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说：“1942年整风时，发表了《野百合花》、《硬骨头与软骨头》等文章，受到帮助和批判。...经复查，王实味同志1930年在沪期间与原北大同学王凡西、陈清晨（均系托派分子）的来往中，接受和同情他们的某些托派观点，帮助翻译过托派的文章，在现有王实味的交代材料中，王对参加托派组织一事反反复复。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