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條件基本收入

目前所有的社會福利制度，都有特定對象的資格及條件，例如失業人士、清寒家庭、身心障礙者等，都需要審查申請者的資格及條件，並防止冒領或不合資格及條件者使用，但無可避免會出現隱私、尊嚴、對申請者的負擔的問題，並需要耗費大量人力物力來審閱資料與調查真實性，並對申請者解釋資格及條件，並設有各式各樣的條件資格與限制，造成對社福需求者的標籤化、污名化，而生活中一旦這些保護或指定的環境或條件消失了，就可能面臨失去使用這個社會福利的資格，也造成有些人不一定真有需要卻可以取巧的通過條件的審查獲得福利，而造就就業困境或失業困境或其他的衝突，形成各種社會問題。[12]

由於社會福利制度需要有需求的人主動申請，，申請者需要填寫眾多的資料並提供所需的證明文件，並判斷條件與使用資格的存在，因此有可能需求者不知道有此社福或因其他原因而無法申請，或不知如何申請，或無法通過審查，因此會有一部分需要的人卻沒有辦法得到社會福利的幫助。

為了防弊，社福制度還會有後續的查核、追蹤或管理，以確保社福資源能用在原來規劃的用途，或是確保社福使用者的資格仍存在，但也介入社福使用者的生活，影響其自由與尊嚴，並需等待處理的時間，耗費大量的行政資源，最後端的執行上效率也因指定用途變得綁手綁腳。 [13]

科技進步，大量與快速地使用機器和人工智慧取代多餘的人力[14]，雖然新科技確實也能創造新工作，像過去農業、工業自動化後，釋出的人力可以從事當時新創的服務業工作[15]，但隨著機器人深度學習技術的問世與人工智慧的發展，將全面性地影響所有產業，包括服務業、製造業、金融業、農業、礦業以及其他產業等，而現在創造新工作的速度已不足以彌補原有勞動力被取代的速度，也就是說，每創造出1份新工作時，會有2份甚至更多的就業崗位消失。

根據牛津大學在2013年，對於美國702種主流工作電腦化影響之分析，研究結果顯示，10～20年之間，47%的工作有被取代的風險[16]；已開發國家於1980年代電腦化技術增加了8%的就業機會；但到了1990年代只增加4.4%；至於2000年以後，新職務僅增加了0.5%[17]，服務業的工作崗位也正快速的被機器取代，包括數位相機與智慧型手機的普及，取代傳統相機、底片、照相館、相片沖印[18]，以及2014年初上路的台灣高速公路etag電子收費系統，取代人工收費員。製造業部分，也正在逐步以智慧化、自動化等科技來取代工人，甚至進一步出現完全無工人的關燈工廠，商業上，網購搭配無人車及無人機配送、加上自助取貨、自動販賣機無人商店等趨勢[19]，[20][21]無論是原來100個工人減到90人、80人、50人，乃至於20人或全部被取代，都造成人力暫時性或永久的失業狀態，即使有新工作，但所需的技能與條件未必符合被取代的工人。

在現行經濟體制下，失業者將失去參與經濟分配的權利，且要找到新工作越來越困難，而現行社會福利體制也有許多不足之處，但工廠仍能藉著機器人、自動化、互聯網、人工智慧等科技，生產出足夠甚至更多的產品。[22][23]

工作被機器取代，人們可以發明新工作，但需要考慮周轉時間與成功率，政府可以藉著無條件基本收入發放貨幣給國民，以讓即使失業的國民也能參予資源分配，並享受自動化科技減少人類勞動需求的成果，而不必跟機器競爭。

而最近數十年的科技發展，加大了貧富差距，也造成年輕世代的低薪現象，終身僱傭制解體，而看似彈性但無法保障生計的工作正快速增加，包括零工經濟

發行新貨幣發放基本收入，包括：

• 印鈔票或鑄造硬幣（鑄幣稅）[29]
• 向銀行以存款準備金比率創造信用的方式貸款[30]
• 量化寬鬆QE
• 直升機撒錢[31]
• 舉債

這些方法皆屬於通貨膨脹，只能在採用法定貨幣中運用，不適合用於商品貨幣，此作法通常會伴隨物價上漲，但隨著新科技、機器人與自動化的發展，人類付出相同的勞動力可以生產更多的商品、資源及服務，這樣物價漲幅會減緩或抵消，回到平衡。

