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

刘少奇生于湖南省宁乡县富庶的农民家庭[3]^:8。母亲鲁氏，为民国著名人物鲁涤平、鲁荡平姑母[4]。早年接受私塾教育，1912年，刘少奇进入芳储乡小学补习班。期间，在湖南新军从军的二哥刘云庭带回一本介绍辛亥革命的小册子，刘少奇读后很受启发，并剪去辫子以示坚持革命[5]。1913年，其考入宁乡县第一高等小学（又称玉潭学校），成绩优秀[6]。1916年高小毕业后先后报考邵阳中学、长郡中学和一中，都被录取[7]。1916年就读于宁乡驻省中学（现金海中学），插入二年级二期五班[8]。1916年11月湖南陆军讲武堂第一期从军队下级军官中招生，刘少奇借用六哥刘云庭的朋友刘少基的退伍军官执照考取。1917年5月1日湖南讲武堂开学，1917年9月湖南省督军谭延闿下台，傅良佐继任，湖南的南北战争爆发，该校解散。[9]1919年初刘少奇插入私立育才中学毕业班。

1919年6月，刘少奇来到北京。这时五四运动已接近尾声。刘少奇经人推荐进入保定育德中学附设的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第三班学习。在保定育德中学，刘少奇读到了《新青年》《每周评论》《东方》和育德中学自办的一些进步刊物，学习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进一步了解了国内外形势和俄国十月革命及布尔什维克党的情况，这使他原定留学法国的想法开始转变，转而对红色苏俄十分向往。

1920年8月返回长沙。刘少奇经长沙船山学社社长贺民范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进入上海外国语学社留俄预备班[8][3]^:9。“在1920年的冬天，（我）即由湖南一位相信社会主义的老先生贺民范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了这件事，我由北京回到长沙，又由长沙到上海，进了当时青年团及陈独秀等创办的外国语学社。”

1921年夏初由上海外国语学社负责人杨明斋介绍去苏联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0][3]^:10。刘少奇等首批26名中国留苏学员于1921年8月1日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登记注册，并领取了学生证。1921年，经中共旅莫斯科支部书记罗亦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1]。1922年春，刘少奇因国内工人运动发展的需要提前回国，在东方大学学时为8个月。

1922年1月至2月，刘少奇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远东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同年从莫斯科回国到上海，经陈独秀介绍，到湖南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秘书处担任领导工作[3]^:10-11，数次领导铁路工人罢工，其中最著名的是同年9月与李立三等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3]^:11，也是此期间刘少奇与毛泽东相识[3]^:18。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刘少奇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3]^:11。在1925年至1926年间，刘少奇在湖北和上海又多次领导政治运动和罢工，成为当地中国共产党工人运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12]。次年4月，刘少奇与何葆貞结婚[13]。

1925年12月，刘少奇在长沙被湖南省军阀赵恒惕的戒严司令部逮捕[14]。妻子何宝珍（後改名「何葆貞」)、二哥刘云庭四处奔走托关系设法营救。请到同县的著名教育家（周南女中创办人）、省参议员朱剑凡作担保人保释；请刘家亲戚国会议员周震麟，周同时也与赵恒惕有亲戚关系，写信说情；请刘少奇母家亲戚、湘军师长鲁涤平给赵恒惕发电报说情。刘少奇于1926年1月26日被关押42天后获释[15][16]。1927年1月领导了武汉群众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5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刘少奇当选中共中央委员[3]^:12-13。刘少奇在长期工作中逐渐总结出一套“深入群众、长期隐藏、积蓄力量”的斗争方针，并对当时中共中央内部所谓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左”倾错误进行抵制，这与毛泽东当时的思想和斗争策略不谋而合[17]。

1929年夏，刘少奇调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在中东路事件中发动了反对国民政府和张学良、支持苏联的运动[3]^:13。同年8月22日，在奉天（今沈阳）纱厂门口，因煽动罢工嫌疑与孟用潜一同被捕，9月中旬经奉天高等法院判决，“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18][3]^:13。日后刘少奇成为“叛徒”的重要证据，即为此次被捕[19]。

