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

江泽民的祖上从徽州旌德县或婺源（今属江西）[註 2]遷居江苏江都县。祖父江石溪本以行医为生，1915年弃医从商，后受聘于大达内河轮船公司驻扬州协理。江石溪有子女七人，江石溪的嫡长子江世俊乃江泽民的生父。

江泽民1926年8月17日出生于中华民国江苏省淮扬道江都县城内田家巷（今扬州）。江世俊和吴月卿育有子女五人，江泽民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有大哥江泽君[註 3]、二姐江泽芬、妹妹江泽南（泽兰）和弟弟江泽宽。幼年的江泽民与家人一同居住在扬州田家巷的一座宅院内，田家巷位于当时富裕的地区——东关区内，毗邻京杭运河[10]。江家的住宅是一座中间带有天井的传统中式大院，有雕刻和书籍放在坐堂，江泽民的祖父对年幼的江泽民影响很大[11]^:18。江泽民7岁时，其祖父去世，江家的经济情况转而窘迫，迁往了较为贫穷的地区，同年江泽民进入了当地琼花观小学学习[11]^:19[12]。

江泽民在小学期间延续了背诵古诗词的习惯并接受了许多中国繁体字的书法练习，在其担任领导职务后，依旧较为喜欢使用传统的繁体字[11]^:21。他的小学期间，正值日本帝国逐步加深对中华民国的入侵，西安事变时，江年纪10岁，曾撰写文章支持张学良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发起“兵谏”的行动[11]^:22。1937年夏季，江泽民进入扬州中学就读。江泽民的叔父江上青早年就是中共地下党员、公开身份是国民政府盛子瑾部政务秘书[11]^:26。1939年8月29日，他在泗县遭和盛子瑾有私仇的当地地主武装袭击身亡。江上青去世后之后，其兄长、即江泽民的生父江世俊将他过继给江上青的遗孀吴月卿[13]，当时江泽民13岁，不过对习惯家族群居的江氏而言并无太大区别[11]^:28。1939年年底，江泽民所在的学校重新开学复课，且日军规定占领区的学生都必须学习日语，但由于江泽民心存抵触，因而日语学习只能勉强及格，同时期江的其他科目和乐器等在学校成绩和表现则较佳[11]^:30。

1943年，江泽民从扬州中学高中二年级直接考入汪精卫政权在南京设立的中央大學电机工程系二年级[14]，是同级入学的最年幼的学生之一[11]^:32。同其他大学生一样，江在进入大学之后也头疼于数学和理工类科目的学习，积极参加各种社团和文艺活动等等[11]^:33。当时的中央大学处于汪精卫政权的统治范围（即日军占领区），日军在南京经常招摇过市，这对江和他的同学都造成了思想上的影响。当时，原本在国民政府管制下已经有所遏制的吸毒问题在日本和汪精卫的统治下的南京又有抬头的趋势，江泽民和同学一起组织参加青年救国社，组织清毒运动，即抵制烟馆的游行示威[11]^:34-38[15][16]。清毒运动获得一定成效，汪精卫政府下令枪毙毒枭曹玉成[17]。同年2月[18]，日方同意取消宏济善堂[19]，并在汪精卫政权行政院内政部下设禁烟总局，宣布“分五年禁绝期”禁绝鸦片（1943年3月30日至1947年3月30日）。汪精卫更换内政部长陈群为梅思平，并改原戒烟总局为禁烟总局[20]。

1945年9月，中华民国于抗日战争中胜利并接收原本被日军占领的领土，9月26日，国民政府发布名为《沦陷区大学学生重考程序》的政令，不承认在汪精卫政权下的教育机构所获得的成绩，大学所修学分也无效[11]^:40，学生必须重新进行考试并进行思想培训，江泽民则转入了交通大学（滬校）（今上海交通大學）学习[21]^:1。

1947年交通大学毕业时的江泽民

1946年，江泽民抵达位於上海的交通大学；而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则利用这种特殊的形势在原南京高校的学生中建立中共党组织、宣传革命理念；江泽民在交通大学期间多次参加中共领导的抗议国民政府的示威[21]^:52。1946年4月，在同学王嘉猷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22]，并在随后参与组织游行示威，最终逼使国民政府承认了交大滬校日占时期的学生学分[11]^:42。

在交大期间，江泽民师从朱物华、顾毓琇，主修发电和运输；期间他和同学老师结成了深厚的友谊[11]^:44-46。1997年他访问美国时，仍亲自到费城拜访恩师顾毓琇[11]^:46。当时的交大课程非常严格，课时量非常大、学分的评定也十分严格。1947年夏，21岁的江泽民从交大毕业[21]^:41-42。毕业后，他在上海海宁洋行（即后来的上海益民食品一厂）找到一份电力供应工程师的工作[11]^:49。上海海宁洋行是一家生产冰激凌和果味冰棍的知名企业，拥有大型的冷藏设备，江泽民和大学好友童宗海进入电力供应部工程科，从事设备维修和保养[11]^:50。然而好景不长，第二次国共内战仍在进行，国军战事不利，为平衡资源，政府收购了海宁洋行。与此同时江泽民隐瞒了中共党员的身份，继续留下担任动力科技术工程师[11]^:52[23]^:63-64。

1949年上海战役前夕，江泽民与工厂工人合力保护财产免遭中国国民党破坏。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入上海市区后，他的中共党员身份公开，他被任命为工厂的党代表，并兼任副工程师[23]^:66、工务科科长兼动力车间主任[11]^:53。不久，负责主管上海工业的汪道涵又提拔他升任总经理。工厂在他的管理下不断拓宽业务，并形成了日后的上海益民食品一厂[11]^:54。同时，1949年12月江泽民同王冶坪结婚[11]^:55。1951年、1954年，他们的长子江绵恒、次子江绵康接连出世[11]^:56-57。

