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1年－1293年東北羅斯內戰

目前最新的解读来自于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伊戈尔·卢登科夫，他在《留里克的力量》第一卷中尝试综合一系列的史料，将之前数以百计的研究进行整合。他认同史学家弗拉基米尔·帕斯托的假说，胜利者德米特里与安德烈三世一开始并没有太大矛盾，只是安德烈三世在战争过程中，被反对派怂恿叛乱[6][7]。胜利者德米特里一开始对弟弟也没有任何提防，因此将弗拉基米尔留给弟弟驻守。即便安德烈三世连续两次叛乱都被镇压，胜利者德米特里也没有处决弟弟，仅软禁而已，兄弟之间未见明显矛盾。因此本次战争可说是反对胜利者德米特里的一众王公及金帐大汗，将安德烈三世拱上大公位作傀儡，号召对抗胜利者德米特里[8]。

安德烈三世叛乱的真正理由众说纷纭，因为他与兄长两人的领地加起来占了当时的弗拉基米尔近七成的领地，剩下两成在罗斯托夫和雅罗斯拉夫尔等敌对公国之手，馀下一成在特维尔、莫斯科和斯塔罗杜布公国等在当时仍非常弱小的独立公国之手，莫斯科和斯塔罗杜布甚至仅有一座克里姆林[9]。米哈伊尔·斯维尔德洛夫在《俄罗斯封建主义的形成》中认为自古以来的阴谋说、野心说也不能充分说明安德烈三世为何反叛，胜利者德米特里为人性格暴躁骄傲不可能是安德烈三世反叛的直接理由，在这之前两人一同相处了二十年，更好的反叛机会不少。最直接的原因可能是德米特里意图不按传统吞并其他公国，在当时的政治理念中，公国是王公的私产，基于血缘开展统治。迪米德里在没有宣称权的情况下并吞他人的土地，代表自己伏尔加河东岸的领地也可能遭兄长并吞。安德烈三世个人的力量并不能对抗迪米德里，他需要拉拢其他弗拉基米尔大公国外的盟友，对于诺夫哥罗德和奥利戈维奇系来说一个完整的弗拉基米尔公国也不利地区势力平衡，趁迪米德里出征在外绝其后路无疑是一个有效的策略[10]。斯维尔德洛夫认为安德烈第二次叛变理由与第一次不同，因为要是迪米德里攻下诺夫哥罗德，对特维尔公国会形成全面包围，因特维尔公国三面都是迪米德里的领地，另一边是其盟友斯摩棱斯克公国，该地区政治平衡会完全被打破，整个东北罗斯将不会再有公国可以挑战德米特里。中世纪罗斯军队被封建贵族所垄断，这个现象的出现是因封建社会的本质所决定性的，封建社会的本质就是贵族通过履行军事义务来换取土地占有权，王公最主要的收入就是土地税租益[11]。但是贸易收入也是非常重要，诺夫哥罗德作为北罗斯商业中心具有经济和地理的双重优势。迪米德里掌握沃尔霍夫河流域也会严重地损害以伏尔加-保加尔经济圈为主的安德烈三世领地的利益，安德烈三世的贵族封臣不会容忍利益被夺走，为再次反叛提供了诱因[12]。

1293年，安德烈三世被臣下和盟友拱出第三次反叛兄长，即便在次年兄长败亡后，安德烈三世地位近似苏兹达尔、特维尔、莫斯科三公国的政治花瓶。两兄弟的领地被臣下公国逐渐瓜分，之后全罗斯大公主要之位落在特维尔、莫斯科两公国之手[13]。

在古罗斯除了极少数例外，王公们通常依靠自己最多只有数百人的亲兵队为核心征召人民作战，看起来能嬴取荣誉和掠夺到大量战利品的战争会聚集比较多的战士，各公国普遍没有一套完善的服役法。罗斯的亲兵队有机会配备良好的盔甲和武器，但是平民没有能力装备完整的盔甲，因此多数士兵都只穿布或皮质衣服，配戴头盔以斧和矛作战。而且平民要自备粮食这一点对平民来说是很大的耗费，削弱他们购置更多装备的可能性[14]。在古罗斯国家，普遍采用城邦制，即城邦的维彻邀请留里克王公前来管治和作战，王公和亲兵队更像是雇佣兵，受城镇议会（维彻）雇佣。在13世纪初，古罗斯开始封建化，王公将领地传给子孙，而不是采用顺序制轮替，君主此一概念传入古罗斯。在蒙古征服后，古罗斯各公国开始探索新的政治制度，其中封建制成为大部分公国的主要制度，主要是因为生产力和军役的短缺，迫使王公们需要进行改革，由王公封赏土地予臣下贵族，贵族再将土地交给领民生产，用以供养贵族。贵族则对领民提供政治上的管理，司法上的仲裁和军事上的保护。作战时由王公动员分封王公，分封王公动员臣下贵族为王公服役，扩大了军队基数以应付更长期的战争[15]

本节所指的封建制，为罗斯王公较常采用的政体，但封建公国内部仍然有不少不同的势力，部分公国内部存在强大的农村村社（如莫斯科大公国的科夫罗夫村社、特维尔大公国托罗佩茨的谢普霍夫村社）、修院势力（如谢尔盖圣三一修道院）或是维彻势力能充分制衡王公（如苏兹达尔公国），这些势力近乎半自治或完全自治，有能力抗税、武装叛乱甚至可以推翻王公[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