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

康生1898年冬[1]生于山东省诸城县大台庄[2]（今属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一個富裕的家庭。其家族为名门望族，祖父张鸿仪曾为贡生。由於其出生於书香世家，由幼年时代便开始接触文艺作品，因此擅长书法绘画，其艺术造诣曾被指为是众多中共领导中最为优秀。[3]於13岁时因与群党在村里殴斗，遭父亲軟禁。後来在友人协助下到青岛礼贤中学学习。1914-1916年，康生在青岛礼贤中学上学。1915年，在父亲的安排下，康生（17岁）和近邻陈家庄的地主陈玉桢之女陈宜结婚。这是他的第一次婚姻。生一女一男，女儿张玉瑛，儿子张玉珉（张子石）。1917年，家中遭受土匪抢劫，其兄遇害，後举家迁往诸城。1920年，到诸城教师讲习所学习，後赴诸城县立高等小学讲授。[4]

1924年，张宗可（康生）赴上海大学学习，并改名张溶。康生自称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却找不到确切的入党介绍人。[5]此间结识了后来的妻子曹軼歐。在大學學習時，担任上海总工会干事、上海大学特支书记。后担任区委书记、江苏省委组织部长。

由于发生四一二事件，国民党开始清党，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张溶（康生）化名赵容开始从事地下情报工作。1930年赵容曾被捕，由于同国民党要员丁惟汾的亲属一同被捕，在丁惟汾疏通下赵容获释。据时任中共政治局委员的卢福坦1932年所称，赵溶在被捕期间曾叛变，此事有陈赓佐证，但中共党史对此没有定论。[6]1931年起赵容与周恩来、陈云等人负责中共中央特科的情报与保卫工作，下属有潘汉年。在顾顺章叛变等案件中，他协助周恩来处理了中共有关文件和人员的转移工作及殺害顾顺章家属十餘人的制裁行動。当情势更为恶化后，赵容赴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

1933年7月，赵容被派驻莫斯科，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副团长，与团长王明关系密切，并在蘇聯取了俄文名字康斯坦丁（俄语：，羅馬化：），中文音译就是康生。[7]1934年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康生被缺席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基洛夫被暗杀後，苏共总书记斯大林发动肃反後，在王明等人的指示下，成立了肃反办公室，负责处理旅苏党员干部。王明为办公室主任，康生为副主任，在此时，康生将一些中共留苏人员打成托派分子，使得他们受到残酷迫害。

回国后，康生负责中国共产党的情报机关。一般认为，原籍诸城的江青与康生旧时相识，后来江青到延安与毛泽东相戀，之中得到康生帮助，康生基于各种原因，坚决支持毛泽东与江青结婚，从而获取毛泽东信任。此时他已再次看准政治风向，笼络毛泽东，从而鞏固自己的政治地位。

1937年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的信任，成为毛的忠实跟随者。此后，他洞察毛的真实想法，无论是公开的还是不便于公开的想法他都能予以洞察，并替领导分忧。出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並领导新成立的中共中央社会部（即中共中央情报部、中共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主抓党内的情报保卫工作。1942年，帮助毛泽东发动了延安整风，大搞逼供信，将大批党员打成特务、叛徒和内奸，制造红色恐怖，[8]遭到各方指责。[9]但由於他得到毛泽东的信任，未受影響。但由于积怨甚多，康生在中共七大之后开始失势，逐步转向做基层的土地改革调研工作。又因为他在延安时期骑快马摔伤脑神经久病不愈，建國以後長期休养。

1943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党务委员会、民运工作委员会、中央统战部、海外工作委员会、中央研究局合并为中共中央组织委员会，康生出任副书记。

1946至1949年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康生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在山东等解放区搞土改，並推行极“左”路线。由於在土改中违反中央政策，导致多名地主死亡，被毛泽东批评，但未受实质性处罚。[10]

1948年，康生对其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只出任中共中央華東局副書記兼山东省委书记的安排不满意，原因是他不願當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饒漱石副手，開始於青岛养病，後中共中央电要求其到杭州休养，康生曾发电报表示已康复不需要，但後期又表示赴杭州养病。7月23日赴北京醫院休养，此时医生判断其有神经衰弱症。但在八大召开後，他曾对人表示自己不懂搞经济、建设，但只懂搞阶级斗争，一搞阶级斗争，病就好了。[11]

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康生得知八大为权力再一次分配时机，决定复出。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委员。1957年任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可能从八大起在政治局内负责指导、领导对中国情报、审干工作，对外不公开。康生复出之后，开始负责党内的意识形态工作。1959年，中共中央成立《毛澤東選集》編輯委員會，康生任命為編委會副主任，主持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在此期間，中央文教小組設立理論小組，由康生任組長，1959年中期，受中央委託，康生負責領導中共中央黨校的工作，至此，康生掌握了黨內的理論工作領導權。并且在中苏关系破裂之后，主持了《九评苏共》的起草工作。