1952年7月，汪道涵将25岁的江泽民调至刚刚转交给上海市人民政府的中国肥皂公司任副厂长[23]^:70-71，进行国有化改造[11]^:58。1953年，随着汪道涵担任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机械工业部（1954年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江泽民也随之调入第一机械工业部，担任上海第二设计分局电器专业科长[11]^:59[23]^:70-71。

1955或1956年，江泽民（中）与中国实习生和留学生在苏联莫斯科。

1954年11月，江泽民被调往新成立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23]^:73-74。因为工作需要精通控制全厂供电系统，江泽民与其他700余名技术人员被派往苏联莫斯科接受培训[11]^:60。1955年，江泽民赴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实习。1956年春回国，担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动力处科长，管理下属两个实验室和一百余名员工[11]^:63。同年7月15日，该厂生产的第一辆汽车“解放牌卡车”驶出装配线；与此同时，江泽民升任动力处副处长兼动力处党支部书记[11]^:63。

1957年5月，江泽民（中）与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工程师和技术员在一起。

然而1956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打乱了长春一汽的生产节奏，并直接导致1957年的反右运动，各级政府和部门、单位均奉中央之命设定了划“右派分子”的数量指标。尽管江泽民最初对该政策采取抵制措施，但仍迫于形势压力参与其中，并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继续保持消极态度[11]^:65。1958年，毛泽东视察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当时工厂领导为取悦毛泽东，承诺卡车的年产量超过两倍达到四万辆，并将成本减半。同年，为实现这一目标，制造厂设立动力分厂，由江泽民担任厂长[11]^:67。由于生产压力过大、产品质量残次不齐，产能始终无法达到要求。不久，中共中央提出三面红旗（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随后是三年困难时期，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工人也被征召帮助农民生产[11]^:68。1958年底至1959年初，受中苏交恶影响，长春一汽开始重组，七个处被合并成新的动力分厂，由江泽民担任厂长，负责所有分厂的动力需求[11]^:69。

1960年，中苏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命令撤走所有在中国大陆的苏联专家和顾问；长春一汽也面临缺乏钢材、动力、燃料和食物问题。当时中共中央决定对中国主要大型企业的动力进行改造，使用原油燃料，长春由于接近黑龙江省的大庆油田而被选为改造工程的革新试点[11]^:69。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周建南亲自到长春一汽督战，并给出仅限三个月的发电系统煤改油的时间表，江泽民担任此次任务的总指挥。江泽民成功制定出了改造规划，建造储油罐并反复试用动力技术，为此江泽民积劳成疾，最终成功在限定时间内完成改造任务，一汽成功用原油提供动力，而十万长春市民也顺利过冬[11]^:70。很多年后江泽民回忆起这事，将改造工程视为其人生的重大成就之一。他当时的业务和领导能力给周建南留下了深刻印象[11]^:71。

1962年的江泽民

1962年，汪道涵调江泽民到上海任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第一副所长[24]^:158，并兼顾发展国际合作。江泽民因此获得了大量出国访问的机会，国际视野开始形成[11]^:75。1965年，第一机械部调他担任新成立的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所长兼党委副书记（代理党委书记）。但他的家人无法同行，尽管每月都有假期可以团聚，江泽民夫妻仍被迫保持了长达二十年的分居生活；然而这一职务却也帮助江泽民远离了上海、北京等城市的政治漩涡[11]^:76。1967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席卷武汉，红卫兵开始处处攻击他，他也被拉下所长位置，被迫接受批斗和检讨[11]^:78[24]^:163。在停职两年后，他被送往五七干校劳动[11]^:81。

1970年，江泽民离开干校返回北京，成为第一机械工业部外事局副局长[11]^:82。当时恰逢冷战时期中苏交恶，罗马尼亚是少数继续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出于共同摆脱苏联影响的愿望，中国同意帮助罗马尼亚建立十五所机械制造厂[24]^:168。第一机械工业部（简称“一机部”）因此派江泽民率领代表团出访罗马尼亚，研究建设工厂的可行性；此行也给江泽民带来了强烈的冲击[11]^:83。1972年，江泽民在完成罗马尼亚任务后，再度出任一机部外事局副局长；并推动1973年3月中罗两国最终敲定关于援建十五座工厂的协议[11]^:84。

1976年10月6日，就在毛泽东去世后不久，华国锋、叶剑英迅速采取行动逮捕四人帮，并占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社，史称“粉碎四人帮”[11]^:86。然而四人帮的大本营上海仍然屯有三万兵力及八万件武器，并意图与中央政府对抗。此时，中共中央派出工作组到上海恢复秩序，成员中包括50岁的江泽民[11]^:87。尽管压力巨大，上海工作组大获成功[23]^:103-105。一年后他返回北京，出任一机部外事局局长[11]^:87。

1979年4月，邓小平提议建立经济特区，鼓励外国投资者在特区内设厂；最初的经济特区位于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以及福建省的厦门。国务院专门设立进出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家进出口委）和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以贯彻对外开放政策，并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兼任两个委员会的主任[11]^:91。已经恢复工作并担任两个委员会副主任的汪道涵向谷牧举荐了江泽民，1980年江泽民出任两个委员会的副主任兼秘书长、党组成员[11]^:91[23]^:111，主管实施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试办经济特区的工作。江泽民带领有关人员研究制定出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草案。1980年8月，他代表国务院向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作了关于广东、福建两省设置经济特区和《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说明，该条例草案获得会议批准，以国家法律形式宣告了经济特区正式诞生[25]。