1930年夏，刘少奇到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当选为执行局委员。1931年1月，刘少奇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31年9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处决后，成立临时中央，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黄平、刘少奇、王云程等九人组成[20]。同年冬，刘少奇回国，任党中央职工部部长、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932年，刘少奇担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21]。

1932年冬，刘少奇进入中央苏区，领导职工运动。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刘少奇被选为第一届中共福建省委书记[3]^:14。同年10月参加长征，担任红八军团的领导工作，后由于作战失利，红八军团撤销编制，其改任红五军团领导工作[22][3]^:14。1935年，刘少奇参加遵义会议，会上是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之一。此后，刘担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同年10月，刘少奇和谢飞结婚[23]，年底到达陕北[3]^:14，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委员长。12月，刘少奇参加瓦窑堡会议[24]。

1936年，刘少奇赴天津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3]^:14，领导中共在山西、河北、天津、北京的抗日运动，并与国民党政界、军方、学生进行接洽[25]。刘采纳柯庆施的提议[26]，向中共中央请示，建议让被国民政府关押在草岚子反省院的中共党员履行监狱当局规定的不反共不发表的简单手续出狱，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批准了刘的建议[27]。关押在反省院的约六十名中共党员接刘指示，起草《反共启事》并登报发表后出狱[28]。出狱的这批中共党员为北方局打开局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在多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此事因“手续问题”成为刘少奇的“罪行”之一（即“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28]。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刘少奇把北方局总部调往山西太原，并与晋系军阀阎锡山进行沟通[3]^:15。此外，其执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提出的“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领导了开创中共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作。1938年3月，刘少奇返回延安，留在中央指导华北工作。毛泽东与江青结婚时，刘少奇与张闻天为反对最力者[29]。

1938年秋的「六屆六中全會」上，左起毛澤東、彭德懷、王稼祥、張聞天、朱德、博古、王明、康生、項英、劉少奇、陳雲、周恩來

1938年11月，刘少奇参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南方局和中原局，刘少奇出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以“胡服”之名挺进华中敌后，参与新四军在安徽、湖南、江苏一线部署工作[3]^:16。1939年7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作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著名演讲[3]^:16，对广大党员提出了党性锻炼的要求。

1939年8月，刘少奇在延安机场送周恩来到苏联养病

1940年初，刘少奇制定战略先集中发展苏北。在此战略指导下，陈毅、粟裕所部新四军从江南渡江北上，并取得黄桥战役的胜利。同时，黄克诚部八路军南下到达苏北，与新四军会合，将华北华中的中共根据地连成一片[30]。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叶挺任指挥（陈毅代），刘少奇任政治委员。此后，刘少奇组织曹甸战役，进攻国军韩德勤部，但未能成功。

八路军、新四军在苏北的大发展以及该地区国共摩擦导致的直接后果即为皖南事变。1941年1月4日，叶挺、项英等率领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九千人经茂林北移。1月6日，第三战区第32集团军8万多人在蒋中正命令下，向新四军发起总攻，爆发皖南事变。新四军历经七昼夜激战，最终失败，叶挺被俘，项英被杀，蒋介石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在当时局势下，刘少奇建议中央“在政治上全面反攻，在军事上暂时不实行反攻”。1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通告，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刘少奇当天请中央任命陈毅代任新四军军长，在苏北成立军部。18日，他与陈毅联名致电中央，再次提出重建新四军军部[31]。

1月20日，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刘少奇出任新四军政治委员兼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32]，与陈毅等人重建了新四军，扩建了华中抗日根据地[33]。其中首先重建新四军军部，并增建华中党校，以提高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能力[34]；并组织温和的苏北整风，确定新四军发展方向及任务[35]。在刘少奇的组织协调下，新四军也由重建时的9万余人发展到13.5万人[36]。1941年7月，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作了《论党内斗争》的讲演，提出了开展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

