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安全

經濟學家赫布卜·烏·哈格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1994年的「人類發展報告」中首次促使人類安全的概念引起了全球關注，並對聯合國1995年的聯合國社會發展委員會做成影響。該報告提出了人類安全的定義，認為全球安全的範圍應擴大至包含「七個領域的威脅」：

上了顏色的世界地圖顯示了各地國截止2008年人類發展指數。

2003年的地圖

• 經濟保障 – 經濟保障需要對個人給予一筆保障性基本收入，通常來自生產或報酬性質的工作，或作為最後措施，來自一個公共財政的保護網。在這個意義上，只有四分之一的人民具有經濟保障。經濟保障問題可能在發展中國家更加嚴峻，但在已發展國家也有一些擔憂。失業問題是導致政局緊張及民族衝突的主要因素。
• 糧食安全 – 糧食安全需要所有民眾不論何時，也有在物理上及經濟上獲取基本食物的途徑。根據聯合國，糧食的整體充足性不是一個問題，問題往往在於不良的糧食分配及欠缺購買力。在過去，糧食安全問題在國家及國際層面上也有一些處理措施，但是它們的影響力是很有限的。根據聯合國，問題的關鍵是與獲得資產，工作和保證收入有關（和經濟保障有關）。
• 健康保障 – 健康保障旨在確保一個面對疾病及不健康生活方式影響的最低安全保障。在發展中國家，死亡的主要因素是傳染病及寄生蟲病。在今天，與生活方式相關的慢性疾病是全球首要的致命原因，有80%因慢性疾病而死亡的案例發生於低及中收入國家[8]。根據聯合國，在發展中國家及工業國家，健康威脅在農村貧困人口通常較嚴重，特別是兒童。這是由於營養不良及衛生醫療服務、乾淨的食水及其他基本需要的途徑不充足。
• 環境安全 – 環境安全旨在保障人們免受短期及長期中大自然災難、自然的人為威脅及自然環境退化影響。在發展中國家，缺乏獲得清潔的水源是其中一個最大的環境威脅。在工業國家，空氣污染是主要的威脅。由排放溫室氣體導致的全球變暖是另一個環境安全問題。
• 個人安全 – 個人安全旨在保護民眾免受暴力，無論來自國家或者其他國家，來自個人或次國家行為者，來自家庭暴力或者掠奪性成人[註 1]。對很多人來說，最主要的焦慮來源是罪行，尤其是暴力罪行。
• 社區保障 – 社區保障保護人民免受傳統關係及價值的損失，以及免受於宗派和種族暴力。傳統的社區，尤其是佔小數的族群往往會受到威脅。大約世界一半的國家也曾經經歷一些種族衝突。聯合國宣稱1993年為「世界土著人國際年」，以強調70個國家的3千萬土著人的脆弱性仍然持續，他們面臨著不斷擴大的暴力漩渦。
• 政治保障 – 政治保障 考慮的是人們的社區是否尊重他們的基本人權。根據國際特赦組織一項調查，政治迫害、有系統性的酷刑、虐待、強迫失踪仍然在110個國家實行。人權上的侵犯最常見於政治動盪的時期。除了壓制個人和團體，政府也可能會嘗試控制思想及信息的傳遞。

自此以後，人類安全就從關鍵國際發展組織得到更多的關注，例如世界銀行。赫布卜以及其他人跟蹤著人類安全理念在國際組織的演變，認為該概念自1994年以來已以得到採用並轉化為切合組織的利益的措施[9]。

在理想世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七個領域的威脅的每一個領也能獲得全球關注及足夠的和資源。至於這個人類安全議程應該如何實現的問題，帶動了兩個對於人類安全的最佳實踐方案的主要思想流派出現——免於恐懼的自由及免於匱乏的自由。1994年的報告最先的提出人類安全需要對免於恐懼的自由及免於匱乏的自由作出關注，其後對於恰當的保障範疇（例如應該保護個人免受哪些威脅）以及恰當的應對機制出現很多不同的見解。

• 免於恐懼的自由 – 這個流派試圖將人類安全集中對保障個人免受暴力衝突的實踐，並承認這些暴力威脅對貧窮、缺乏國家能力及其他不平等的形式有密切關係[10]。他們認為將焦點集中在暴力威脅是一個現實及可管理的途徑。緊急援助，預防和解決衝突，建立和平是這種方法的主要關注點。作為例子之一，加拿大是禁止地雷及採納「免於恐懼的自由」議題的重要角色，它將這些議題作為自己外交政策的主要組成部分。但是這種“狹窄”方法能否真的能保證得到更有收獲的結果仍然是一個未知的問題。例如，達爾富爾的衝突中，「保護責任」作為免於恐懼的自由議題的關鍵部份，它的效用多次受到質疑。
• 免於匱乏的自由 – 這個流派提倡一個達至人類安全的整體方法，認為威脅的議題應該擴闊至包含饑餓、疾病和自然災害。因為它們是人類的不安全感的根源[1]。受影響而致死的人類比起因戰爭、種族滅絕和恐怖主義致死人數總和更多[10] 。與「免於恐懼的自由」不同，它的關注點超越暴力威脅之外，重視於發展相關的目標。

雖然它們之間有差異但這兩個達致人類安全的途徑可以理解為互補的，而不是矛盾的[10]。這方面的觀點包括：

• 富蘭克林·羅斯福在1941年著名的四大自由演說，其中形容「免於匱乏的自由」是基要及全世界適用的自由中的第三項，而「免於恐懼的自由」則是第四項。
• 日本政府的外交政策中，視「免於匱乏的自由」及「免於恐懼的自由」是同等重要的考慮事項。此外，開發計劃署在1994年亦呼籲世界關注這兩個議題。
• 素林·比素萬，現時的pp東南亞國家聯盟]]副秘書長引述霍布斯（Hobbes），洛克（Locke），盧梭（Rousseau ）及侯姆（Houme）等理論，並得出「人類安全是組織一個國家最初始的首要目的」的結論。他留意到1994年人類發展報告稱它在「復興這個概念」，並認為報告的作者在沒有字面上直接列明下暗示了富蘭克林·羅斯福的四大自由。

自1900年代早期創立以來，思考家已開始使用人類安全這用語，希望將安全的專注點由傳統的以國家為主導轉移至保護及發展社會中的人類[7][11]。 人類安全以挑戰傳統安全概念的形式冒起，但人類及傳統或國家安全概念並不是互相排斥的觀念。有人爭論，沒有人類安全，就無法實現傳統的國家安全，反之亦然。[10]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後的歐洲

傳統概念的安全是關乎一個國家抵禦外來威脅的能力。傳統安全（有時稱為國家安全）自從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後就是國際安全主導思想，由現實主義到自由主義，這些學說的一個基礎特性是他們專注於民族國家的首要地位。

下表對比了這兩種觀點之間的四個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