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

但儘管如此，談到歷史學家們的工作內容，還是有一些明顯的共同性質：

能夠被稱為歷史學的研究，必定挑選跟真實的過去有關的主題，歷史學家不可以捏造與過去事實不符的人物與事件，與文學有少許不同，歷史學需要有證據作為論證基礎，每講一句話都要有充足的證據作為背後的支持，而這些被歷史學家拿來引證的證據，就通稱為「史料」。然而，在20世纪七十年代后，随着所谓后现代思潮的兴起，西方史学界出现了较为激进的理论家，如海登·怀特等，从语言学和修辞学等角度分析历史书写的结构，主张历史与文学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歷史學家在進行歷史的編纂時必須盡量避免個人主觀的意見，不可以在從事歷史研究時展現自己的立場，因為歷史學家普遍相信自己的研究是要替現在的人重建真實的過去[1]，如果加入過多自己的立場，會使真相遭到扭曲，進而遭到社會大眾的濫用。就客观而言，錢鍾書以為再客觀的史識都難逃真相的扭曲，“史学以失真为难逃之劫”[2]。錢鍾書虽同意司马光据野史小说撰《通鉴》，又說“夫稗史小说，野语街谈，即未可凭以考信人事，亦每足据以觇人情而征人心，又光未申之义也。”[3]

歷史學家除了重建過去以外，更重要的是要去解釋為什麼過去會發生這些事情，以及這些事情為現代人所帶來的意義。因此歷史學家與律師、政治家等同樣研讀歷史的人不同，歷史學家之研讀歷史著墨於思考隱藏在歷史背後的脈絡，而不著墨於評判古人的是非對錯。歷史學家必須透過各種不同的角度去解釋過去，而不是用後人之見來指責前人之非。

传统上，歷史學家是為了找尋某個大問題的答案才去從事研究，而這一種大問題通常與其同时代之人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這一點使歷史學家有別於單純的好古癖。中国史的奠基者之一的司马迁即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研究目标。歷史學者會為了解決當下政治改革的弊病而去研究古代政治改革的成敗得失，而不應毫無理由的去研究一個與現在生活無關的議題。歷史學並非為了累積知識而累積知識；反之，它是為了某種特定的目的而進行的有計畫的研究。但是，在20世纪后期，随着微观史和文化史的兴起，传统的历史观遭到挑战。女权主义和酷儿理论等「后学」指导下的新兴学派批判了传统史学与社会统治精英的紧密联系，指出其研究方向往往忽略了边缘人群和底层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