以下方法是以整合社會福利、節約財政支出等方式，讓省下來的支出轉而用來發放基本收入

• 整合社會津貼與社會福利，包括育兒津貼、學生資助、失業保障金、房屋津貼、傷殘津貼、退休金、各種補貼等。[32]
• 由於基本收入不論個人狀況將自動享有，不存在以欺騙的手段而獲得社會福利的福利詐騙問題，因而節省管理與執法的成本。[5]
• 減少與社會福利有關的尋租、行政規劃、防弊稽查的成本，減少政治主導資源配置、減少官商勾結。[33]
• 縮減官僚體制的規模，整合相關社福的單位，降低社福申請的審查資格與審閱資料所需的人事與業務成本（包括審查資格所需的文件、人事、辦公空間的場地、水電、設備或其他耗材支出等）。[5]
• 減少或停止針對特定財團法人的補助優惠，直接整合給全體人民。
• 樽節與提升公帑運用的效率，節省財源。[34]
• 無條件基本收入可降低健康、治安、事故等社會問題所衍生的社會成本，以及減少貧窮所致的疾病或壽命縮短所導致的勞動損失，及更多創造力與創意的產生的附帶利益。[35]
• 取代最低工資，以避免其弊害[36]。

• 經營公營或社會企業，賺取利潤，作為基本收入分配全民，可以購買其產品，回流資金。
• 研發機器人、人工智慧、物聯網等科技從事自動化的生產活動，生產民生物資與服務，並減低不必要的人工勞動，技術全民共享。[9][37]
• 成立信託基金，以賺取孳息。[38]
• 發展機器人與自動化生產的產業，減少對勞動力的需求。
• 提高生產力與資本效率，並減少浪費。
• 出售或開採公有天然資源，如土地、石油、金屬、礦物等，分配收益（此想法稱為喬治主義），例如盛產石油的國家的油元[39][40][41]。
• 發動募款或捐贈物資、黃金等貴金屬，由有意者自願捐贈。
• 回收可以再利用的資源。

各項數據都指向社會的財富分佈往頂端的1%集中[42]，而目前已經掌控全球一半以上的財富，造成M型社會貧富差距不斷增大，形成富者越富、貧者越貧的局面。

無條件基本收入為解決目前經濟問題的方法之一，雖然無條件基本收入表面上看似齊頭式平等，但仍能較大的幫助弱勢的人群或家庭，因為相同數目的金錢對於身價百億美元的富豪，或三餐無法溫飽的窮人來說，感受必定不同，前者增加值佔所得或財富只有零頭，後者相反，例如富人甲原本有$9000，窮人乙有$1000。窮人乙佔社會財富10%，富人甲是窮人乙的9倍。如每人發放各$500，富人甲增加至$9500，比率為5.55%，窮人乙增加至$1500，比率為50.00%，也就是再增加一半，窮人乙佔社會財富比例便增加至13.6%（$1500/($9500+$1500)），富人甲與窮人乙的倍數降低至約95/15=6.33倍，而達到減緩貧富差距的效果。

基本收入完全不須提供與調查個人生活或財產狀況等詳細資料，也不需限定資格與條件，不僅節省了成本與資料審閱，而且也能保護隱私與尊嚴，徹底消除特定群體或個人被標籤化、污名化、歧視及逆向歧視的疑慮，不再發生明明很窮、生活困苦卻無法得到社會福利的狀況。[5]

發放無條件基本收入，不必需要知道個人財產狀況，不須審查社會福利使用資格，不必使用富人稅與累進稅率制度[註 1][43]，具有保護隱私，避免標籤化，也避免了逃避稅負[註 2]的誘因，進而節省大量的行政資源與人民稅負，轉而用於更能增加人類整體福祉的用途的優勢。

