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旺达种族灭绝

穆拉比技術學校中保存的遇難者頭骨。

屠殺從首都基加利開始擴散到全國每個角落；從4月6日到7月初的百餘天，共約有100萬人被屠殺，其中大部份是圖西人，另外还有200万人流离失所。

在7月時，盧安達愛國陣線（RPF）與鄰國烏干達的軍隊反攻進入盧安達首都吉佳利，擊敗胡圖人政府。共200多萬的胡圖人由於害怕遭到報復​​，便逃到鄰國蒲隆地、坦桑尼亞、烏干達和薩伊（現在的剛果民主共和國），數千人由於霍亂和痢疾死於難民營。

據BBC報導，在大屠杀期間，RTLM電台「几乎每天都播出号召令，要人们寻找和杀死被诬称为蟑螂的图西族人」。[3]

在圖西人和胡圖人並肩生活且家人彼此了解的農村地區，胡圖人很容易識別和瞄准他們的圖西人鄰居。在居民更為匿名的城市地區，使用由軍方和聯隊人員操縱的路障促進了身份識別；每個經過路障的人都必須出示國民身份證，其中包括種族，任何持有圖西人身份證的人都應立即被屠殺。許多胡圖族人也因各種原因而被殺，包括據稱對溫和的反對黨表示同情，是一名新聞工作者或只是有“圖西族的露面”。[4]

5,000名在恩特拉瑪教堂祭壇求避難的人被手榴彈，彎刀，步槍殺害，或被活活烧死。教堂的牆壁上還有打死嬰兒的血跡。

Akazu胡圖族極端分子的組織心臟地帶的軍事領導人最初是組織最嚴密的，召集了聯攻派和胡圖平民的聚會。指揮官責怪盧旺達愛國陣線（RPF），宣布了總統的去世，然後命令群眾“開始工作”，並“不留任何人”，包括嬰兒。[5]

民兵通常用砍刀殺死受害者，儘管有些部隊使用步槍。胡圖族團伙搜查了躲在教堂和學校建築物中的受害者，並對其進行了屠殺。[6]

盧旺達的總統衛隊得到了聯攻派和同一目標派的協助在首都設立了路障；每個經過路障的人都必須出示國民身份證，其中包括種族，任何持有圖西人身份證的人都應立即被屠殺。民兵還開始搜查城市中的房屋，屠殺圖西人並搶劫他們的財產。[6]電台DJ也用電台廣播來煽動和鼓勵他們的胡圖聽者們去殺圖西族人。[7]一項研究發現，盧旺達種族滅絕期間發生的全部暴力事件中約有10％可歸因於這個新電台。然而，最近的一篇論文質疑了這項研究的結果。[8]在1993年期間，強硬派進口砍刀的規模遠大於農業所需的規模，以及其他可以用作武器的工具，如剃須刀，鋸子和剪刀。這些工具表面上是作為民防網絡的一部分分佈在全國各地的。[5]

在農村地區，在大多數情況下，地方政府的等級制度也是執行種族滅絕的指揮系統。[9]每個縣的州長都按照基加利的命令行事，向公社領導人（布爾梅斯特人）分發了指示，而公社領導人又向其公社內各部門，牢房和鄉村的領導人發出了指示。在領導人的命令下，農村地區的大多數實際屠殺是由普通平民實施的。[10]圖西族和胡圖族並肩生活在他們的村莊中，家庭彼此了解，這使胡圖族很容易識別和瞄准他們的圖西族鄰居。[11]杰拉德·普魯尼爾（Gerard Prunier）將這種人口的同謀歸因於“民主多數”意識形態的結合，在其中，胡圖人被教導將圖西人視為危險的敵人，不服從權威的文化，脅迫因素-拒絕執行殺戮命令的村民經常被貼上圖西同情者的標籤，他們本人也被殺害。[10]

許多報告已被詳細記錄。其他人指出，許多受害者是用彎刀，獵槍和頭等熟悉的工具殺死的，很容易在倖存者的日常生活中造成PTSD。

根據盧旺達政府的官方統計和調查，盧旺達大屠殺的受害者中37.9％是被開山刀殺，16.8%是被棒打死。[12]

基加利紀念中心的滅絕種族死者的照片

強姦被主要犯罪者聯攻派用作工具，以分離有意識的異類人口並徹底耗盡對方。在種族滅絕和針對性別的暴力中，宣傳的使用都發揮了重要作用。胡圖族的宣傳把圖西族婦女描繪成“與胡圖族的敵人同居的性誘人的'第五縱隊'”。性暴力異常殘暴，以及胡圖族婦女參與襲擊，這表明利用宣傳有效地利用了性別需求，動員了男女參與。[13]大多數圖西族婦女，均被盧旺達解放軍和盧旺達國防軍的士兵（包括總統衛隊）以及胡圖族平民強姦。[14]

