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

2010年3月24日，汪暉表示「希望此事由學術界自己來澄清」[6]。同年8月19日，汪暉通過律師事務所向王彬彬發出律師函，要求他「停止失實指責並書面道歉」[5]，王彬彬其後回應：「我覺得汪暉像一個行為藝術家。」

7月中旬，汪暉接受《中國評論月刊》的專訪，汪輝說，該期《文藝研究》出版前他已獲友人告知王彬彬的文章要發表。他當時在美國哈佛大學訪問，托人找《文藝研究》主編要求看文章並同時作出回應，遭到了拒絕。他強調《南方周末》在3月25日與4月8日兩次大版面地報道「抄襲門」的過程中完全沒有聯繫他。支持汪暉的舒煒的8000多字長文最初投遞給《南方周末》，但被告知最早兩周後才可能刊登，而且要做大幅删節。舒煒最後將稿件轉投《北京青年報》[8]。

汪暉表示，在4月13日，《南方周末》的編輯劉小磊電郵汪暉，說「王彬彬文章確有不夠穩妥之處，想聽聽他的意見」。汪暉認為，如果明知王彬彬的文章有問題，那麼媒體就應該為之前的嚴重指控，包括編者按語和小標題公開道歉。4月14日，在汪暉準備回覆的同時，他被告知劉小磊群發郵件附清華大學公示獲政府特殊津貼名單，汪暉認為這是向清華大學施壓質疑他入列，他也對《南方周末》的公正性與動機產生了懷疑，後來也沒有回覆劉小磊。

他也指出批評王彬彬的鐘彪和舒煒以逐條分析的方式澄清事實的文章在媒體中沒有受到重視。他說，在2010年3月下旬，他對要求採訪的《中國青年報》記者表示，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錯誤和混亂，在回到中國後才與該報記者逐一核對原文，做出全面的回應，但媒體不願意等待。汪輝在4月11日回國後，將有關資料交給有關方面進行核查。他認為「只有通過對相關規章、法律的研究，以及細致的查證，才能說明問題」[8]。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錢理群、北京魯迅博物館館長孫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趙京華認為該書確實存在引文不夠規範等「技術層面的問題」，但不認為是「惡意剽竊」，又指《反抗絕望》寫於1980年代，90年代以後學術界才開始嚴格地講究學術規範。錢理群認為，使用引文不夠規範和剽竊是兩個概念，而且需要考慮當時語境，他說：「在當時看來，只要大致標註出你引用了哪些資料就可以，不像現在，每引用一句話都得加引號。」而趙京華則對王彬彬的「動機」才出質疑：「王彬彬一文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負責任的。王彬彬在文中大談文風，我恰恰對他的文風很反感。你看他在文中那種冷嘲熱諷、那種洋洋得意，讓人不舒服，這不利於善意的批評。另外，作為國家核心期刊的《文藝研究》怎麼也會發這種格調不高的文章？」[9][6]

王彬彬上述評論作出回應：「30年代有人說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抄襲日本學者鹽谷溫還引起軒然大波呢，80年代就不要學術規範？只要你引用別人的東西不註釋、不說明，那就是剽竊，這不是規範不規範的問題。你引用人家4段文字只說明了其中3段，另一段都應該算剽竊。而且，你要說80年代不如現在規範，這本書多次再版，最近一次是2008年，這些問題你也沒改啊……因為這些事，我給自己樹敵還少嗎？我吃的虧還少嗎？不過我不在乎。有人把一個小偷扭送到派出所，你不去審小偷，反而問我扭送的動機，這叫什麼道理？」[9]

北京大學哲學社會科學教授、《反抗絕望》論文答辯委員會成員嚴家炎說，多年前汪暉給他留下的印像是他的博士論文是「有學術深度的，是紮實的。論文的主體部分屬於汪暉的原創。那時的答辯還是很嚴肅的，很認真的，這篇論文的主體至今看來還是立得住的，確實屬於他自己的，不是抄別人的。」對於王彬彬對汪暉的指責，他說：「有些地方引出來的文字，看上去確有根據，如果是那樣，當然可以說是『抄襲』。但是也有一些地方說得好像過分了一點……但是王彬彬先生文章中摘引出來的地方，確實證明汪暉與他人有多處文字基本上相同，卻完全沒有註明出處，前後也沒有說明交待，用了一段跟別人幾乎不差幾個字的文字……這個部分是抄襲或變相抄襲，我覺得可以說。這類地方對汪暉的批評，我覺得是能夠成立的。」他又認為這類問題對於純潔和改善學界的學風有好處和有必要[10]。

