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期間的持不同政見者

北京市公安局发布了21名學生通缉名单，并附有以下说明：

非法组织“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高自联”）在北京煽动，组织反革命暴乱，现决定对其在逃的头头和骨干份子王丹等二十一人实施通缉（通缉名单及体貌特征、照片附后），请接此通缉令后，立即部署查缉，发现后及予拘留，并即告北京市公安局。[3]

通緝名單上的21名學生並附簡介：

當時的電視節目不斷循環播放21名被通緝的學生的照片和簡介。[7][8][9]

21名学生在被捕或逃亡后都有着各种各样的经历。有些人无意回国而留在国外，而另一些人则选择繼續留在中国，例如张銘。[5]在当时黃雀行動幫助下，21名学生领袖中只有7名順利逃亡，如学生领袖柴玲和吾爾開希·多萊特得以逃到美国、英国、法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那些逃亡國外者迄今依舊流亡，後來陸續公开了他们的经历。通緝名单上的第17位張伯笠写了一本书，名为《逃离中国》，详细介绍了他在六四運動以及逃亡中的经历。[10]在1989年之後，那些流亡者通常都很难再回到中国。[11][12]那些试图重新回到中國的人，例如吾爾開希，則被拒絕入境，但未被逮捕。21名通緝名單中的流亡者中有许多人已加入人权组织或就職於私营企业。[9]

而其余未能成功逃亡國外者則被捕并被监禁。[13]有些人的刑期更长，例如王丹，他是六四事件中最引人注目的领导人之一，在21人通緝榜單中名列第一。[14]王丹在假释后继续进行维权活动，随后因颠覆罪被判处11年徒刑。6月中旬在保定被捕的刘刚[15]企图在監獄與獄友一起發動絕食抗議。[16]通緝名单上第21名熊焱在监狱里度过了19个月，被釋放後他來到美国，在那里繼續与六四運動參與者保持联系并参加了民主活动。2009年他來到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以纪念六四運動20周年。熊焱是受到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邀请來到香港，该組織每年在6月4日六四運動周年都會举行烛光守夜活动。[17]

通緝名單上的21名學生并非所有人都像柴玲或王丹那样出名。其他像张志清這樣的基本上從公眾視野消失了。被逮捕的張志清在1991年1月获释之后，人們对他的处境以及住处一无所知。[13]其他不太为人所知的持不同政见者包括周鋒鎖和王正云。六四運動期间，周鋒鎖是清华大学的一名物理系学生，也是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常務委員會委员。周鋒鎖被其姐姐舉報，并于1989年6月13日在西安被捕。[18]由于国际压力，他与其他97名政治犯一起被监禁一年，然后于1990年被释放。隨後周离开中国前往美国，就读于芝加哥大学，[19]並與他人共同创立了組織人道中国，该组织旨在促进中国法治，並为中国政治犯筹集资金。王正云是中央民族大学的学生，在當時也是唯一一名苦聪人大學生。王正云于1989年7月被捕，并于两年后获释。他被送回了他在云南农村的老家。1998年12月，王正云與其他包括翟偉民在内的18个持不同政见者進行绝食抗议以抗议中国民主党成员和其他持不同政见者遭到压迫。

马少方和杨涛是另一对持不同政见者，尽管他们不断进行维权活动，但他们仍然缺乏公众关注。马少方是六四運動期间的北京电影学院学生，并于1989年6月13日向當局自首。[13][18]1990年10月，他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入狱三年。[20]1994年5月，他与王丹和其他持不同政见者一起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请愿书，要求对6月4日进行重新評價。此后他在尝试开办企业时遇到了麻煩，並一直从事一系列短期工作，後來居住在深圳。[21]曾担任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负责人的杨涛此後一直留在中国。[22]他最初被指控为反革命叛乱的煽动者，并于1989年6月16日起被监禁一年。1998年，他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释放王有才。楊濤持續遊說要求政府停止將六四運動認定為反革命叛乱，結果這些行為讓楊於1999年被捕入狱，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但是由于缺乏证据，他最終以偷税罪名義于12月23日被起诉，并于2003年1月5日被判处四年徒刑。他于2003年5月获释。出獄後楊生活艱難。

六四事件後当局进行了大规模逮捕，对许多工人进行了审判和处决。相反，学生（其中许多人来自相对富裕的家庭且人脉很好）的判決則要轻得多。被六四事件牽連的许多学生和大学职员因而存在政治上的污點，其中一些人不再被聘用。[23]

六四運動期間在中國其他城市，也有規模相對較小的抗議活動。一些目击北京惨案的大学教职员工和学生返校后繼續舉辦纪念活动。例如，在上海著名的交通大学，党委书记组织了一次公開的纪念活动，工科学生制作了一个大型的金属花环。2012年根据对话基金会援引一份湖南省官方资料的说法，有1,602人因參與与六四運動而被监禁。截至2012年5月 (2012-05)，至少有2人仍在北京被监禁，另有5人下落不明。[24][25]据报道，2014年6月，苗德顺被认为是最后一名參與六四運動的在押囚犯。[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