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贫困问题

自70年代末邓小平执行市场化改革起，中国就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迅速的国家之一，多年来年均GDP增长均超过10%。经济的增长使得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升，贫困也有明显的下降。在1981年至2005年间，每天生活费用不足1.25美元的人口比例据估计从85%下降至16%，[7]这意味着有接近六亿人口脱离了贫困。根据2009年的统计估计，日均生活费用低于2美元的人口约4.68亿，占总人口的48%。[8]同时，快速的变化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中国面临着严峻的自然资源匮乏和环境恶化，发展速度不均也导致了地区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改革之初，一些收入不均的扩大无法避免。因为沿海城市首先受惠于改革开放政策，一小部分受过教育的群体也拥有了新的机遇。然而，中国的一些政策很有可能加剧而非减缓这一不断扩大的差距。户籍制度使得农村向城市迁移不那么容易，也造成了全球最大的城乡收入差异现状。弱势的乡村土地占有制度也限制了农民从他们主要资产中获益的能力。

除了收入不平等，教育和卫生医疗开支的差距也在扩大。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中国分散式的财政体系——地方政府负责主要的基础教育和卫生投入。贫困的地方难以负担这一类服务。

中国的巨大的贸易顺差则加剧了这一不平等现象，使这一问题更为棘手。贸易顺差刺激了城市中的已经很成熟的制造业，却制约了政府对增加乡村卫生和教育等公共服务的投入能力。现今政府正在尝试重新平衡中国的生产从投资和出口向国内消费和服务转变，以期改善国家长期的宏观经济和相对贫困的状况。

最近，政府在试图通过放宽户口限制，废除农业税，和增加中央对农村地区的教育卫生投入来缩小不平等差距。

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经济改革之后保持了超过30年的快速增长，这个稳定的增长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5年前，中国和其他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一样，有着很多相似的问题：人口众多，人均收入低，人均资源匮乏等。但自1990至2005的15年间，中国保持了人均收入8.7%的增速。

中国的改革计划通称为改革开放。这突出了中国的改革中核心的一点便是贸易自由，引入外商直接投资，且控制本国资本收支的资金流动。中国改善人力资本，开放外资外贸，为私营部门创造了一个更好的投资环境。

在加入WTO以后，中国的关税降至100%以下，制成品进口在5%左右，这大大欢迎了外国投资进入中国经济特区，其中一些特区有超过200万城市人口。特区的外资直接引领了更为普遍的对外资的经济开放，使得中国成为了90年代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受援国。[9]

改革开放伴随着一系列的投资环境的改善。尤其是沿海地区的城市，私营部门占据了超过90%的制造业资产和产品。2005年，本土私营企业的平均税前收益率已和外资企业的相当。[10]沿海地区的地方政府将因不可靠电力供应导致的减产降到了总额的百分之一，平均进口的通过程序时间也降至3.3天。[10]

中国的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为减少贫困做出了空前的历史性贡献。世界银行根据家庭实际消费（包括自产的粮食和其他物品的消耗）定义了一条贫困线，即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为每天1美元。在大多数低收入国家中，这样的开支足够保证每个人每天有1000卡路里的营养能量摄入，以及其他基本生活必需品。在2007年，这条贫困线对应大约2836元一年。根据家庭调查，中国的贫困人口在1981年曾是总人口的63%，在2004年则降至10%，这意味着有近5亿人口在这段时间中爬上了贫困线。[11]

数十年来，减少贫困的趋势呈波浪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推动了农业产出的大幅增加，在1981至1987的短短7年间，贫困人口减少了一半以上。在1987至1993年间，贫困现象停滞不前，之后又重新恢复。在1996年至2001年间，又出现了一次相对平缓的贫困减少。然而，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贫困率飞速下降，三年间锐减了三分之一。[12]

中国的增长如此之快，事实上每家每户都从中获益，贫困率也随之大幅降低。然而，不同的人从中获利的程度大相径庭，改革开放过程中不平等现象也随之加重。这个现象不仅仅是指家庭收入和开销方面的不均等，也反映了社会开支方面（诸如教育和卫生）的不均等。就家庭开支而言，基尼系数自改革之初的0.31增长至2004年的0.45。某种意义上，这样的贫富差距增大是产生巨大增长的市场力量的自然结果。但是，就另一方面而言，这种差距的增大也是“人为的”——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都加剧了贫富差距。一些政策的改变可以停止，甚至扭转这种差距扩大的现状。[13]

1954年，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指出“发展一定是不平等的，因为发展不可能在经济的每个方面同时开始”。中国显示出刘易斯脑中的两种经典发展特点：发展刺激教育，和乡村向城镇的移民。作为一个欠发达国家，中国的改革始于相对较少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和那些生活在两倍于农村劳动生产率的城市里的小部分（20%）人口。

改革开放之初，教育的回报在工资上完全体现不出来——出租车司机和大学教授赚着差不多的钱。而经济改革创造了一个劳动市场，其中人们可以找寻到有较高薪水的工作，这使得受教育的人的工资得以显著的提高。1988年至2003年这段不长的时间里，所受的教育每增加一年，相应回报的工资附加值从4%增至11%。这种发展在最初会导致整体的贫富差距增大，因为最初收到过教育的人口数量偏少，且集中于收入分布的最右端。但是一旦有了合理的受教育的途径，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越来越多的人会得到更好的教育，进而最终可以缩小这种差距。

城乡之间的巨大的生产力和工资差距也导致了从农村到城市的高移民率。刘易斯指出，在一个80%人口都在农村的环境下，从低生产力的农业向高生产力的城市工作的转变最初是会导致不平等的。然而，如果人口流动一直持续直到50%的人口都在城镇时，进一步的移民反而会使社会更加平等。这种模式正是美国历史的佐证——1870-1920年间不平等随着快速的工业化急剧加速，又在之后得到缓解。因此，同样的带给中国快速增长的市场力量也可以预见的带来不平等。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有很多政府政策加剧了这种不平等的趋势，限制了一些最终可能会缓解贫富不均现象的机制所带来的影响。[13]

2020年5月28日，李克强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结束後，按惯例出席了总理记者会。[14]在记者会上，李克强交代了中国当前有6亿人口的每个月收入只有1000元人民币左右。[15]2020年正值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提出的脱贫收官之年，李克强的言论引发外界广泛争议。[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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