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止關

清雍正四年（1726年），水沙連事件發生後，清軍前往鎮壓水沙連社，也將北港生番誘勸歸順，從此清政府治臺版圖不僅擴張到水沙連，也將斗截、致霧、哆羅郎三社劃入版圖，根據研究指出是實際沒有觸及這一帶[4]。清乾隆二年（1738年），致霧三社也被清政府收取番餉，即表示清政府管轄範圍已經觸及於此[4]。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清政府解除番界（指埔里）禁令，同時於人止關設立番界，禁止漢人上山入內[4]。自此開始，人止關成為漢人與原住民的分野之地[7]，任何交易都得透過平埔族噶哈巫（Kahabu）進行，原住民以物易物的方式取得食鹽、鐵器等日用品，埔里人則藉此可獲得獸皮[8]。

1895年，日本政府統治臺灣，但霧社山區的原住民[注 1]不知道臺灣開始被日本政府統治，依然固守族人自己的傳統領域，乃於1897年發生深堀事件[8]。1901年，由於臺灣總督府沿用清政府的隘制度，在埔里蜈蚣崙開始設立隘勇線，並隨即向霧社推進[9]。1902年4月29日，由中村中尉率領的埔里守備隊在人止關與原住民之間爆發人止關之役，當時臺灣總督府仍不知道霧社山區的原住民是哪一族群，事後經過調查才得知[9]。另有版本指出，楊南郡等人認為其事發的背景動機是因為賽德克族人向埔里社辦務署於1899年5月24日埋石立誓，允諾三年之內不會出草獵首[10]。1902年4月29日，誓約即將期滿，近藤勝三郎擔心獵首再現，於是埔里守備隊決定先發制人，由中村中尉率隊前往，因而爆發人止關之役[10]。

散居於人止關兩側崖壁上與山間平緩的腹地有東眼（Tongan）、西坡（Sipo）、巴蘭（Paran）、荷歌（Hogo）、洛羅富（Drodux）等五社[9]，為守護族人自己的領域，主動建立起協防屏障[11]，並倚仗著人止關的天險優勢，擊退了埔里守備隊正規軍，此役重挫臺灣總督府統治勢力，對霧社山區的原住民展開資源封鎖政策[6][9]。

1903年，臺灣總督府為突破僵局，策劃一場姊妹原事件（日本官方稱為霧社蕃膺懲事件）[6][12]。1905年3月，在獅子頭開始展開「埔里山麓隘勇線前進行動」，以試探性設立一連串向霧社推進[9]。由於受到姊妹原事件的衝擊，資源困境、戰力銳減的雙重交迫下，該年11月1日舉行和解式，使臺灣總督府取得對東眼、西坡、巴蘭、荷歌、洛羅富、塔卡南、卡奇克等七社的控制權[9][6]。1906年，佐久間左馬太就任臺灣總督後，隨即以理蕃為首要的治臺政策，開始實施五年理蕃計畫，繼續將隘勇線推向霧社[9]。由《霧社地區隘勇線推進圖》可知，將隘勇線由埔里向東推進到霧社，其中由獅子頭經過人止關到霧社，這一段的推進耗時3年[9]。

1930年10月27日，霧社事件發生後，原有意將戰線推向人止關，據李希聖在書中記載，認為是怕彼此聯絡不易，隔日便撤退，並直接撤守到馬海濮溪的洞窟內[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