由於擔心失業或意外，多數人考慮到此不願意消費，將低於基本收入的人們的收入提高至基本收入以上（因為原來的收入+基本收入必定大於原收入），可提升低於基本收入者的消費力與經濟穩定感，並提升消費的人口數，提振內需市場，經濟將會活絡，並讓更多人能具有足夠的購買力來分享到科技進步的成果。[44]

與現行失業補助等社會福利不同的是，即使從事就業，也不會影響基本收入的領取，因此無條件基本收入比起現行的有條件的“失業救濟”，會更少的影響了從事勞動的積極性，比起失業救濟是一有工作就喪失領取資格，而有強烈的動機不再從事工作外，基本收入對於就業的影響就稍緩一些，無條件基本收入假設每月8000元，失業救濟再加2000元，與原來有條件的“失業救濟”金額一致，對失業者而言，失業時都每月10000元。但其實很不同，因為這樣一來，失業者如果找到工作，則不再領2000元救濟，但仍有8000元無條件基本收入。因此，只要一份工作機會的收入大於2000元，失業者找工作就會有激勵。而在有條件的“失業救濟”體制下，只有外面工作機會的收入大於10000元時，失業者才會去工作。[45]

而當無條件基本收入完全涵蓋失業救濟時，失業者如果找到工作，則貨幣性機會成本為0，因此，低薪但有豐富的非貨幣性價值的工作，反而會吸引部分失業者，並且更能讓人基於熱情或興趣而從事工作，等於是對從事此類有豐富非貨幣性價值的工作時的補貼，而不是在違背自由意志（被脅迫、欺瞞或急迫、輕率、無經驗）、或不做就無法生存下從事勞動，或別無選擇而屈就惡劣的勞動條件的狀況。

整合最低工資、退休金、全民健保、國保、勞保、稅制、失業救濟等社會福利或社會保險、各項名目的補助，整合全部纳入無條件基本收入，化繁為簡，減少實行社會福利政策所消耗的人力物资，包括審查使用社會福利的資格所需的文件資料審閱、人事、辦公空間的場地、水電、設備、其他耗材支出等，并縮減官僚體制的規模。因此能讓其施行較不複雜與更便宜，同時也能更公正與更具有解放性。

無條件基本收入，是不需要工作也可以維持生活所需，使勞工無需為了維持生計而勉強工作於惡劣甚至是違法的環境，迫使企業為了徵求人，改善工作環境以及相關薪資等等條件[46]。減少為了生存而被迫幫公司從事或隱瞞非法行為、減少非法的「血汗經濟」受害者，無條件基本收入也能取代最低工資制度，以避免平均薪資水平等於最低工資的弊害。人們能選擇減少其工時，同時卻不需犧牲過多的額外收入，可誘發更佳的工作分配，因為減少工時的人們，將增加那些目前被排除在勞動市場之外的人們的工作機會，若想工作不再需要爭奪。

在彈性勞動制度下實施無條件基本收入，人們有能力拒絕不適當的工作並且能保障基本生活，將會使工作重新定義，能選擇真正想做的事，不再著眼於工作薪水高低。這將使工作效率的提昇，改變整個經濟的結構，大幅提升工作滿意度。人們會傾向於尋找有更具創造、刺激、富於變化的工作，許多需要勞心勞力的工作，因為智慧產業的不穩定性，造成無法全力投入，又因為智慧產業的獨特性，使得許多的點子埋沒在需要依存著有「工作」才能生存的社會中，無條件基本收入可以改變這些問題，而且將重新定義「工作」的解釋，未來低貨幣性生產力但又有豐富社會價值的工作，例如被自動駕駛車取代的某觀光城市計程車司機，就可以繼續存在。[47]

基本收入是一種幫助認可這些造福人類的重要無償工作（包括養育小孩、照顧長者或其他有需要的人、從事家務、志願服務、探索研究、救濟扶助、無償創作、編寫部落格、撰寫網路百科全書、繪製線上地圖、藝術創作、開發開放原始碼軟體或免費自由軟體、無酬家屬工作、發明新產品等[48]、或其它無償服務與工作等）的社會價值與社會地位的方法，並且幫助讓社會更進一步擁抱這些工作，有許多工作是即使無償也會有人願意從事，因為這是他們的生命、熱情、興趣，如果可以確保這些人的生存無虞，他們將會有更多的時間可以釋放他們的創造力，超越商業對價交換的系統。[49][50]基本收入將讓人們重新思考為何要工作以及真正的需要是什麼。[33]

