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釋學

解釋學（Hermeneutics），又称詮釋學、阐释学，是关于文本解释的理论。[1][2]在中世纪，主要是对于《圣经》的解释。19世纪施莱尔马赫把解释学扩展到解释文本意义和文化意义的一般规则的理论。[3]

廣義的解釋為意義之理解(understanding)或詮釋(interpretation)的理論或哲學。由於意義經常有許多歧義，須透過理解詮釋方能把握全部涵意，詮釋學即是探究如何形成理解及如何實踐理解之科學理論。[4]

詮釋學之遞嬗，依其對「理解」的探索過程中著重點不同，略可分為：傳統詮釋學、近代詮釋學、當代詮釋學等三個時期。

傳統詮釋學之源流可遠溯希臘「荷美斯」(Hermes)神話。相傳荷美斯乃天神之信使，負責將眾神意旨轉譯、解釋並傳達給世人，但眾神之意旨透過語言、文字之轉譯傳達，往往變成既清晰又隱晦，似是而非。為能真正明瞭諸神之意旨，因此對於語言、文字有理解詮釋之必要，詮釋學由是而生。詮釋學形成之初，極重視語言涵意脈絡之確定及揭露象徵所蘊涵之旨意。中世紀後詮釋學廣泛應用於神學、文學及法學方面，用以解釋聖經、文獻典籍及各種法典等，此時詮釋學可稱作是一種正確理解之技術。 　

近代詮譯學始於弗里德里希·施萊爾馬赫。史萊爾瑪赫是第一位於意義詮釋過程中，專注於「理解過程」之探究者。他並將理解過程區分為「文法理解」及「心理理解」，強調理解在於回溯作者思想及意識，並將作者之內在精神再現。易言之，詮釋學即是重建作者創造之過程。其後，狄爾泰從精神科學觀點，強調自然科學與精神科學應嚴格區分，自然科學之探究應只作因果解釋，而精神科學之整體性及獨特性，則應訴諸意義之理解。故他以生命概念為基礎，認為一切「生命表現」皆可透過擬情之再體驗來理解，藉此而建構出具歷史意識探究之理解過程。狄爾泰以為詮釋學乃精神科學之普遍方法論。 　　

當代詮釋學主要包括哲學詮釋學、方法論詮釋學及批判詮釋學等三思潮。哲學詮釋學代表人物伽达默尔認為理解是「此有」(Dasein)之存有方式及開顯自我之進程，而詮釋學應奠基於存有論之基礎，深化成一種哲學探究，以作為一切科學理論之堅實基礎。嘉達美並強調理解立基於歷史傳統上，藉語言之中介而行，人無法脫離歷史傳統而獨存。即哲學詮釋學主張理解乃真理、自我之彰顯，反對方法之宰制，並強調歷史、傳統及語言在彰顯過程中之重要性。

方法論詮釋學代表人物保罗·利科認為哲學詮釋學雖經存有論而深化詮釋學之涵意，但忽略方法論之重要性，實難達成全部之理解。因此強調透過方法論之迂迴路徑而達到存有論之層次，才是較真確之途徑，故提出「方法之迂迴」概念，藉以提供經典詮釋規則，並據以仲裁不同詮釋之衝突。批判詮釋學代表人物哈伯瑪斯承繼法蘭克福學派之批判理論，將詮釋學思想帶入社會科學方法論中，發展出批判詮釋學。哈伯瑪斯之重點在於社會科學理論與社會實踐關係之探討，認為個人居於社會歷史與傳統中是不爭之事實，但必須透過理性反省及不斷自我批判過程，將社會歷史傳統中宰制、扭曲溝通情境因素一一呈顯並消除，才能獲得真正無宰制之溝通環境，理解、對話方得以實現。即批判詮釋學強調溝通理性，旨在建立理想溝通情境及獲得溝通能力，以確證理解之合法性及客觀性。 　　

詮釋學之旨趣，有兩方面涵意。就消極性而言，詮釋學反對實徵主義所主張之方法論一元化觀點，即把科學經驗分析方法及因果解釋法則應用到社會科學探究中，而忽略主體性之考量及偏重工具理性與技術之傾向。就積極方面而言，詮釋學以人類主體性為基點來建構生活世界之意義，強調自我省察、批評及人際關係互為主體性溝通之必要性。即詮釋學旨在透過人類主體性之開展，形成互動之對話情境，以建構出合理並和諧之生活世界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