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汗工廠

早期對血汗工廠的批評來自十九世紀的廢奴運動，許多廢奴主義者認為兩者極為相似。奴隸制在工業化國家逐漸廢除，有的廢奴主義者希望推而廣之，廢除其它的艱苦勞動，包括血汗工廠。當販賣、擁有奴隸被廢除時，有關血汗工廠的第一部重要法案在同時代的英國被制定出來。

最終，廢奴運動分裂了。有的關注工作環境，在工會和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進步運動、耙糞記者那裏找到共鳴。其它人則繼續關注殖民地的販奴活動。在關注奴隸制時，血汗工廠成為爭議的焦點之一。它們在經濟的許多方面都可以被認定為血汗工廠，但就什麽是奴隸制的基礎性哲學問題沒有得到解決。由于無法認定什麽才是血汗工廠，廢奴主義者與國際聯盟、聯合國一道在定義上努力，關注的焦點移到了奴隸制的前輩 – 人口販賣上[10]。

就工作環境的關注包括恩格斯，他的著作《1844年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為搭檔馬克思提供了靈感。在不列顛，工廠法案在1844-1878年修改了六次，透過縮短勞動時間和童工的使用來改善工作環境。1919年，國際聯盟成立國際勞工組織；之後，聯合國也試圖去改善世界工人的境遇。由於進步年代耙糞記者的揭批，新工人權益保障法案最終修訂，並在1938年制定出《年公平勞動標准法案》，於新政時期通過[11]。

学生联合会成员反对血汗工厂游行。

近期，應對全球化潮流，反全球化運動興起。跨國公司將他們的作業送往海外，以便降低成本，增加收益。反血汗工廠運動與反全球化運動相呼應。兩者都認為血汗工廠是具有破壞性的，都攻擊大公司，如迪士尼、蓋普、耐克使用血汗工廠。這些運動甚至指責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與血汗系統是一致的，稱他們向“底線沖刺”，即跨國公司從一個低薪國家跳到另一個低薪國家，以尋求最低的生産成本，和“血汗人”一樣將作業承包給出價最低的承包商[12]。

今天，各種組織都在支持或參與進反血汗工廠活動中來。國家勞動委員會在九十年代將血汗工廠帶入主流媒體視野，揭露了他們使用童工來縫製沃爾瑪凱西·李·吉福德標簽。學生反血汗工廠聯合會在大學校園內積極活動。國際勞工權益基金會進行訴訟[13]，為在中國、尼加拉瓜、斯威士蘭、印度尼西亞、孟加拉地區的工人爭取權益，反對沃爾瑪在發展中國家給出在價格和時間上無法完成的訂單，強加沃爾瑪標準。工會組織，如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為工人福利在發展中國家和美國支持反血汗工廠運動[14]。

評論家指出血汗工廠工人常常無法獲得足夠收入來購買自己生産的産品，甚至連普通的襯衣、鞋子、玩具都買不起。2003年，洪都拉斯紡織廠工人生産的肖恩·約翰襯衫值$50，但只獲得工資$0.24，長袖襯衫$0.15，短袖襯衫$0.05 – 這連零銷價格百分之一的一半也不到[15]。甚至在國際上對比生活成本，洪都拉斯工人掙得$0.15在購買能力上等同于美國的$0.50[16]。

對血汗工廠的批評認為增加存款、投資、多樣化等可以改善經濟，而不是滥用血汗工廠[17][18][19]，並引述東亞“四小虎”中許多案例表明血汗工廠降低了生活品質和工資[20]。他們認為更好的職業、增加投資、以及國內資源將會改善撒哈拉以南地區，而不是使用血汗工廠。他們指出更好的勞工標准有益於工業出口，如相對富有的毛里求斯[21]，相信這樣會改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境遇[22]。

血汗工廠批評家認為勞動者獲得的微薄利潤是得不償失的，收益的邊際增長遠超過工資，公司為員工支付甚少[23][24][25]。他們也指出在貿易自由化前，當地的工會工作能支付更高的工資，而血汗工廠的高稅收擠掉了工會工作[26]。他們進一步辯論去血汗工廠並非必然[27][28]。艾瑞克·圖森特認為在1945-1980年的發展中國家生活品質其實更高，但1982年國際債務危機傷害了經濟，使得他們去世界銀行尋求“結構性調整”[29]而工會工作其實比血汗工廠的工資更高 —— “對墨西哥的一些美國公司研究值得參考：美國丘達德·阿庫納鋁土公司的工人每星期可以掙到$21.44-24.60，但每週的食品花費為$26.87。墨西哥GM工人在30分鍾內可以掙出一磅蘋果，而在美國的GM工人只需要5分鍾。”[30]人們批評血汗工廠表面上高舉“自由貿易”，但不過是假裝罷了。它們試圖保護跨國公司，排擠當地産業（有些是工會化的）[31]。他們認為自由貿易只應該降低關稅、門檻，跨國公司只能在法律框架內運行，而不是鑽環境和勞工法的空子。他們認為正式這些問題導致血汗工廠的産生，而不是自然工業或經濟的進步。

批評者們也指出血汗工廠常常不上稅，逃避公共服務責任，不會增加國家利益[32]。在有的國家，如中國，克扣工人工資的事情常常出現[33]。

不但如此，血汗工廠的批評家們指出有人對此持雙重標準，一方面斥責、敵視血汗工廠，另一方面享受商品、抱怨品質[20]。他們主張跨國工作應該符合國際勞工、環境法案，支付同等的最低工資[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