現今的許多社會改革多是由學生發起，或是由關注某些社會議題的人士在從事著不穩定的臨時工作之餘所得到的成就，因為社會運動也是智慧產業的一部分，但通常只有空閑的學生或有志進行的人士有心力去犧牲某些利益來完成這些事情，無條件基本收入將造成這些人有更多的時間與心力來從事這類的政治活動，或變成政黨來提出與執行各種政策與目標，人們也更有心力與時間來研究參與這些政策的制定與追蹤。

反對者認為當人們不再需要為金錢所煩，為工作所累，便失去了付出的動力，人類的物質供應也將因此崩潰。當然支持者認為，人們會因此尋找自己感興趣的工作而更有效率。不過可以肯定的是，人們會花更多時間與家人、朋友、鄰居相處，乃至於花費更多時間與精力經營並擴展人脈、組織更龐大且靈活的朋友圈（社交圈）與團隊，從而使人類的社會關係更加穩固，並以此延伸出的互助需求與實際協作，產生新的科技研發與方向，將帶給人類更好的產品與體驗，以及更精緻細膩的文明與文化。

基本收入不僅意味著我們可以擺脫養家糊口的限制，而且還意味著實現個人和社會目標的自由。當工作時間減少時，工作就不僅僅是生存的手段。就算罷工也不用擔心不工作就會餓死，讓每個人都擁有不爽不要做的自由。基本收入可以有效地保障、及促進每個人的實質自由。不只是形式自由，也包括行使自由所需要的資源和條件。享有自由者，不僅有權利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自主選擇去做的事或是相對於自己有道德義務去做的事，且享有實際上去做這些事情的自由。以及不被工作綁住的人生。

在印度中央邦的實驗，在其中一個村，實驗開始時，年輕女孩子註冊的照片都帶著面紗，但幾個月後研究者回訪的時候，發現沒有一個年輕女子帶面紗。一個女孩子被問到的時候說，以前長輩說什麼她們就得做什麼，現在她們有了自己的錢，自己可以決定去做什麼。 家庭主婦沒有收入，往往只能聽從於丈夫，而無條件基本收入的支持將是女性經濟賦權的一大助力，可以避免丈夫的經濟控制，也使得女性可以有選擇不必聽從或甚至反駁父權。[51]

如果實施全民無條件基本收入，也能減少廉價看護、買賣婚姻、買賣人口等問題。

當人們不必在為了就業而就業時，一些不環保的工作隨之減少，例如廣告、行銷，社會應朝向有需要才生產的模式，生產過剩導致大量促銷。避免資源過度浪費，拒絕充分就業才是基本收入的核心。減少計劃性報廢，為了賺錢故意製造爛商品，要你一直買。生態永續層面。在生產效率不斷提高(科技進步)、人口不斷成長的背景之下，追求充分就業就等於追求不斷的經濟成長。而不斷的經濟成長，實際上卻會對地球資源、能源供給、生態環境造成極大的壓力。事實上，正是為了滿足充分就業的想法，造就了大量以循環消費為前提的製造業、以鼓吹消費為依歸的行銷業、以買空賣空來套利的各種金錢遊戲。在現有的經濟體制當中，這些通通被視為有「貢獻」的經濟活動。但從地球資源和人類文明永續發展的角度來看，這些經濟活動都是傷害。[52]

