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風運動

毛澤東在1942年2月中共中央黨校的開學典禮上宣布展開整風，黨校校長鄧發加以響應，但鄧發的方針與毛澤東所期望有所不同。於是毛澤東親自接任校長，並由彭真主持校內推展整風的工作。同年5月，他和劉少奇、康生三人組成總學習委員會用以領導黨員和軍隊人員學習，由康生選拔各機關學校及軍隊中負責整風的幹部來督促各單位首長主持整風。

康生發動「搶救運動」後，李克農受到康生的影響，在西北公學內召開搶救運動大會，作了報告，號召學員坦白，對被審查幹部施加了一些壓力，把一些幹部思想上、工作上的缺點和錯誤或歷史上未弄清的問題懷疑成政治問題以至於反革命問題。但是隨著搶救運動的逐步升級，大批幹部被打成「特務」、「叛徒」、「反革命」，李克農對康生的一套主張和做法逐漸產生懷疑。康生誇大敵情，批評審幹人員在對敵鬥爭中的自由主義態度；他掀起了所謂「搶救失足者運動」，运用了「逼、供、信」的手法。

各機關的成員組成學習小組，來學習中央指定的二十二個文件，包括官方文件和個人著作講話，其中以毛澤東的著作佔六篇最多，而雖然也有許多國外作者如列寧、斯大林的著作，但在實行上被列為居次。

文件的內容主要在建立一套用於黨員和幹部的理想標準，包括以黨的利益為重，服從上級機關領導，不搞小團體，不搞個人主義或自由主義，重视馬列主義的理論和實踐，遵從群眾觀點和上級指示，多吃苦少享樂等。這些原則要作為黨員自我批評的標準。

整风运动委员会宣布：“在所分发的文件和材料中，毛泽东的著作是正确的，符合中国国情和革命的实际斗争状况，因此必须当作思想改造的重要武器认真读和反复读。委员会指出，对毛泽东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主义的最重要的基础理论著作。而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以前的文件，以及党的其他领导人（指共产国际派来的人员）的文章都是不正确的，这样的文章，谁读的多谁就会成为教条主义者。”

根據學習內容的行為標準，在整風中各黨員和幹部要開始檢討自己、其他人以及各單位，大家被要求把自己的一切背景、行為甚至內心深處想法誠實交待清楚，毫不保留，然後讓彼此相互批評，相互糾正，努力把同志的缺點指出，猶如把人的疾症找出，再加以醫治，救助同志能重回正軌，這種批評方式的內容雖是新的事物，但在思想上與中國傳統的道德主義的精神有所結合。

到了後期，配合「反左」、抓「內奸」等運動的推行，更加對於各黨員幹部嚴格審查和強加自我檢討，清查出大量「特務」。但由于毛泽东规定“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审干政策[13]，相較於早期江西時期的反AB團的大量殺戮的情形，整風用較不血腥的方式，達成了對黨員行為想法加以「導正」，加強幹部的團結以及服從精神。

剛開始實行整風時，大家的互相批評的積極性并不高；因此上級鼓勵大家積極對黨作批評，強調「言者無罪」，並運用牆報的方式提出批評。而王實味则将周末娱乐等文艺活动描写成歌舞升平不思进取、为中国共产党服务[9]。在此影響下，許多青年開始進一步發展成黨員攻訐中央高層，許多文藝人士一方面要求提高自己生活待遇，另一方面發表要求绝对平均主义相關的文章；這引起高層的反彈，認為他們的作法是「冷嘲熱諷，暗箭傷人」。毛澤東以王實味為目標，開始批评王實味的作法，並引起大家對他的“拯救”；王實味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最后在转移途中被处决、抛尸荒野（一說被康生所殺）[9]。但这非毛泽东本意，在得知王被处决后，毛泽东大怒，甚至吼道“还我一个王实味”[14]。

隨着對王實味的鬥爭的同時，毛澤東又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文藝是必須“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而服務的，進一步加強了對文藝工作的控制。

1942年秋以後，毛澤東開始針對高級幹部來作整風，1943年3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中，重組了權力核心，取消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设置，改为主席，由毛泽东担任。到此毛泽东才正式登上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位置。此前名义上的领导是总书记张闻天。接著1943年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毛澤東指示要檢討1928年以來的中共黨史，尤其針對國際派的相關人物，在群眾壓力下終於使首領王明檢討認錯，其後國際派相關的周恩來、陳毅、彭德懷等也被迫認錯。

在這些主要曾參與或同情國際派的領導人認錯檢討後，毛澤東思想和党中央集体領導逐漸在黨中確立，毛澤東也將王、周、陳、彭等再度納入權力中表示既往不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