1942年3月，刘少奇启程返回延安，参与整风运动和中共七大。途中经过山东，处理了山东军政领导人之间的分歧[37]。1942年12月2日，刘少奇返回延安，次年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38][3]^:17-18，开始进入中共核心决策层，是中共五大书记之一。整风运动中，刘少奇与毛泽东等指责周恩来犯了右倾路线错误，并且犯有与胡宗南交涉不当等过失，周恩来被迫认错并多次公开检查[39][40]。

在1945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报告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特点和性质、指导思想、中国革命的特点、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原则问题。其中对毛泽东思想作了中共历史上的第一次系统论述，将“毛泽东思想”明确写入党章，并提出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3]^:20-25[41]^:334-337[42]。在中共七大选举的领导集体中，刘少奇名列中共五大书记(相当於中央政治局常委，依次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43]。此后，刘少奇又兼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

抗日战争结束后，在毛泽东赴重庆同国民党总裁蒋介石进行重庆谈判期间，刘少奇在延安代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职务，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41]^:372[43]，并提出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局势中采取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策略[44]；同时，他发表《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共产党在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一改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把土地分给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45]。

1947年3月，国军攻占延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留在陕北指挥国共内战，刘少奇则担任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和朱德、董必武、康生等率中央机关一部转移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负责中共佔領区土地改革运动的工作[43]。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之后，指导晋察冀野战军取得了正太、青沧、保北和石家庄战役的胜利，歼灭国军6.2万余人[46]。同年7月至9月，刘少奇在西柏坡主持全国土地会议，讨论土地改革政策，并颁布实施《中国土地法大纲》，没收地主富农土地，分配给贫农、中农[45]。

1948年4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部分人员到达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同朱德、刘少奇会合[47]。1948年5月，刘少奇兼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随后，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身份协助指挥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等。1949年3月，刘少奇参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并在会上发言。1949年6月至8月，与高岗、王稼祥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42][48]。苏联专家总顾问科瓦廖夫、中方工作人员邓力群、戈宝权、徐介藩、翻译师哲陪同访问。6月27日，代表团下榻孔策沃别墅并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等举行第一次会谈，会谈涉及向苏联贷款、派遣专家、上海等城市管理问题、新疆及少数民族政策、组建海军舰队、莫斯科与北京航线与配套设施、之后与苏共主席团召开中国政治军事的讨论会、国家机构设置和工商企业管理等。斯大林还决定向中国贷款3亿美元，并决定以东北人民政府的名义签订贷款协定。7月2日，双方再次举行会谈。双方共举行了六次会谈（只有一次有会谈记录，两次会谈有确切日期）。会谈期间，刘少奇以电报的形式与毛泽东等人沟通。7月4日，以刘少奇的名义，中共代表团向苏方提交一万余字的报告，介绍了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情况，并向其征求意见。报告中提及中国将一边倒地倒向苏联，也提及了旅顺驻军、蒙古独立的问题和苏联从中国东北“搬走机器设备”的问题，认为“我们是这样解释的：这些机器是日本人的，苏联把这些东西当作战利品运走，去建设社会主义，免得落在反动派手中并用它来反对中国人民是完全正确的。”[49]

9月，刘少奇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会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42]。

1950年刘少奇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对土地改革的报告。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刘少奇出席开国大典[42]。1950年6月6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由刘少奇负责的中央土地改革委员会，指导全国的土地改革工作[42]。其颁布并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其中保存富农经济、团结和保护中农、没收地主土地，并在原耕基础上用抽补调整方法来分配土地。其改革卓有成效，1952年，全国农业产值比1949年增长48.5%，比1951年增长15.3%；粮食总产量比1949年增长42.8%；棉花总产量比1949年增长193.4%；农民个人生活也有所改善[50]。1952年，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参加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和十月革命三十五周年庆祝活动。