讓貧窮與經濟上不安全感存在，事實上耗費的社會成本更高。用來評估全民基本收入成效不只是發放總金額而已，減少社會因飢餓匱乏與經濟上不安全感而鋌而走險的治安防範與監獄人口的減少，街友造成的髒亂與衛生問題。精神壓力與因貧窮而無法過上健康的生活型態所產生的醫療費用，因為財務壓力造成的自殺 虐童家暴這些社會成本都是應該算在內的，貧窮造成的連帶社會成本遠超過基本收入的發放成本。犯罪是因為缺乏基本生存所需要的金錢，要防制犯罪是提供所需而非嚴刑峻法。嚴刑峻法無法阻止因為飢餓或者經濟壓力產生的暴力行為，對於面對生存壓力或者被債逼迫的人而言, 不是要自殺就是要殺人。處於經濟困境的壓力容易讓人對社會產生憎恨，這種隨機暴力犯罪隨著貧窮繼續增加,很不幸地會跟著增加。

基本收入可以提供人民安全感，以減少因貧窮、飢餓、匱乏與經濟上不安全感與財務壓力所衍生的犯罪問題，減少"飢寒起盜心"之問題

企業將增加改用自動化機械的動力，例如機械手臂、自動駕駛汽車等等，這使得對人力的依賴能夠逐漸降低，未來即使許多人不再工作，還是有足夠資源滿足全人類的生活所需，成就後稀缺的境界。當機器人與自動化產業日趨發達時，供給過度將使得價格下跌，越來越多的產品將更便宜或免費，不再需要太多的金錢[53]。

阿拉斯加州石油藏量豐富地區的居民，靠出售石油讓每個居民每年拿取900美元。[54]不過基於此概念的阿拉斯加永久基金，每年發放額度不一致[55]

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資助下，2011年在中央邦北部9個村莊推動18個月的扶貧計畫，由女性就業互助組織（SEWA）與聯合國福利機構聯手，1100個家庭中年滿18歲每個月可獲得200印度盧比、兒童100盧比，後來分別提高到300盧比、150盧比，總計約6,460人受惠。前3個月發放現金，之後為了給官方樹立榜樣，全部由銀行轉帳。此計畫使得整體儲蓄增加、衛生條件、上學比例大幅提高、營養狀況都有顯著的改善。[56]

根据美國政經網路媒體《QUARTZ》于2015年6月30日的報導，荷蘭第四大城烏得勒支和烏得勒支大學合作，預計於2016年1月起進行基本收入的社會實驗，計畫負責人是霍斯特（Nienke Horst），成人每月將會得到約900歐元，而伴侶或家庭每月1,300歐元。該實驗大約有300人參加，其中至少有50人可無條件获錢，除了這一組外，還會有其他三組分別受到不同嚴格程度的規範，最後還會有遵循現行福利法的控制組。[57]

2017年2月，芬蘭實施一項實驗，在兩年內挑選正在領取失業補助的2000居民提供560歐元的基本收入。但是卻告知受試者無須履行尋找工作就業的義務，於是這項邏輯錯誤的實驗引起許多爭議， 設計不當取樣不正確的政策， 這被用來反對全民基本收入的人作為領取了無條件基本收入，人們不會主動去找工作，原因在受試者被告知不帶任何條件，而這群受試者原來就是領取失業救濟金的 ， 對設計研究者而言是錯誤示範， 如果需要真正試辦樣本數必須取自全國縮小尺規， 而非特定某一族群。[58]

多芬（Dauphin）于1974至1979年进行實驗「米糠計畫」（The Mincome program）[59]，依照每個人收入多寡，定期發錢給全體市民。為了鼓勵接受補助的人繼續工作，制度設計保留了相當的彈性。完全沒有收入的家庭（或個人），每個月能夠支領一筆固定金額，若有工作或其他補助收入，每增加 1 元收入，只會減少 0.3～0.7 元的補助，直到該戶（員）總收入，超過低收入戶標準。經過5年，工作的時數下降，許多人選擇重新回到學校學習。

曼尼托巴大學經濟學家傅婕（Evelyn L. Forget）專門研究米糠計畫，于2011年出版了一份報告名為《沒有貧窮的城鎮》（The town with no poverty）[60]，發現一旦实施无条件基本收入，男性不容易輟學，女性则可申請較長的產假。整體上人們在生理與心理上都更健康，藥物濫用、家暴、酒駕減少、上醫院的次數與費用将相对減少。