1980年秋，应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邀请，国家进出口委组团考察了12个国家的进出口中心和自由贸易区，江泽民任考察团团长。回国后，在江泽民主持下，考察团在呈送中央领导的报告中列出了大胆建议，包括允许地方政府授权减免税收、转让土地和保留外汇，建议允许外资企业自愿雇佣和解聘工人。报告中的部分建议后来被采纳，江泽民的分析能力和胆略也受到了更广泛的关注和赞许[11]^:92-93。

1982年3月，国务院进一步实行机构改革，将两个委员会与其他几个部委合并成立对外经济贸易部；而江泽民则改任同年5月新成立的电子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同年9月，他在中共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1]^:94。1983年6月，江泽民升任电子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任内提出了电子工业发展计划，并获得国务院批准。该计划旨在建立工业基地，到2000年争取年产值比1980年增长八倍，并削减收音机和黑白电视机的产量，扩大电话和彩色电视机生产；并采取国际通行标准以取代过时的苏联标准。其中江泽民认为计算机和集成电路是优先发展的项目；1984年4月，长征三号火箭成功发射，将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送入太空，中国因此成为第五个能够发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的国家[11]^:96-97。

江泽民主政上海时期通过改革融资体制争取外资贷款从而加快了上海市政建设，图为1988年开工的穿越黄浦江上海市区段的第一座大桥——南浦大桥

当时上海作为中国商业中心，自文化大革命后始终未能繁荣起来；1980年至1983年期间，上海的发展速度仅及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11]^:101。1985年汪道涵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任期届满。当时上海有舆论认为汪道涵年迈缺乏领导活力，或者埋怨上海缺少中央政府的支持。中共中央寻求接班人时，时任副总理的万里向汪道涵征求意见，汪道涵再次举荐了江泽民[11]^:99。1985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芮杏文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任市委副书记[26]。1985年7月，江泽民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27]。

江泽民上任之初即打破常规，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宣布上海城市发展将以基础设施建设、吸引外资与扩大出口、及加强科技与培训三者为支柱[11]^:102。他首先增加粮食储备并与其他省市谈判粮食供给（后被菜篮子工程取代[23]^:158）；其次改善交通运输，新建上海火车站、扩建国际机场并修建客运码头，这些行动为以后的浦东新区奠定了基础[11]^:103。

不久，他推出了《上海总体规划》[23]^:150，聚焦于三个地区：黄浦江以东的广大浦东地区在内的市中心区域；上海附近的七个卫星城，以及其他众多城镇村落。市中心将以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与外围地区相互连通；同时由环形公路将卫星城镇连接。市中心地区的工业逐步向外迁移，各县镇着手自身企业，并以蔬菜蛋禽加工厂为主[11]^:104。为建立如此庞大的措施，江泽民向海外投资者寻求投资合作，并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融资32亿美元，其中14亿美元分别用于地铁、桥梁和基础建设；此外他发行公债以募集资本[11]^:105。1986年11月，国务院批准了这一规划，并宣布将上海建设成为亚洲最大的工业和贸易中心[11]^:110。

1986年，江泽民以市长身份接待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昂纳克[11]^:110。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的市长，江泽民主持过数百次接待工作，此事也帮助他成为一个谋求建立密切关系的高手。此外，邓小平每年都在上海过春节，也使得邓小平更深地了解了江泽民的能力和风格[11]^:111。

1985年9月，北京的大学生开始举行抗议活动，各地也爆发了一些群众性运动。1986年12月，抗议活动开始蔓延至全国，史称“八六学潮”，广大学生纷纷就改革开放的速度过慢表示抗议，并提出了民主法治和经济自由化等要求[28]。学潮在上海达到高潮[29]^:407，十几所上海高校的学生都走上大街游行示威，人数最多的一个星期里，每日游行学生达数万人[30]，早在1980年代初就已被禁止的大字报（在毛泽东支持下流行于文革时期）也开始重现[11]^:113。大陆文献认为这些抗议者过于激进、盲目、无知，但也承认这是“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之一”、“时代转化的标志”[31]^:485。对此，邓小平认为这是少数人煽动的结果，因此责任在于“别有用心者”而非学生[32]；江泽民和中共上海市委同僚在上海体育馆召开了大会，要求所有党员行动起来去将抗议活动压制住，八千名党组织书记参与了本活动，年底时，上海的秩序恢复正常[11]^:117。学潮被平息之后不久，“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正式开始[33]，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受到党内保守派施压，被迫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主动请辞[34]^:75[35]^:33[36]^:42。

1987年11月，芮杏文出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江泽民继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26]。1987年11月，江泽民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8年4月接替他上海市长职位的是朱镕基[27]，两人性格迥异、却相处融洽，这一密切关系一直持续到两人执政整个国家[11]^:122。朱镕基的强势魄力和高效工作能力，使得江泽民从日常事务中摆脱出来，能够更加专注于政治事务。1988年1月，他率领上海市代表团到广东省考察，这一谦虚的求教使上海更迅速地吸取了广东成功发展的经验，在上海工业部门迅速推行结构转变、权力下放，并尝试股份制改革[11]^:123。