1959年，在廬山會議上，康生大力批評彭德懷，導致彭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反黨集團”，並指責彭德懷原名“彭得華”是“野心好大，要得中華！還起個號叫‘石穿’，水滴石穿，搞陰謀嘛！”[12]

1960年2月4日，作为观察员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与赫鲁晓夫唱反调，一直深得毛泽东的信任。[13]

1962年，康生指責小說《劉志丹》是作為高崗翻案，指責劉志丹小說是“利用小说搞反党活动”，炮製了現代文字獄反黨小說劉志丹案，以致小说作者李建彤、時任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被關押審查，令牽連在內的共有60,000多人，被迫害至死的有6,000多人，被認為是文化大革命的先聲。[14]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1966年康生出席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党代会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5月28日，中央文革小組成立，康生出任小組顾问，他對文革小組的決策給予了很大的支持。在同年8月舉行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康生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最高领导层。当时康生在党内排行第七，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和邓小平之后。1968年获得了中共首要情报机关中共中央调查部的领导权，制造了大量的冤案，成为在党内斗争中令人畏惧的刽子手。1967年初，先把賀龍打倒為國民黨、軍閥。後期並製造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導致大批老幹部被關進監獄。後以此指責刘少奇。

1968年，無故稱雲南省委書記趙健民為特務，製造了“赵健民特务案”，關押了趙達九年之久。由此牽連被殺的幹部達14,000人。3月，製造了内人党事件勒令內蒙古人民党党员在三天內到各革命委员会登记，不登記者按敌我矛盾处理。由此迫供受迫害者达八万七千一百八十余人，導致一万七千人死亡。受牵连者三十四万六千人。

4月，聯同公安部部長謝富治，製造了「羅瑞卿為首的地下黑公安部案」，將近225名幹部、工人誣指為叛徒、反革命，連公安部副部長亦不能倖免，數名副部長僅有一人倖免，大量幹部被拘捕甚至迫害至死。

7月，康生給予江青一份親筆信，信中寫道“送上你要的名单。”名单內，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有88名被打成是“特务”、“叛徒”、“反党分子”。幾乎絕大多數人受到康生、江青等人逼害，占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员會、候补中央委员共一百九十三名中的70%。

9月16日，劉少奇被康生等人定罪為“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卖国贼、大汉奸”。並曾對江青說“我觉得他这样幹，这样久的做潜伏的内奸活动，似乎很早就受到帝国主义的特务训练的。”

10月，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二次全體會議召開前，康生下令對全體中共中央委員、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政協委員的所有名单逐一进行审查，並把大量委員打成为叛徒、特务。

1969年4月，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康生连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且由于陶铸和邓小平被打倒，康生的党内排名由第七上升为第五，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陈伯达。11月，派人到上海市公安局，下令公安局軍管代表秘密枪决被長年關押的盧福坦，被人懷疑是因盧在1968年初交代了康生1930年代被捕叛變的經過。[15]

1970年起，毛澤東對当时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起疑心，康生敏銳地感到政治氣候不利，再次以養病為由，常閉門不出。

1973年，在中共十大上，康生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且在政治局常委的排名上升为第四，在毛澤東、周恩來、王洪文之後。

1974年起，康生患上癌症，長期在醫院休養。據說在休養期間，患上“恐懼症”，其房需全日有人守候，並以醫生囑咐為由，多次拒絕其他領導人來探望，但卻經常與中央文革小組的人會面，以及不停播放電影。而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部長凌雲曾指出，康生死前曾經常強調自己在1930年代沒有叛變，被認為是欲蓋彌彰。12月，在周恩来亲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工作之前，病重的康生让人用担架把他抬到周恩来处，揭发江青、张春桥的叛变问题。[16]

1975年1月，第四屆全國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4月，康生又找王海容和唐闻生给毛泽东带话揭发江青、张春桥歷史上有問題，并说王观澜、吴仲超两人可以证明他们是叛徒。[17]10月，康生在政治上已難以為繼，但仍抱病最後一次面見毛澤東，指毛讓鄧小平復出後，鄧會在毛澤東死後全面否定文革，要求毛澤東再次打倒鄧小平，這動搖了毛澤東讓鄧小平工作的決心，导致邓小平在1976年四五运动后再次下台。

1975年12月16日，康生因前列腺癌在北京逝世，死前为中共党内排名第四的领导人（仅次于毛泽东、周恩来和王洪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