2010年7月7日，《中國青年報》發表了包括汪丁丁、鄭也夫、張鳴等63位中外學者的公開信，呼籲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清華大學組織調查委員會調查。

同年7月9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劉禾告知媒體，表示已經把有80多名美國、澳洲、日本、德國、英國、香港、台灣等國家和地區的高校及研究機構學者聯署簽名的信寄給了清華大學校長[8]。信中聲援「正在被大眾傳媒攻擊的汪暉教授」，並且表示「任何剽竊都不存在」，「汪暉事件是『有組織的媒體攻擊』……當媒體文化針對一個特定的學者發起無端的攻擊時，大學作為機構就被削弱了」。另外，信中否定剽竊的主要根據如下[11]：

1. 這個指控已經在鐘彪、舒煒、魏行和其他學者的嚴謹分析文章中被辯駁。
2. 在這封信上簽字的也有汪暉教授著作的譯者，他們無疑是最熟悉汪暉教授的寫作的。每位譯者都檢查並且複查了汪教授在過去三十年中著作所採用大量參考書目的註釋，他們當中沒有一人發現有任何剽竊的現象。
3. 2010年春天，他被亞洲研究協會邀請在年會上做基調演講，成為第一個獲此殊榮的來自中國的亞洲研究學者。

湖南《湘聲報》資深編輯、文史學者向繼東在接受《時代週報》時對劉禾的聯署簽名信作出評論，他說那些支持者可能大部分都是被授意簽名的，因為當中不少中國以外的學者不一定都懂中文，質疑他們如何辨別汪暉的文章是否抄襲。他又說那封80人的聯名信只能使汪暉陷入更難堪的境地，而且清華大學有可能做出的反應是：「汪暉抄襲事件在學界還有爭議，學校不會介入」。他不認為汪暉事件屬於「媒體攻擊」，認為是「媒體的良心發現，也是媒體人的良知」，他亦說「發表文章批評汪暉的王彬彬、項義華都是學者，也不是媒體人，媒體只不過是一個平台，也發表了很多為汪暉辯護的文章。」[12]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鄭也夫說，那封80人的聯名信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干擾國內63名教授致信清華大學和社科院要求審理汪暉案件的提議，質疑判斷是否屬於剽竊為何不是由被告所在的學術機構來判定。他亦認為那80餘名學者否定剽竊的方式「滑稽之極」，因為他們當中有很多人不懂中文，另外他也對信中的根據作出質疑[13]：

1. 「爭論還在進行中，有三名學者（指鐘彪、舒煒和魏行）也都遭到了批駁，難道他們三位可以代替學術機構的裁判？」
2. 「幾個人通讀之後未能證偽，就是無抄襲的鐵證？說這話的人完全不像是西方學術背景的人。……三個人的讀後感，一下子演成80餘人的簽名，這是什麼邏輯關係？」
3. 「倘若學術高下與剽竊與否無涉，說它作甚（指信中提到汪暉被亞洲研究協會邀請在年會上做基調演講一事）？」

鄭也夫表示，他從中國兩名學者處獲悉，他們和三名簽名者有過溝通，當中兩名表示他們自己「自願簽名；沒讀過汪暉的書；簽名是基於對譯者的相信；簽名是基於相信發生了政治迫害」。另一名簽名人曾表示要先等汪暉本人的聲明，但聲明沒聽到，那封信件就網上公布了，他表示如果他知道如此他會退出簽名[13]。

同濟大學歷史學博士王曉漁質疑聯名擔保的那些外國學者是否真的對照著看過汪暉的那本書。他表示雖與王彬彬素未謀面，但就事論事，他認為王彬彬做得對[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