在处理上海经济的同时，江泽民自感年近63岁。尽管传统上退休的高级领导人可以选择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或全国政协副主席，但他更愿意担任母校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11]^:126。他与好友沈永言联系出版《机械制造厂电能的合理使用》[11]^:126，并于1989年3月24日受聘为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做了题为《能源发展趋势及主要节能措施》的学术报告[1]，而正忙于为离开政界的生活而规划时，发生在北京的八九学运把他再次推进政治漩涡中心[11]^:127。

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病逝；次日北京大学的学生开始冲入天安门广场，打出条幅旗帜要求结束腐败、加强民主和新闻自由。很快，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也开始游行示威[11]^:131，上海市政府立即警告并控制运动防止失控[11]^:132。与此同时，上海由钦本立主编的《世界经济导报》开始报道游行示威，并计划刊出专版批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违背民意[11]^:133。江泽民指示负责宣传的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曾庆红和市委宣传部长陈至立进行调查，并邀请导报名誉主编汪道涵说服钦本立删减内容[11]^:133。然而导报仍将未经修改的期刊面世，結果引起了江泽民的震怒[11]^:135-136。中共上海市委解除了钦本立职位、并停刊导报[11]^:137[37]，這一果斷行動贏得黨內元老的正面評價[38]。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对胡耀邦的悼念逐渐演变为全国性示威，4月26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四二六社论，将学生运动定性为“极少数人发起的反革命动乱”，江泽民召开万名党员大会，要求学习四二六社论。四二六社论发表三天内，北京方面接收到各方的三十六份报告，普遍认为定性过高。5月2日，上海学生为抗议《世界经济导报》受到当局整肃而游行，5月7日，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成员王丹召开民主沙龙，号召继续罢课，声援准备到中国记协对整肃《世界经济导报》一事举行抗议的记者[39]。此后一周，学生围绕四二六社论的“动乱”定性问题与政府陷入僵持，随后出现绝食运动。与此同时，刚从朝鲜返回国内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对上海市委的行动表示不满；而5月3日，数千名上海市民和学生参加游行示威，要求中共上海市委罢免江泽民的书记职位，并恢复导报[11]^:138。在中共党内，矛盾也逐渐升级[11]^:139。在连续时间的发酵下，上海市的示威群众达到了10万余，而在上海市政府台阶上绝食的学生一度超过450名[11]^:140-141。

邓小平等中共元老将江泽民选定为总书记接班人[40][41]

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从朝鲜回国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部分与会人员对江泽民提出批评，认为江泽民的做法使事态扩大。5月10日，江泽民向赵紫阳谈缓解矛盾的想法并取得了赵紫阳的认同。但为免外界认为上海是在中央的压力下才这样做，赵表示由上海自己解决，中央不做干预[42]^:35。赵紫阳的秘书鲍彤说“解铃还需系铃人”，於是江澤民返回上海解决导报问题。5月16日下午，江泽民召开上海部分知识分子座谈会，江泽民在座谈会上甚至对自己开骂[43]。同日，赵紫阳在会见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向其透露邓小平是真正的掌舵人后，邓小平与赵紫阳之间产生嫌隙[44]。1989年5月23日，江泽民接到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紧急通知，要求立即乘坐专机赶往北京。抵达北京南苑机场后，他被带往邓小平的西山别墅；邓小平当面提出由江泽民出任新的总书记。这事令江泽民倍感压力[45]，他在很多年后回忆此时为“高处不胜寒”[11]^:143；他怀疑自己很难在北京立足，而他没有“小团体”的特点也成为中共元老们看重的优势；江泽民的政治能力、外交经验和专业技术，也为他能够胜任总书记一职加分[46]^:585[11]^:145。会后，国家主席杨尚昆要求江泽民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留在上海，以使戒严令无法扭转。邓小平后来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并赞扬了他的处理。江泽民随后在机场接应了万里并立即递过“邓的亲笔信”。江泽民交底，如万里不答应，万里将被留在上海。于是，5月27日万里公开声明同意中央颁布的戒严令[44][47][48]。5月29日，江泽民再次被紧急调入北京[11]^:145。5月31日，邓小平对李鹏、姚依林做了政治交代：[49]

“第一，要改换领导层。新的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这是最重要的一条。这是向人民亮相啊！”“如果我们摆一个阵容，使人民感到是一个僵化的班子，保守的班子，或者人民认为是个平平庸庸体现不出中国前途的班子，将来闹事的情形就还会很多很多，那就真正要永无宁日。”“第二，要扎扎实实地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对腐败的现象我也很不满意啊！”“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江泽民在六四事件的处理使他得以进入中央层：学运期间，北京以暴力手段和平民的伤亡收场，而上海的处理结果相对更温和、更不暴力；他对导报的压制也很果断。中共元老们（邓小平、陈云、李先念、杨尚昆、薄一波）對江澤民很赞赏，并表决以江泽民取代赵紫阳，担任新的中共中央总书记[11]^:142[46]^:583。经李先念提名，陈云推荐，得到邓小平同意，江泽民成为新的接班人，这是邓小平阵线和陈云阵线的一种妥协[50]。趙紫陽则因招致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元老的不满，被免去黨內外一切职务[51][52]。他最終在軟禁中度過了生命中最后15年，於2005年逝世[53]。赵紫阳下台后，在他的回憶錄《改革历程》中声称江泽民对他“上海自己解决，中央不干预”这一处理方法并不满意，并把此事作为赵支持学潮的罪状之一[42]^:35。

六四事件平息后，6月23日至24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总理李鹏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54]^:1282。全会决定，撤销赵紫阳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职务，并对他继续进行审查。同时，全会对中央领导机构的部分成员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其中包括增选江泽民、李瑞环、宋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并且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55][11]^:148。江泽民在会上讲到，要坚持改革开放，