1951年，刘少奇和黄炎培交谈。

建国初期，毛泽东仿效苏联设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高岗任主任，将原属政务院的主管经济部门调走，总理周恩来被架空，仅分管外交工作。同期，毛泽东多次批评刘少奇，而高岗和饶漱石乘机夺位，刘高矛盾也恶化[51]。于是刘少奇和周恩来联手，在毛泽东的同意下，于1954年2月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批斗高岗，使之下台[52]。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第一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并代表宪法起草委员会向大会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42]。

1956年9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作政治报告，主张中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下，应当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集中力量提高社会生产力。随后出席中共八届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当时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党主席毛泽东。他在制定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等方针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53]。在2月的国务院会议上针对经济计划提得过大，毛泽东一再告诫“不要泼冷水”，总理周恩来则说“用冷水洗洗”，刘也支持周说“现在有些人脑子太热了，提得太高了。”两种不同的思路开始显现。毛泽东对于刘、周等人提的“反冒进”十分不悦。刘有一次将人民日报的内容为反急躁情绪的社论稿修改后交毛批阅，毛直接批示不看了。[54]后来还说：“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错误。”[55]随即就是57年八届三中全会反“反冒进”，周恩来做了自我检讨，而刘少奇自忖“我们比主席，总是差一大截”。支持毛泽东的一方占据主动，从而拉开了“大跃进”的序幕。

1954年，刘少奇、周恩来、罗瑞卿由陶铸（左一）陪同，在广东省视察胡椒园。

1955年，毛泽东掀起农业合作社并大社的高潮。到1958年初，在毛泽东的推动下中国开始了“大跃进”运动，刘少奇作为一线领导人积极参与了大跃进的决策和具体的推进工作。3月份成都会议第一次按毛的想法提出要“并大社”，开始了人民公社化的第一步。4月底，刘少奇和周恩来等若干人一起开始“吹公社”、“吹乌托邦”，主张大办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大炼钢铁、搞供给制，并在工作中加以贯彻。6月份，毛泽东批发“两年超过英国”的报告之后，刘也紧跟精神宣称钢铁产量可以两三年赶英、七八年超美[56]，并且和毛泽东一样，在实地考察农业生产的时候公开为浮夸行为加温[57][58][59]。毛泽东曾经要求压缩一些过高指标[60]，1958年底大跃进的弊病开始露出苗头之后，刘少奇承认“我的头脑也有些热，说过些过头话”[61]，1959年春毛泽东进一步要求“纠左”、“压缩空气”。

1957年4月24日，宋庆龄在上海寓所设宴欢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左一为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指定刘少奇为自己的接班人[62]。1953年12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提出由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自己退居“二线”。在1956年的中共八大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并当选排名第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1957年底毛泽东访问苏联时，向当时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通报，将由刘少奇接班任中国国家主席。1958年底，毛泽东不做下一届国家主席的提议得到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1959年召开第二届全国人大前夕，毛泽东在各种场合为刘少奇接班作小范围吹风。4月，刘少奇在全国人大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自动兼任国防委员会主席），成为名义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元首。[42][63]

7月2日-8月1日，在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致信毛泽东，陈述“左”的错误及其经验教训。7月23日，毛泽东召开全体会议发表讲话，批评彭德怀等人提出的意见，指责这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性质”的问题。由此，参会的刘少奇等人开始积极配合毛泽东批判国防部长彭德怀，会议的主题由“纠左”变为“反右”[64]。8月2日—16日，出席在庐山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全会进一步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批判，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庐山会议后，刘少奇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为了取得进步的经验，即使犯错误也要从积极方面理解[65]，另一方面刘少奇为了维护毛的权威，仍然参与到以空前的高调呼吁对毛的个人崇拜的浪潮中来[66]，这使得大跃进的错误一时难以纠正。

