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简称《修养》,是刘少奇於1939年7月,在延安马列学院作出的一場著名演說[1],內容大意是对中国共产党广大党员提出了党性锻炼的要求。

1939年8月,刘少奇在延安机场送周恩来到苏联养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後,鄧力群參與中共理論上的研究與宣傳工作,修改黨內綱領性的文章期間,也有對本文進行修改。在“文革”中,《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被称为“黑修养”,与黑六论同受批判。

摘录

“这一种人中最坏的代表如中国过去的李立三、张国焘等,就比上述的情形更坏。他们根本不是真正要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管马克思、列宁伟大的人格和至高的品质,而企图在模仿马克思、列宁某些表面形式,胡诌一些马列主义的术语之后,就自以为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装作马克思、列宁的姿态在党内出现,并且毫不知耻的要求我们的党员照推算马克思、列宁那样去推尊他,拥护他为“领袖”,报答他以忠心和热情。他也可以不待别人推举,径直自封为“领袖”,自己爬到负责的位置上,家长式的在党内发号施舍,企图教训我们党,责骂党内一切,任意打击、处罚与摆布我们的党员。这种人不是什么真心要“学习”马列主义及为马列主义的实现而斗争,而是党内的投机分子,共产主义事业中的商人和蟊贼。这种人在党内,要被党员群众所反对、揭穿与埋葬,是无疑问的,而我们的党员也埋葬了他们。然而我们是否能够完全自信的说,在我们党内就完全不会有这种人了呢了我们还不能这样说的。


第二种人就完全与前一种人相反。他们首先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生自居,学习马、思、列、斯之所以为马、恩、列、斯的本质、精神和方法。他们仰望马克思、思格斯、列宁、斯大林伟大的人格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品质,而在革命斗争中深刻的去进行自己的修养,去检查自己处事、处人、处己之是否合于马列主义的精神。他们同样要熟读马、恩、列、斯的书籍,然而他们着重于活生生的现实的分析,熟虑自己所处的时代和国家中无产阶级所处的各方面的情势,而引伸出他们的结论。他们不以记忆马列主义的原理和结论为满足,而要站在马列主义的坚定的立场,掌握马列主义的方法,身体力行,活泼的去指导一切的革命斗争,改造现实,同时改造他们自己。他们的一切活动,一切生活,都受着马列主义原理的指导;都是为着一个目的——无产阶级的胜利,民族的与人类的解放,共产主义的成功,而没有其他。”


“自高自大,个人英雄主义,风头主义等,在党内不少同志的思想意识中还是或多或少的存在着。

   有这种思想的人,他首先计较他个人在党内地位的高低。他好出风头,喜欢别人奉承他,抬举他,他有个人领袖的欲望,他逞能干,好居功,好表现自己,好包办,没有“涵蓄”,有浓厚的虚荣心,不愿埋头苦干,不愿作技术工作。他骄傲,有了一点成功,即盛气凌人,不可一世,压倒别人,不能平等的谦逊和气的待人。他自满,好为人师,好教训别人,指挥别人,总想爬在别人头上,而不受别人的指挥,不向别人尤其不向群众虚心学习,不接受别人的批评。他只能“高升”,不能“下降”,只能“行时”,不能“倒霉”,他受不起打击和委屈,处理自己没有伸缩性,不是“能屈能伸的大丈夫”。他“好名”的孽根未除,他企图在共产主义事业中把自己造成为“伟大人物”与“英雄”,甚至为了满足他这种欲望而不选择手段。然而,在他这种目的不能达到之时,他受到打击和党内同志冷淡的待遇之时,他就可能有动摇的危险。在党的历史上由于这样而动摇出党的人已经不少。在这种人的思想中残存着剥削阶级的意识,不了解共产主义的伟大,没有共产主义的伟大胸怀。”

影響

對劉少奇本人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1968年进行整党建党之初,曾集中批判刘少奇的所谓六个修正主义反动”理论(簡稱黑六论),其中党内和平论[2]公私溶化论(即“吃小亏占大便宜”),正正出於《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刘少奇也因此而被斥为“大肆宣扬孔孟之道,毒害广大党员青年,为孔家店招魂[3],并於1967年前后分别受到批判。

参见

参考文献

  1. Lowell Dittmer. . M. E. Sharpe, Inc. 1998. ISBN 9781563249525 (英语).
  2. . [2012-08-2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2-05-12).
  3. . [2012-05-3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4-02).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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