我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

[54]^:1283由此，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以总书记江泽民为领导核心的党中央集体执政。1989年7月，已担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卸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职务，随后由副书记兼市长朱镕基接任[26]。

然而这一任命对江泽民的家人而言并非是件轻松快乐的事情[11]^:149。主流西方媒体并不看好江泽民的继任，并列举毛泽东、邓小平的历任接班人结局均不佳（刘少奇、林彪、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11]^:149。他们认为这可能是一个临时性的继任政府[11]^:148。江泽民还需面临六四事件后停滞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混合所有制经济再度被打乱，外国投资几近干涸[11]^:151。而个人方面，他的家人和朋友仍在上海，周围的同僚在中央政府的经验均比他丰富[11]^:153；在军队和政府高层没有支持他的关系网，对下也没有个人的班底。在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江泽民评价道，“我感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11]^:153。

1989年8月，江泽民前往上海视察，由同事朱镕基、吴邦国、陈至立陪同（后来均调入中央），期间任命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曾庆红（曾山之子）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46]^:599，不久后他的秘书贾廷安担任总书记办公室主任[11]^:155。江泽民的领导努力也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与赞赏。邓小平说：“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现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56]。9月4日，邓小平提出辞去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54]^:1288。11月9日，邓小平正式同意辞职。11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90年3月江泽民在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57]。不过邓小平仍是中国的领导中枢，他安排杨尚昆、杨白冰兄弟分别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政治部主任[54]^:1296。

在外部环境上，随着和平演变的推进，新的中国领导人仍然面临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多米诺骨牌式崩溃。1989年的东欧剧变也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了巨大影响。1990年3月，江泽民选择朝鲜作为首次以总书记身份出国访问的对象[11]^:167；与此同时，他保持着和学术界、新闻界的联系[11]^:170；这些措施逐渐形成江泽民在任初期“稳定压倒一切”的策略[11]^:170。1991年初，江泽民率团访问苏联，但未能达成出售飞机和军事技术的协议。8月，苏联发生政变（八一九事件），苏共中央总书记兼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被囚禁，随后叶利钦平息了政变，但苏联已无回生之机[11]^:171。苏东剧变深深震撼着中国领导人；江泽民将苏联失败的原因归结为苏联没有处理好复杂的多民族之间关系。并认为苏联将重心过于放置在政治改革而非经济上。因此中共中央认为，只有经济繁荣才能保住中共的执政地位[11]^:172。

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并重申改革开放的重要性，以对抗在中共党内升温的保守主义[54]^:1341-1345[11]^:178-179，并促使中共中央及各级政府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加快经济改革与发展中[11]^:180。同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到12.8%，远高于此前估计的6%；而从1992年起，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始终高居世界首位[11]^:182。

邓小平在南巡期间曾经在珠海召开了高级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刘华清和军委秘书长杨白冰，绕过军委主席江泽民。会上邓小平重申：“谁不改革，谁就下台……我们的领导看上去像是在做事，但他们没做任何有用的事。”出席会议的军队领导人的强大阵容表明，如有必要，军队高层愿意拥护一个新的领导人。[58]2月24日《人民日報》做出響應報導，迫使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公開支持已無任何党职和公职的邓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而中共中央政治局當年3月初發佈相關的正式決定，使中共再次确立改革开放方向。[59][60]

江泽民任内中国的民众生活水平得到较大程度提高，其中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率从原先约30%提高到超过90%

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确定“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为中共的指导思想[54]^:1352。并明确指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党必须把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11]^:184，江泽民还提出在2000年之前经济每年增长8%-9%；而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火炬计划也得以加速进行[11]^:185。此次党代会形成了更年轻的、具有改革头脑的政治局常委会，包括了新晋的副总理朱镕基和书记处书记胡锦涛；并且不再设立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这些措施都加强了江泽民的决定权和领导灵活性[11]^:185。江泽民也在所有方面加强他的权力，他成为党内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和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由此他可以直接负责决策。此外，他以前的同事、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以及外交部长钱其琛进入了政治局；丁关根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1]^:185。

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江泽民以2909票的支持接替杨尚昆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同年3月，他提升曾庆红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成为总书记的首席幕僚；7月，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被全国人大任命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11]^:194，负责当时严重的通货膨胀[11]^:195。而此前海峡两岸政府分别授权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汪道涵任会长）、海峡交流基金会（辜振甫任会长）在九二香港会谈的基础上进行了汪辜会谈、并达成九二共识，促成海峡两岸沟通交流，这一主张也长期影响着海峡两岸政治关系[11]^:197，台湾问题也是江泽民时期中美关系的最大症结。同年11月17日，江泽民访问美国，与新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会谈，尽管双方的首次见面非常拘谨且无多少成效，但也客观上促使了双方的互通[11]^:199。1994年9月，他访问俄罗斯、乌克兰、法国，确定中国与俄罗斯建立“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并在军事合作和边界划界问题上签署了一系列协议[11]^:207。

1995年，随着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自杀案爆发，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也因受贿案被撤职[11]^:215；江泽民也借此案对政务系统的贪腐案件进行清查[11]^:216。同年，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访问美国，江泽民领导的中共中央表现出强硬姿态，推进军事演习，并导致第三次台湾海峡危机。经过短暂的关系缓和期及第二次汪辜会谈后，1999年李登辉又提出两国论并再度引发两岸关系紧张[11]^:218-219。