1961年1月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第三次汇报会讨论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时发言：看来去年由一千八百四十万吨钢增加到二千零四十万吨，是犯了错误的。今年制订计划的基本精神，是要把局势和矛盾缓和下来，要确实留有余地。每项事情都有个余地问题。1月9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第五次汇报会上发言：看来农民在经济上是很脆弱的。经济上脆弱，对违法乱纪的抵抗也脆弱。这种经济上的脆弱性和政治上的脆弱性是很容易出问题的。今后我们各级领导要特别小心地对待农民问题，把农民生活搞得好一点。 4月1日从广州到达长沙，开始深入湖南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大跃进造成的恶果全面暴露，刘少奇经过在湖南家乡蹲点调查并在各地考察，思想发生了急遽的转变。他决定解散食堂、强调调查研究，开始纠正大跃进的错误[67]。

1962年1月11日-2月7日，刘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扩大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向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做脱稿讲话：

“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68]

在会议上，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主席承担了中央的责任，邓小平、周恩来分别代表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做了自我批评。刘少奇组织批评大跃进等工作的经验教训，尖锐指出大跃进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身为主持一线工作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要求全党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克服困难，做好国民经济调整工作。报告提出当前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反对分散主义，更快地争取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报告阐述了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优良传统和作风，对这几年干部作风中虚假浮夸、强迫命令、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进行了严肃批评，要求全党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分散主义等坏思想、坏作风，把党的战斗力大大加强起来。

七千人大会期间，为了给被打成“彭德怀分子”和“右倾分子”的几百万干部平反，同时针对代表们提出给彭德怀“下战书”事件翻案的要求，刘少奇在大会上说，彭德怀给毛主席写的信没问题，彭德怀的问题是“里通外国”[69]，刘少奇的定性使得彭德怀无法得到平反。[70]刘少奇还做了严厉的定性。

七千人大会之后，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开始着手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并提议陈云任中共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七千人大会上中央决定再版刘少奇在30年代的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刘少奇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作了第二次修订。8月，《红旗杂志》全文刊登了此书。9月，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到文革爆发前共发行1800多万册，党员达到人手一册。该书再版过程中仍保留了原先批判陈独秀的一些文字，如“毫不知耻地要求我们的党员像尊重马克思、列宁那样去尊重他，拥护他为领袖，报答他以衷心和热情。” “他自满，好为人师，好教训别人，指挥别人，总想爬在别人头上，不向别人，尤其不向群众虚心学习，不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和批评”，被毛泽东认为影射自己[72]。文革期间，此次再版遭到严厉批判，被称为“黑修养”[73]。

7月25日-8月24日，出席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原定计划主要是讨论农业、粮食、商业和国家支援农业等问题，开始十多天分小组讨论农业、商业等有关文件。8月6日，毛泽东在全体会议上发表关于“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之后又六次在中心小组会上发言，批判所谓“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8月11日，刘少奇在中心小组会上就五月中央工作会议对形势的估计作了自我检讨，承认对困难“估计过分了”。

9月24日-27日，出席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会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关于有计划有步骤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和《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等文件。全会肯定了八届九中全会以来贯彻八字方针、加强农业战线取得的成效，决定继续坚持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24日，毛泽东在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批判了所谓“单干风”、“翻案风”和“黑暗风”。26日，刘少奇在会上讲话，表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同时规定这次会议的精神只传达到行政十七级以上干部，并要求全党不要放松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刘少奇试图继续把中央工作核心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

1964年，刘少奇又到河北、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等地考察经济建设[42]。经过到基层的视察，他和邓小平成立紧急委员会，提出“农业六十条”、“三自一包”，开始调整国民经济[74]^:322-327，将经济发展从浮夸的理想主义引向了实用主义[75]^:214-215[74]^{:318-321,334-337}。毛泽东很明显感到刘、邓执行了一条和自己完全不同的政治路线，自己在党内的权威受到挑战。1964年底的全国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就四清、五反问题进行批评，双方产生激烈矛盾，这使刘少奇、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关系开始破裂[76]^:4607。同年年底，刘少奇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再次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并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42]。在三年大饥荒期间，中南海曾实行过高级干部自报口粮的制度，当时毛泽东和朱德均报每月13公斤，周恩来为每月12公斤，刘少奇为每月9公斤。刘是中南海所有干部中报数最少者。[77]