1977年，加拿大保守派接管省政府，1979年更進一步掌管聯邦政府，隨後他們停止了米糠計畫。

2017年4月25日，安大略省选定3座城镇，随机挑选4000位居民进行为期3年的“基本收入制”实验，每年发放每人最高1万7000加币的基本收入。[61]

2009年開始進行2年實驗，經費來源自那米比亞教會的委員會、一些工會組織，還有非政府組織(NGO)。神父 Wilfred Diergaart 和主教 Zephania Kameeta挑上Otjivero，這裡是沙漠中的三不管地帶，居民來自不同族群背景。科學家 Claudia 和 Dirk Haarmann對這個地區進行詳細的研究，他們和開普敦大學合作分析結果。拍攝紀錄片「每個人的基本收入-Panorama iedereen een basisinkomen（A Basic Income for everyone）」[62]，全部共930個居民，每個月發放每個人100元納米比亞幣（7歐元），使得營養不良從42%下降到10%，擁有足夠的食物，變得更積極，開始用心過生活。[63]

正進行每月30美元的發放實驗。（2016年）

京畿道是韓國人口最多的地區，於2019年4月29日和30日舉辦基本收入展覽，以配合青年基本收入計劃的啟動。該計劃每年将無條件向京畿道24歲的居民提供100萬韓元（900美元）的當地貨幣。

現在，京畿道省長李繼民原是城南市市長，他对該計劃首先進行了試點。李繼民在去年的地方選舉中將他的青年紅利計劃擴大到他的獲選宣言的一部分，該計劃從2019年4月開始擴展到整個京畿道。

關於京畿道青少年基本收入的爭議之一是它將以當地貨幣發行，這種貨幣只能在省內使用而不是現金，遠遠不是理想的基本收入。

儘管有其局限性，但該計劃仍有一些希望。鑑於當地貨幣只能用於該省的小企業，它可以刺激當地經濟，並為更廣泛的聯盟提供支持基本收入計劃和基本收入的基礎。此外，基本收入可以被視為更廣泛的社會重新構想的一部分，而當地貨幣是重建社會經濟的一種方式，可以成為重新構想的一部分。正如托馬斯·潘恩曾經說過的那樣，時間使得皈依者多於理性，雖然青年基本收入有限，但它肯定是基本收入進入政治現實的一步。

2008年，德國和瑞士的基本收入協會（Netzwerk Grundeinkommen）發行了一部關於基本收入的紀錄片「無條件基本收入：一個文化的推動（Grundeinkommen：ein Kulturimpuls）」[64]。片中談到了基本收入的運作方式、資金來源和這項制度的優點。[65]

2006年，社會學家让·齐格勒認為基本收入是「所有的最迫切的想法之一」。

2008年，恩諾史密德（Enno Schmidt）和 丹尼爾漢尼（Daniel Häni）製作了一部名为的电影: 無條件基本收入: 一個文化的推動，并上传至YouTube，該影片擁有超過40萬個點擊量，主要在法語和德語國家中傳播，後來被翻譯成五十多種語言在全球傳布。

2012年4月，瑞士發起立法倡議，旨在收集100,000個支持簽名，以執行在瑞士的公投。

2013年9月，該倡議獲得約126,000簽名並在10月4日把他們交給瑞士政府，準備進行全國性的公民投票。

2016年6月5日，瑞士举行公投，以决定是否每月向每名成年公民发放将近2500瑞士法郎(約2570美元)。反對者約76.9%，贊成者約23%，否决了这次全民补助计划。市民擔心「不勞而獲」會令許多人不再工作，並吸引其他人移民到瑞士領取福利[66]。

2016年在全球基本收入高峰會於韓國首爾召開，由台裔旅美人士徐 萍代表發言將台灣正式加入國際組織取得學術資源，連上全球基本收入聯盟Basic Income Earth Network (BIEN)。2019年九月 徐萍與國民黨不分區立委許毓仁合作進行立法草案編纂。

在2017年香港特首選舉期間，其中兩位候選人曾俊華[67][68]及胡國興[68]均提出過近似的負入息稅概念，但被另一位後來當選的候選人林鄭月娥批評其資訊「過時」，因相關提議曾被稅務部門否定，最後由另一部門的新福利項目替代[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