1997年2月，随着邓小平去世，江泽民对中国大陆党和国家的政治有更好的控制和领导力，邓小平去世后不久，江泽民于1997年5月29日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治国理念，并直白地批判了“左”的危害，陈述了坚持与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性，之后中国大陆掀起了一场批“左”和深化市场经济的思潮[61]。同年9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江泽民在大会上重审三个有利于的理论，并强调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1]^:249。大会正式将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54]^:1379-1381。从此，中国的各派势力都很难再从根本上挑战“坚持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这一政策。在具体改革中，他强调要将中国国有企业重组为股份制公司，并重视资本与现代金融市场手段；而在党内政治改革中，首次在中共中央委员选举中采取无记名投票[11]^:249-250。

1998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按照1997年秋的中共十五大决定，朱镕基担任国务院总理、李鹏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而年轻的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成为最强有力的候选接班人[11]^:287。新一届政府和中央政治局使得江泽民的改革措施有了更新更强的变革，朱镕基主导了国务院机构改革，精简机构、优化职能，并裁撤了11个部委以及近50万的地方公务员，并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11]^:288-289、1998年中国水灾[11]^:297。

1998年7月22日，江泽民在解放军四总部在北京联合召开的反走私大会上宣布，“中央决定，军队和武警部队对所属单位办的各种经营性公司要认真进行清理，今后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中央同时决定，地方各政法部门对所属单位办的各种经营性公司也要认真进行清理，今后也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1998年12月15日，军队和武警部队所办的经营性企业全数完成脱钩，军队和武警部队正式退出商业领域。与此同时，两院三部（法院、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国家安全部）所办企业脱钩工作也进入最后阶段[62][63]。

2001年江泽民访问俄罗斯

1999年4月25日，超过一万名法轮功学员突然聚集在北京中南海外的府右街和西安门大街上訪，要求结束中国公安机关对法轮功学员正在增强的骚扰，并释放天津被捕的学员[11]^:308-309。此事令江泽民感到震怒，并怀疑有外部势力暗中施加影响[11]^:309。尽管事情很快得到了缓解，法轮功迅速被取缔。 但另两件事情爆发：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科索沃战争中轰炸了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首都贝尔格莱德的中国大使馆（五八事件）[11]^:310，以及美国国会指控中国政府窃取美国核机密（李文和案）[11]^:311。五八事件引起了中国反美示威活动，民众指责江泽民对美国过于软弱[11]^:312。然而在中美双方领导人的主动沟通下，中国和美国仍然加速了中国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11]^:313。同年11月，神舟一号发射成功，标志着江泽民于1992年批准的中国载人航天计划获得成功[11]^:320。同年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治理腐败活动，包括涉及数百名官员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以及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胡长清案，胡长清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位因贪腐罪名而被法院判处死刑的副省级高官[11]^:321。

2000年，江泽民开始将中国改革的重点放在中国的中西部，并因此产生了西部大开发决策[11]^:330，产生了西电东送、南水北调、西气东输和青藏铁路四大项目，以解决中国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11]^:332。2001年，中国成功获得2008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权，并顺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1]^:377。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恐怖主义袭击，江泽民主动向美国总统小布什致电慰问[11]^:386，中国的主动示好促使美国在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后修复中美关系[11]^:388。

江泽民出席中共十九大

2002年，在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上，76岁的江泽民从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最高权力位置上退下，由胡锦涛接任[11]^:420。他在党内长期讨论的三个代表理论，也在中共十六大上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11]^:421。至2003年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胡锦涛接任国家主席，而江泽民则留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1]^:425。

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前，江泽民请求辞去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并由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胡锦涛接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1]^:449。2005年3月8日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决定接受江泽民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一职，随后由胡锦涛接任。至此，江泽民退出中国政治的核心舞台，此后直至2007年，江泽民仍然担任了若干届全国人大主席团成员和中共十七大主席团主要成员，参与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人大会议。

退休后的江泽民大部分时间住在上海，其公寓在上海交通大学附近。2006年8月10日，《江泽民文选》（一至三卷）出版。2008年3月，江泽民在其母校上海交通大学2008年第3期《上海交通大学学报》上发表学术论文《对中国能源问题的思考》；同年10月，又在同一刊物2008年第10期上发表了题为《新时期我国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的论文[64]。

2009年4月23日，江泽民到杭州他曾工作过的中国联合工程公司（原机械工业部第二设计研究院）视察，在和该单位干部职工座谈时，对自己担任中央领导期间的工作作了很简单的总结：“到了北京我干了这十几年也没有什么别的，大概三件事。一个，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二个，把邓小平理论列入党章。第三个，就是‘三个代表’。如果说还有一点成绩，就是军队一律不得经商，这个对军队的命运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后来又干了一年零八个月，等于我在部队干了15年军委主席。还有98年的抗洪也是很大的。但是这些都是次要的，我主要的就是三件事情。”[65][66]

重大集会场合如汶川地震追悼，2008年北京奥运会，国庆六十周年大会，玉树地震追悼等等，江泽民与胡锦涛等领导人仍然同时出现，官方播报的排序仅次于总书记胡锦涛[67]。2013年1月，江泽民向中共中央请求更改礼宾次序，将自己与退休老同志排在一起[68]。2011年10月9日，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69]。江泽民与其他在任的九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共同出席。2014年9月29日，江泽民与习近平、李克强等七名现任政治局常委一同出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音乐会[70]。2014年9月30日晚，出席国庆65周年招待会。2015年4月10日，江泽民夫妇回到老家扬州，参观了瘦西湖，后网友在微博上传了照片。每年4月清明节期间，江泽民都要回乡祭祖[71]。2015年9月3日，江澤民受邀出席在北京舉辦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72]。2017年5月，江泽民视察了上海科技大学[73]。2017年10月18日，作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74]，出席开幕式和闭幕式[75][76]。2019年7月29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为李鹏送别[77]。10月1日，出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78]。