毛泽东在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批判中共党内的“黑暗风”、“翻案风”、“单干风”，这“三风”与刘少奇或多或少都有关系。刘少奇接受了毛泽东的反修防修理论，不但作了自我批评、严厉指责“三风”，还说“现在两个阶级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教育，要准备资本主义复辟”。然而此时刘少奇并没有把“资本主义复辟”看成是现实危险，他当时所说的阶级斗争的对象仅仅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主义”一类的社会性问题，这与毛泽东在对阶级斗争的严重性的认识上有明显距离。从1963年9月起，中共与苏共两党的论战全面展开，在国际“反修”、重点国内“防修”的大背景下，刘少奇开始把精力转移到正在全面铺开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四清”、在城市“五反”）上来[78]。刘少奇主持修订了《后十条》，由毛泽东批准与《前十条》一起下达到全体人民，“四清”运动全面展开了。随着运动的进行，刘少奇对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认识也发生了重大改变，他在思想上接受了毛泽东“反修防修”的理论，认为“修正主义就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在共产党内部的反映”。

1963年11月，刘少奇让夫人王光美参加“四清”工作队，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指导“四清”，并将总结的的“桃园经验”作为“抓点带面”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蓝本。运动开始时，刘少奇对形势的判断和提出的政策都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然而随着运动的深入，过火现象不断出现，刘少奇与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在认识上和实践上的分歧逐渐暴露了出来。刘少奇认为“反修防修”的重点在基层，他主抓的四清运动以严厉打击“地、富、反、坏”分子和被认为变修的基层干部为斗争方向；而毛泽东认为修正主义的根源出自党内上层，说党内已经形成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在1964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公开化。毛泽东提出，当时的主要矛盾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敌我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对把矛头指向基层；刘少奇则表示，运动的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反对把一切矛盾都上升为敌我性质。在会议上毛泽东占了上风，“四清”运动按毛的意见重新部署，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对基层干部打击过宽的过火偏向。然而，毛的“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将阶级斗争扩大化，并为下一步发动更大规模的运动准备了理论前提。这时，毛泽东已经将刘少奇与“中央出修正主义”联系起来，中共中央内部以刘少奇和毛泽东为代表的关于阶级斗争的两种方针，终于将不能再相容了。[79]

1966年刘少奇率团访问巴基斯坦。

1965年11月，围绕《海瑞罢官》的论争使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浮出水面。 1966年5月，文革终于爆发，红卫兵运动使整个中国都陷于混乱。在文革初期，刘少奇在某些问题上和毛泽东的立场一致。 1966年6月27日，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与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讨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几个同志的问题。“彭、罗、陆、杨他们的互相关系是不正常的……他們共同特点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都是搞地下活动的。”“彭、罗、陆、杨事件是有发生政变的可能的，這是激烈的、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在我们党內领导机关的反映。”结尾他说道：“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延续下去，毛主席著作应该成為全国人民的教科书，成为全国人民的行动指南，全体党员的行动指南。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锐利武器。毛泽东思想能改变中国的面貌，也能改变世界的面貌。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战胜了一切反党分子，也能战胜国內一切反动派，也能战胜国外一切反动派。”[80]

1966年刘少奇访问缅甸，奈温前往接機。

然而两者矛盾逐渐扩大。在处理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具体问题中，双方矛盾此起彼伏。 1966年6月，刘少奇和邓小平组织工作组进驻大中学校，禁止学生游行示威和張贴大字报，并将斗争矛头引向“黑五类”。毛泽东对此非常恼火：“共产主义者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并命令撤销工作组[81][82]^:377。 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畅游长江回北京后，拒绝刘少奇要求见面的请求，首先听取了江青等人的汇报。 7月19日至23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会”，会上对于派工作组问题有明显分歧，陈伯达、康生、关锋等人表示反对。 7月24日-25日，毛泽东先后召集中央常委、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局书记，严厉批评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才镇压学生运动，并指责：规定“内外有别”等都是定框框，要把运动引入邪路，又说工作组“对运动起坏作用，阻碍运动”，要撤销工作组，罢工作组长的官。[83]在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毛泽东将“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目标直接指向刘少奇，同时其中共第二号人物的位置也被林彪接替，虽然仍然是政治局常委，但是排位下降至第8，同时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也从此不再被提及[84]。 10月16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遭到了陈伯达、林彪等人的批评[85]。 随后大字报、党报陆续开始了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批评。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天安门城楼上交谈，此时二人之间已经出现裂痕。