圖西族婦女也遭到破壞其生殖能力的襲擊。強姦後有時會發生性切割，包括用砍刀，刀子，尖銳的棍棒，沸水和酸液切割陰道。[15]

與胡圖族溫和派一樣，與圖西族結婚或藏身的胡圖族婦女也成為目標。聯合國特別報告員雷內·德格尼·塞吉（Rene Degni-Segui）在1996年關於盧旺達的報告中說：“強姦是規則，沒有強姦是例外。”[16]他還指出：“強姦是系統性的，被用作武器。”出於這種想法並使用武力和威脅手段，種族滅絕迫使其他人在強姦期間待命。一位名叫瑪麗·路易斯·尼耶布洪格羅（Marie Louise Niyobuhungiro）的婦女的證詞回憶說，當地人民，將領和其他的胡圖族男子一起看她每天約5次被強姦。即使當她受到婦女監視時，她也不會給予任何同情或幫助，而且迫使她在強姦之間耕種土地。[16]

強姦導致很多活著的圖西族女人患上艾滋病。胡圖族極端分子從醫院釋放了數百名患有艾滋病的患者，並將他們組成“強姦小隊”。目的是感染並造成其未來的圖西強姦受害者受到“緩慢，堅不可摧的死亡”[17]

研究表明，幾乎所有12歲以上的女性倖存者都是強奸的受害者。聯合國特別報告員雷內·德格尼·塞吉說：“強姦是規則，但沒有例外。”[18]

学者德格尼·塞吉估計，被強奸的婦女和女孩人數在25萬至50萬之間。德格尼·塞吉的估計是在他評估了已記錄的強奸案和由此產生的戰俘數量之後得出的。德格尼·塞吉認為，盧旺達家庭和保護婦女部報告的15700起強姦事件很可能被低估了，因為受害者要報告強奸案的時間（如果有的話）。他還發現，醫務人員對每100次強姦中有一胎的估計不包括被謀殺的婦女。[19]

學者Bijleveld，Morssinkhof和Smeulers估計有354,440名婦女被強姦。他們檢查了受害者的證詞以及被強行浸漬的人數；然後將它們添加到已知數量的被強姦但被殺害的人中。他們說：“幾乎所有倖存的圖西族婦女都被強奸了。[20]

聯盧援助團派出十名比利時士兵護送女總理烏維林吉伊馬納到盧旺達電台辦公室，但結果不得不取消，因為總統衛隊接管電台不久之後，表示不允許烏維林吉伊馬納放送發言。後來在早上，一些士兵和一群平民迫使烏維林吉伊馬納他們交出武器，然後殺害了烏維林吉伊馬納和她丈夫，而他們的兒女和塞內加爾聯盧援助團人員姆巴耶迪亞涅則因躲在家具中而得以存活和獲救。十個比利時人被帶到基加利軍事基地，在那裡他们被折磨和殺害。進行謀殺的總統衛隊指揮官伯納德恩突亞哈加，在2007年被比利時法院判處20年監禁。

盧旺達每年有兩個假日來紀念盧旺達大屠殺受难者。2019年，盧旺達政府為紀念種族滅絕25週年而哀悼100天，在基加利種族滅絕紀念館點燃了火焰。[21][22]

穆拉比技术学校的滅絕種族受害者的木乃伊和灰白色屍體。

自1995年以來，盧旺達的許多地方都有種族滅絕的紀念碑。在全國紀念週（4月的一周）中，設立了新的紀念場所，現有紀念場所用於集體哀悼和紀念活動。盧旺達國家將其工作集中在七個這樣的機構上。在外國夥伴的幫助下，它們被擴大和培養為哀悼，記憶，反思，交流，學習和預防的場所。

這種類型的中央博物館，即基加利種族滅絕紀念館，於2004年在盧旺達首都開幕。該設施的社區墳墓容納約25萬人的遺體。該設施的一部分是全國種族滅絕文獻中心。大約有200個區域性和地方性地點被添加到了七個中央紀念館，其中包括Murambi種族滅絕紀念館。他們位於種族滅絕期間大批人被謀殺的地方。

紀念館的設計具有政治和辯論目的。在許多情況下，故意顯示數百根骨頭。它們是暴力行為廣泛的實質證據。以這種方式使種族滅絕的否認和瑣事化變得更加困難。[23]

盧旺達共有六個種族滅絕紀念館，紀念館也有卖紀念品和小吃。[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