另一方面，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习近平担任总书记后，“膜蛤”開始在中国互联网上兴起，部分网民趋向于怀念江泽民，并模仿江泽民的言行方式，衍生出了各种流行文化[79]。因此有政治立场深绿的媒体认为这是由于部分中国民众认为江泽民时代有很多优点，他们怀念和肯定江执政时期中國大陸的经济繁荣和相对宽松自由的舆论环境[80]。

在世界政治经济稳定的大背景下，江泽民坚持并丰富了市场经济体制再加上精通经济的朱镕基总理的努力，江泽民执政时期中国基本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政治稳定和国家开放[81][82]，中国民众的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83]，在此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期接管了香港和澳门的主权，并获得了2008年在北京的夏季奥运会、2010年在上海的世界博览会主办权。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促使中国吸引大量外资进入，保证了中国经济的繁荣及高速发展[84]；而成为世界工厂后的中国，却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贫富扩大和环境污染等问题。

江泽民时期的中国外交政策主要集中在中美关系及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

1997年江泽民访问美国

中美关系的核心点集中在台湾问题、两国人权问题、霸权主义与多极化的国际格局主张。随着9·11恐怖袭击及小布什政权建立，反恐行动也成为中美外交的核心之一[85]。

1993年7月23日起，美国声称握有确凿证据，指责“银河号”货轮载有可以制造化学武器的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运往伊朗的阿巴斯港[86]。美国8月3日在与中国外交部的又一次交涉中，要求中国政府命令“银河”轮返回出发地；或由美国人登船检查货物；或者索性停留在某个地点，听候发落。美国还向该货轮计划停靠的港口所在国要求阻止该货轮按计划进港卸货。其间美国派出军舰、飞机对银河号跟踪监视，并要求银河号返航。“银河号”在印度洋的国际公海海域上被美军军舰截停并扣留长达三周之久。在美国的压力下，中国态度软化并最终让步，同意在第三方的参与下进行检查。8月28日，沙特和美国的联合调查人员对停靠在达曼港附近的朱科勒海军基地的银河号进行检查。9月4日，“银河号”货轮上第628个，也是最后一个货箱被检查完毕，没有发现任何化学武器，三方签订检查报告。“银河号”被迫中止正常航运长达33天。[87]

1996年3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华民国第一次总统直接选举前夕举行军事演习，被解读为试图干预該場总统选举[88]。选举期间美国出动了两个航空母舰舰群到台湾海峡[89][90]。在台海危机解除后，两国关系也开始逐渐好转，高层交流增加，双边会谈取得进展，双方在人权、核不扩散以及贸易领域进行双边谈判。1997年江泽民访问美国，是六四事件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元首首次访问美国。该次访问中，双方签署了关于贯彻1985年和平利用核能源合作有关协议等多份协议。1998年6月克林顿总统回访中国。

2001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与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

1999年5月美国轰炸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引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众游行示威，此事直到年底两国就赔偿伤亡家属及财物达成协议而恢复关系[91]。2001年4月中国一架歼-8II战斗机监视美国EP-3E侦察机对中国的侦察活动，兩架飛機在南中国海区域相撞，美方侦察机迫降于中国海南省，中方战斗机撞毁，飞行员跳伞后失踪（后經确认丧生）[92][93][94][95]。经过磋商后美国总统布什写信慰问江泽民，即“两个表示遗憾的信件”。美方人员在被拘留11天后返国；两国关系也随着此次事件的降温以及此后的一系列事件而重新恢复[96]。

9·11恐怖袭击后中美关系从本质上发生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开强烈支持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支持安理会第1373号决议，支持美国等联军对阿富汗的军事打击，并在塔利班政权垮台后向阿富汗提供了1.5亿美元的人道救助。9·11之后中美开展了反恐方面的双边对话[97]。之后美国不再将中国看作是最大的潜在威胁，转而注重中东局势以及恐怖主义威胁，美国认识到东亚局势必须保持稳定。

1991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分别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中苏国界东段的协定》及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署《中俄两国政府间在彼此削减边界地区武装力量和加强军事领域信任问题上的相互谅解备忘录》。1999年12月叶利钦访中时与江泽民签署《关于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叙述议定书》。2001年7月江泽民再访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签定《中俄睦邻友好条约》，以条约形式肯定两国国界线。中国和俄罗斯之间98%的有争议边界，均是在江泽民在任时签订[98][99]。民族主义者认为江泽民此举构成“卖国”[52]。

与此同时，1990年后，中越关系正常化，长达十一年的边境冲突得以结束，两国陆地边界最终划定，双方在北部湾划定中间线。2000年12月25日，江泽民代表中国与越方签署《北部湾划界协定》[100]，将浮水洲岛（即越方称的白龙尾岛）正式划给越南，同时还签订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的《渔业协议》[101]。北部湾划界后，仅广东省就减少传统作业渔场3.2万平方公里，占传统作业渔场的50%，近海资源状况堪忧。环球时报称“中方一贯重视和珍惜两国友好，中越在北部湾海上划界时，中国将历史上本来属于中方的白龙尾岛让给越方”。[98][102]