在1966年10月为期近三周的中央党会上，刘少奇、邓小平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并分别作了自我检讨，内容向全国印发，这也成为文革中最知名的罪名之一，不过刘邓二人仍然是政治局常委，尚未被正式撤职。11月8日，那个张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聂元梓，又与另外10人贴出了《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1966年12月，刘少奇问题终于向社会公开，江青公开宣称“刘少奇是党内的赫鲁晓夫”。北京出现了“打倒刘少奇”的标语。12月25日，“造反司令”蒯大富带领5000余人在北京城区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等巨幅标语，贴上了天安门城墙。同时，中央成立的“王光美专案组”负责对刘少奇、王光美的调查。此专案组直到1968年4月才公开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名义活动。组长为谢富治[86]^:980。

1967年1月1日，北京20几所高等院校学生和一些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游行集会，“声讨”刘少奇、邓小平的“罪行”。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鼓动下，北京各学校也纷纷打出“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是中国现代修正主义的祖师爷，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打倒刘、邓”的大字报[87]。与此同时，六年前就已经被“打倒”的彭德怀被押送回北京，与彭真、罗瑞卿等一起接受批斗。1967年1月1日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在刘少奇住处的院墙上张贴“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等大标语。3日晚，在戚本禹等指使下，造反派第一次批斗了刘少奇、王光美。[88]6日，清华大学的造反派谎称刘少奇女儿车祸致残，将王光美骗出中南海扣押并批斗（后在周恩来干预下释放）。同月，毛泽东最后一次接见刘少奇，期间提出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选编委会主任职位，愿意和妻儿到延安或老家种地。之后几天内，刘少奇办公室的电话线被拆除。刘少奇失去了人身自由。

1967年3月上旬，陈伯达、康生在军以上干部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开始批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5月8日，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长篇批判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5月11日专门发出中共中央通知，说这篇文章是经过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并经毛泽东亲自批准的，“希望各单位的革命同志，认真地组织学习和讨论，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89]18日，《人民日报》、 《红旗》杂志发表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名词，对刘少奇进行上纲上线的批判[90]。

1967年，刘少奇开始被软禁在北京家中。7月初，江青等指使北京建工学院群众到中南海西门驻扎，建设高音喇叭，称要把刘少奇从中南海揪出来“鬥倒鬥臭”，随后北京高校上百个组织前往声援，形成“揪刘火线”，围困冲击中南海，前后持续一个月。14日毛泽东离开北京，18日江青、康生、陈伯达组织批斗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大会，对其人身侮辱，逼迫其低头弯腰两个多小时并抄家[91]。同年中共理论刊物《红旗》第五期发表戚本禹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将矛头指向刘少奇：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自我辩解说他是“老革命遇上了新问题”。难道竟有这样疯狂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老革命”？难道竟有这样猖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老革命”？
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92]

同年8月8日，刘少奇再次提出辞职，但是之后的书信都石沉大海。刘少奇最终意识到，争辩无济于事，从此放弃书信和申述，并缄默不语，最终选择以沉默表示无声的抗争[93]。然而批评之声并未随之减少；1967年8月27日、8月30日，《人民日报》相继发布头版新闻，直指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1967年悬挂“彻底肃清中国赫鲁晓夫罪恶流毒”的工作组

