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韜奮
鄒韜奮（1895年11月5日－1944年7月24日），原名恩潤，筆名韜奮，取意「韜光養晦」和「奮鬥」，男，祖籍江西余江，生于福建永安，中國記者、出版家。
| 鄒韜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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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时期的邹韬奋 | |
| 出生 | 鄒恩潤 1895年11月5日 .svg.png.webp){kind=small} 大清福建省永安县 |
| 逝世 | 1944年7月24日（48歲） 中華民國上海市 |
| 国籍 | 中华民国 |
| 教育程度 | 上海聖約翰大學 |
| 职业 | 記者、出版家 |
| 知名作品 | 三聯書店创办人 |
| 政党 | 中国人民救国会 中国共产党（追认） |
| 配偶 | 沈粹缜 |
| 儿女 | 邹家华 |
| 家族 | 5个弟弟妹妹 |
生平
早年
1895年11月5日（光緒21年九月十九日）生於福建永安（祖籍江西餘江縣）。父亲邹国珍在福建省盐务局当差。5岁入家塾读书，后入福州工业学校，不久其父将他送至上海南洋公学，他从附属小学（今南洋模范中学）读起，一直读到大二。12岁时母亲去世。
1917年入讀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電機工程科。大学二年级后，由于兴趣原因转而投考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
1919年考入上海聖約翰大學，主修西洋文學，辅修教育。1921年畢業，获文学学士。
毕业后陆续给报刊投稿，后入私营纱厂和纱布交易所担任英文秘书。
涉足出版业
1922年受黄炎培之聘，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股主任，加入中華職業教育社，主編《教育與職業》月刊和編譯《職業教育叢書》。
在职教社工作期间，经人介绍结识苏中女子职业学校美术科主任的沈粹缜，1926年1月1日两人结婚。10月接辦《生活》周刊，取「韜奮」為筆名。接办后，将单纯以职业教育和青年修养为主的刊物改造成讨论社会问题和时政问题的周刊，重视刊物与读者的联系，倡导为读者服务，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九一八后，力主抗战救国，使《生活》周刊成为宣传抗日救亡、反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大众喉舌。
1932年7月創辦生活書店（三聯書店前身之一）。
1933年1月加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成為執行委員。同年7月14日起，迫于压力到歐洲各國和蘇聯“考察”。
1935年8月回国，11月在上海创办《大众生活》周刊。国民政府曾先后派刘健群和后来成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张道藩到上海拉拢邹韬奋。不久蒋介石又“有意”约他到南京“当面一谈”[1]，但都被其拒绝。
1936年6月在香港创办《生活日报》、《生活日报星期增刊》，8月返沪后改出《生活星期刊》，同时担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11月22日被捕，即「七君子事件」。
1937年7月31日獲釋。8月即在上海创办《抗战》三日刊，继续为抗日救亡呼号。
1938年7月，将《抗战》与李公朴所办的《全民周刊》合并为《全民抗战》，在武汉出版。
“皖南事变”后，《全民抗战》被迫停刊，1941年2月赴香港，同年5月17日復刊《大眾生活》，并任救国会海外工作委员会常务干事。香港沦陷后转移至东江游击区，1942年11月辗转至苏中抗日根据地，后赴苏北抗日根据地。
1943年3月赴沪治病，1944年7月，因癌症病逝。9月，中共中央接受其在遗嘱中的申请，追认其为中国共产党员。中共给予邹韬奋极高规格的评价，毛泽东本人亲笔题词命名“邹韬奋精神”。
思想
邹韬奋出生在一个官僚家庭，8年多的私塾生涯使邹韬奋接受了传统儒家思想。比如邹韬奋幼读《纲鉴》，看到晋怀帝被刘聪所虏，腼颜称臣，被迫“青衣行酒”后仍旧被杀这段历史，感到非常凄惨。1936年日本威胁中华民国时，邹韬奋还援引这个例子警告国民政府不要对日妥协。另一方面，邹韬奋对于传统的教育方式也有所不满。他后来追述这段生活时说:“最初长时期和我的一个弟弟同被侄桔在家塾里，受着西席老夫子诗云子曰的熏陶，浑浑噩噩，只觉得终日是闷坐在牢狱里，大家族所希望于我的似乎不外乎是做官。”1909年，邹韬奋开始接受新式教育，直到1921年毕业[2]。
五四运动时邹韬奋正在宜兴乡下任家庭教师，但他也受到当时“民主”与“科学”的思潮影响。倡民主、学西学、反封建、改良社会成为五四后邹韬奋文化观的主要特点。在民主与科学方面，他先后翻译了美国著名教育家、哲学家杜威的《德漠克拉西与教育》，英国著名数学家、哲学家罗素的《社会改造原理》，全面介绍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知识的《科学底基础》，以及介绍科学实验法的《穆勒底实验方法》等反映西方民主制度和科技知识的学术专著。他呼吁在全国“造成一种喜欢运动和卫生的好风气，使这好风气变成一般国民的第二天性”，发展体育运动，提高国民体质。在反封建方面，他倡导妇女解放，提倡男女平等，抨击中国数千年的儒家礼教，力主改造封建大家族中的种种陈规陋习。他认为，青年“天真未失，劣俗未染，盖在一国分子中，可谓意志最莹洁，思想最高尚，志气最焕发者。”作为新社会的生力军，青年应当鼓起奋斗之精神，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向旧社会的腐败恶习宣战。他说:“抑吾所谓奋斗精神者，非以坚甲利兵与仇敌相见与疆场之谓也，盖以忠恳真挚之热诚，百折不回之毅力，与己身之腐败恶习奋斗，与社会之腐败恶习奋斗，与家庭之腐败恶习奋斗，不受前人种种腐败陈言所羁魔，不受现在种种腐败环境所诱惑，卓然自立，奋往前迈，夫然后青年奋斗精神凯旋之时，即国家前途希望如愿之日。”[2]。
邹韬奋于1944年在病榻上写的《患难余生记》总结了“生活精神”的一种表现，其中之一就是“服务精神”。他说:‘《生活》周刊常说它自视是读者的一个好朋友、这不是一句空话，必须在实践上帮助读者解决种种困难，凡是在自己力量内所能勉力办到的事情，必须尽忠竭诚为读者办到。”他把这种“疲而不倦劳而不厌的傻子似的‘服务精神”，称之为“生活最可宝贵的传统精神之一”。
影响
邹韬奋主編的各種刊物，特別在抗戰時期，對當時的人思想影響不亞於魯迅等文學家。 對於抗戰，他抱「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立場，因此多番遭到國民黨打擊，最具代表性的事，就是「七君子事件」 。他臨死前曾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
著作
- 《韬奋文集》(1956年 三联书店)
- 《經歷》
- 《小言論》三集
- 两部国外通讯集《萍蹤憶語》、《萍踪寄语》
- 《抗戰以來》
- 《患難餘生記》
纪念
参考文献
- 邹韬奋：《患难余生记》
- . [2019-02-1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