学者傅泰林（）在其专著中宣稱，在中国存在清晣机会要回领土，且军事相当强大的情况下，但江泽民在九十年代所订立的六个条约及2002年所订的一个条约，均是在領土上选择向俄国等周边国家退让。[103]

2004年9月30日程翔在明报以「江泽民要向中国人交待的一件事」为题发文称1999年12月9日江泽民和叶利钦签订「关于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叙述议定书」，单方面放弃对被苏联侵占领土提出要求，以新的‘平等条约’来合法化旧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丧失约1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不算外蒙古）。对于这些土地，苏联领导人列宁曾三次（1919年至1923年）发表政府声明要归还中国。程翔故认为江泽民在此问题上不如共产党其他领导人，而且江泽民放弃那么多领土从谈判到最后签署条约的过程从未公开。程翔认为江泽民欠中国人民一个交代，有义务和责任向人民详细交代出卖中国领土的理由[104]。程翔因此被判入狱。

2017年5月19日，莫斯科“欧亚每日新闻”网报道，俄文媒体纷纷转载题为“中方向塔吉克斯坦提出领土要求”的文章，表示中国和塔吉克斯坦间再次就领土出现争论，不排除塔方向中方交回部分领土的可能性。2016年底，多位中国学者向政府要求，重新对一些塔吉克斯坦的领土勘探，研究其在历史上是否属于中国。俄罗斯著名汉学家、历史学博士、阿列克谢·马斯洛夫教授日前就该问题评论说：“现在中国的官方及媒体上没有任何对俄罗斯归还被强占领土的正式要求，但是整个社会都没有忘了那些被占领土，整个民族对历史的记忆非常强烈。”自由亚洲电台报导提及一些中文媒体公布江泽民时期“卖国”的历史资料，显示江在没有任何外界压力之下，签协议向邻国“出卖”了大量领土，江同塔吉克斯坦在2002年签订协议，割让邻近帕米尔地区约27,000平方公里，使塔方获96.5％的有争议领土（签订条约前，所有争议领土均为塔方宣称主权并实际控制）。[105]

1990年6月11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开幕式上就中国国民党主席李登辉的演说发表了看法，他重申：只要双方坐下来，真正本着“一个中国”的原则，而不是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一国两府”，一切问题都可以提出来讨论、商量。此时，两岸关系趋于缓和，也对后来达成的九二共识和汪辜会谈的举行奠定了很好的基础。[106]

1990年11月21日，台湾方面成立了得到台灣官方授权的与大陆联系与协商的民间性中介机构──海峡交流基金会，出面处理官方不便与不能出面的两岸事务。随后大陆方面的对等机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也于1991年12月16日成立，并授权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作为两会交往和事务性商谈的基础。1992年10月28日—10月30日，两会在香港商谈，进行初步讨论，最终在11月16日达成“九二共识”。1993年4月27日—4月29日，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和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了“辜汪会谈”。这对推动两岸事务性商谈、加速两岸经贸合作和各项交流，产生了深远影响[11]^:197。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提出“和平统一进程的八点主张”（简称“江八点”）[107]。

然而江泽民执政时期的台湾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中美关系、美台关系所影响。1995年李登輝康乃爾之行中，李登辉在康乃爾大學歐林講座發表題為「民之所欲，長在我心」的公開演說，被中國大陸方面認為鼓吹两国论，而使此前友善的海峡两岸关系急转直下、渐行渐远，并直接导致了第三次台湾海峡危机[11]^:218。之後於1996年中华民国总统选举，李登辉再次当选。

江泽民在接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后，面临了数次危机，军方高层杨尚昆、杨白冰兄弟曾一度架空江泽民，后通过争取邓小平支持后，逐渐获得军权（即杨家将事件）[108]。在1995年－1996年台湾海峡导弹危机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遭遇了巨大的威胁，两艘美国航空母舰开进海峡附近巡航。这件事令江泽民痛定思痛，开始大规模建设国防、购买俄罗斯海军及空军武器，扭转了邓小平时代的军队经商[109][110]、士气低落、军工接近崩溃的局面。大陆的军事爱好者和民族主义者对1996年以后江泽民在解放军建设方面的贡献表示赞许。但由于江泽民执政时期腐败问题在全国范围内的蔓延，军队腐败也日趋严重，军队中买官卖官的现象仍有所增多，并持续延至他嫡系徐才厚、郭伯雄的腐败案。

江在任内曾下令严厉查处中国人民解放军遭到间谍泄密的问题，先后查处了数起重大的间谍泄密案，其中以刘广智和刘连昆案最为著名，其中刘广智案被称为“建国以来最大的间谍案”，其泄露的解放军机密在会影响到两岸在台海上空的制空争夺，会对解放军的战斗力造成不良后果，而刘连昆案则直接牵涉到泄露了1996年中华民国总统选举和台湾海峡导弹危机中解放军军事演习的情况。2004年5月，江泽民在会见空军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代表时强调：“要团结广大官兵积极投身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伟大实践，为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人民空军，为维护国家空防安全和祖国统一做出新的更大贡献”。[111]

江泽民的理工技术出身，促使他在执政时期注重科教发展。1989年12月，江泽民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指出科技进步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并坚持将科学技术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1992年10月，他在中共中央十四大上提出“确立科学和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并在1996年形成科教兴国战略。之后数年，国务院分别启动知识创新工程、技术创新工程、211工程等[112]。

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观点被写进《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前还有毛泽东和邓小平享有此殊荣。三个代表被认为是推动中国共产党转型的主要理论基础。江泽民本人在著作中表述的“三个代表”的内容是：“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可以被看作是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党员的要求，并在2004年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