1968年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一些中央委员被剥夺出席会议的权利。一些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持续遭到批斗。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被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反党分子”的人，达总数的71%[94]^:45。10月18日，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周恩来、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提出《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包括刘少奇在1925年、1927年、1929年被捕叛变、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的反革命罪行的调查结果[94]^:821。10月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该报告，认为他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通过决议：“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并且号召：“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继续深入展开革命大批斗，肃清刘少奇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思想。”[95]在出席会议的所有人员中，只有陈少敏一人反对该决议[96]。刘少奇被罢免后，国家主席一职长期缺位，直到1975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正式废除。

10月17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央决定，继续攻击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97]，11月27日，《人民日报》“揭露”刘少奇攻击毛泽东的亲自树立起来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大肆贩卖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黑货，疯狂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是美帝国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走狗，反动派的帮凶。[98]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九大正式会议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政治报告。报告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揭露了以刘少奇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99]。

1968年初，仍然被单独监禁在中南海福禄居的刘少奇，精神和生活状态不断恶化。1968年起，他陆续患肺炎、糖尿病、高血压、植物神经紊乱等，3月以后病情加重。4月中旬，他的神志已经不大清楚，两脚移动吃力。7月上旬，刘少奇支气管炎急性发作，转为支气管肺炎。时才紧急从北京医院和军队医院调来几个医生组织抢救。医生会诊后认为：“现病人的情况处于十分危重的状态，随时可能发生意外”，并建议住院治疗，但没有得到批准，只能从医院借调医疗器械就地抢救[100]。7月24日，刘少奇方才脱离危险期，但没有根本好转。此事后，他已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只能卧床接受治疗，支气管肺炎频繁发作并逐渐严重[101]。

刘少奇的尸体火化单，姓名为“刘卫黄”、職業为「無業」

10月9日后，刘少奇后完全不能进食，只得从鼻孔插管往胃里灌流质以维持生命[100]。10月14日的中南海门诊部《刘少奇病情报告》中提出“今后再发生严重反复，即可能无法救治。心脏有冠状动脉疾病，脑血管有硬化及脑软化，加上糖尿病，也有可能突然变化。防止在短期内死亡。”[100]11月7日，他出现呕吐高烧病情病情。11月9日，高烧呕吐等病症再次复发。1969年1月14日，出现全身肌肉退行性萎缩以及大小便失禁[100]。

1969年7月5日，刘少奇的支气管肺炎再次发作，医生会诊发现认为情况极为严重，后经紧急治疗病情暂时稳定[100]。1969年10月，毛泽东对当时世界动态做出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因此决定进行备战行动。中共中央决定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云、陈毅等人疏散到外地。10月17日晚，刘少奇在两名专案组人员押送下，乘一架伊尔-14（3284号）转移到河南省开封市，医生董长城、护士曹兵、纪秀云、刘少奇原卫士长李太和随同前往[102]。抵达开封后，他被囚禁于土北街10号开封市人委院的一个小套间中（原为开封银行的金库）[103]。他的囚禁情況被數篇專文研究，後來的黨史學術期刊[104][105]、央視紀錄片[106]、新华网等[105]。

由于途中颠簸受凉，刘少奇抵达开封后病情继续加重。1969年10月24日、31日，刘少奇两次因支气管肺炎发作而病危，经随同医护人员救治后脱险。11月6日，来自北京的医护人员奉命返回，其监护医疗转交给当地驻军负责。11月10日，刘少奇病情再次发作，当地医务人员参照上两次的办法按肺炎治疗。12日凌晨1时许，刘少奇出现异常症状，值班护士仍按原处方用药，6点38分发觉情况不妙，呼叫其他医护人员。6点42分医护人员到齐，6时45分刘少奇的心脏停止跳动，享年71岁[86]^:1076[107]。刘少奇去世情报逐级上传，对外仍严格保密。刘少奇专案组迅速派人到开封处理后事。11月13日午夜，专案组在登记“火葬申请单”时，冒用刘源名字申请[103]，填写死者姓名为“刘卫黄”、职业为“无业”，并谎称此尸体为烈性传染病患者。11月14日，刘少奇遗体於开封市东郊火葬场就地秘密火化[108]^:17。骨灰被装在一个普通木质盒中，寄存在开封火葬场骨灰存放室[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