嚇阻理論

有人認為，過去數十年來，總結世界各國數百份觀察研究，可以發現：基於嚇阻理論的刑事政策，亦即單憑提高刑罰，就算增加執行最嚴厲的刑罰，如死刑，也並無嚇阻之效，反而有輕微提高暴力、殺人犯罪率的反效果。這現象在社會心理學上是頗有證據的，因為國家的行為，透過媒體的宣傳，就像鮮明的行為模範呈現在人民眼前，其意涵為：「為了達成我所定義的正義而給予他人不堪忍受的痛苦（監獄生活），甚至必要時殺人（死刑）以達成目的，都是可以的。」亦即國家的嚴刑峻罰反而在社會學習的作用下，帶來人民暴力化的效果。[3]

使用「嚴刑峻法」的做法，被評斷為「判刑的做法當中，效果最小且公正性最低的做法」[4]加拿大犯罪學者Paul Gendreau曾做了一個結合了五十篇關於監禁嚇阻力、且受測單位多於三十萬名罪犯的整合研究，發現：「（這五十篇裡）沒有任何的分析顯示對罪犯處以監禁會減少再犯。被處以監禁處罰的罪犯的再犯率，和那些被判處社區處遇的罪犯之再犯率相近。除此之外，較長的刑期和再犯率的下降無關，事實上，研究結果與此相反，也就是較長的刑期會讓再犯率增長3%。這發現支持了監獄對某些罪犯可能具有『犯罪學校』功能的說法。」（粗體強調為維基所加）[5]

Uri Gneezy和Aldo Rustichini在2000年所做的《罰金是價格》（A Fine Is a Price）這篇研究顯示，對一個先前不以罰金處罰的行為開始處以罰金刑，可能反倒會增加那些法律所不想要的行為，而非減少。因為當罰金取代倫理道德做為刑法規範的訴求內涵時，而且若罰金夠低的話，那比起非金錢方面的批判，人們在心理上會比較容易克服罰金的障礙。也就是說，將一些先前市場價格不明的事物標上價格，會大幅地影響人們對該事物的認知，且它有時會將事情帶往與嚇阻理論所預測的相反的方向。[6]

近年一些實證研究得出：刑罰的種類（罰金、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死刑）和輕重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刑罰具有迅速性（事發後迅速追訴）及確定性（越高比例的犯罪被逮捕、追訴、處罰），則比較容易收嚇阻之效。[7]例如2010年一份以中華民國（台灣）為對象的實證研究指出：提高街頭巡邏警力的部署，也就是提高犯罪被發現、追訴的機會（上述的確定性），有助於降低某些財產罪的犯罪率（例如竊盜、搶奪）。因為一來，財產犯罪是犯人於事前最會計算成本效益（包括失手被捕的風險）、進行理性選擇的犯罪行為；二來，這些犯罪必須在街頭出沒，所以當提高巡邏警力時，犯罪之際遇到巡邏警察的機會也高，而警察的訓練重點之一即是這類犯罪的發覺。[8]類似的發現也見於美國、香港等地的研究。

一些意見認為，不管是前幾段所提的《罰金是價格》現象，或是前段「單純提高刑罰嚴厲性沒有嚇阻效果」，都在在指出「認知」影響人類行為學習的重要性，也就是認知心理學知識對刑事政策的重要性。同樣一個刺激（例：嚴厲的刑罰），在擁有不同認知的人身上會產生不同效果，2010年美國一份報告這樣說：「顯然地，增加刑罰的嚴峻性對於那些不認為自己會因其行為而被抓的人而言，是沒什麼效果的。」[9]最明顯的例子是針對少年犯的一種再犯預防措施，叫做「嚇乖計畫」，藉著帶少年犯去參觀監獄，由成人受刑人親身講述監獄的痛苦生活，企圖把少年犯「嚇乖」。結果是，與沒有參觀監獄就直接被釋放回家的少年犯相比，參觀監獄組的少年犯再犯比例較高，可能因為親身接觸成人世界的犯罪人，在少年犯的認知上就像英雄、榜樣一般，因此更助長了走上犯罪路。儘管如此，目前依舊有研究支持重罰的效果、重罰有效的可能性尚未被排除。

一些近期的研究，顯示說加重處罰的嚇阻效果可能確實存在。一篇由D·S·阿布蘭姆斯（D.S. Abrams）做的研究顯示說「使用一個州引入持槍犯罪的法律的資料，可以用以單獨測量監禁的嚇阻效果，這類的法律旨在增加持槍犯罪被告的刑度，而受到持槍犯罪相關法律指控的被告，會在法律沒有本質變化的狀況下，受到更嚴厲的制裁，因此任何對犯罪的短期影響，都可歸因於嚇阻效果。使用不同州份通過這類法律的日期的資料，可以發現說，平均而言，這些關於持槍犯罪的法律，會在頭三年內，減少大約5%的帶槍搶劫犯罪率，這項結果在不同內測試規格之下都是穩定的，而且這項結果，並未和罪犯流向其他類型的犯罪相關（也就是潛在的罪犯受到更嚴厲的法律嚇阻，因此打消犯罪的念頭，而不是改犯其他的罪行）。」[10]

庫先母科（Kuziemko）發現說，刑期長度與再犯率之間，有著確實的負相關，他發現說每增加一個月的刑期，再犯率就減少百分之三。[11]

另一篇使用歐洲自然實驗及1996年法國巴士底日特赦的資料估計再犯率的資料顯示說，「在巴士底日時，在法國監獄服刑的犯人會因此受惠，他們的基本刑期會因此減少一個星期，此外，這些罪犯在巴士底日之後剩餘刑期中，他們每個月的剩餘刑期中，都會扣掉一個星期的刑期。，因此在這種狀況下，集體特赦導致了坐牢時間和期望出獄的時間兩者間非常顯著的不連續。」他們並發現說，因為特赦而減少的刑期越多，罪犯的再犯率就越高。[12]

根據弗朗切斯科.德拉戈（Francesco Drago）、羅伯托.加爾比亞蒂（Roberto Galbiati）和彼得·韋爾托瓦（Pietro Vertova）在2009年的《監獄嚇阻效果：自然實驗的證據》（The Deterrent Effects of Prison: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一文的研究，「若使用義大利自然實驗的資料對嚇阻理論進行實證，可以發現說期望刑期每多一個月，再犯率就減少百分之1.3。」[13]

盡管有反對聲音，但一些研究顯示說三振法案有效，一篇由喬治梅森大學的研究人員出版、名叫《三振法案是否嚇阻犯罪？一篇無母數的估計》的研究顯示說在加州，比起那些犯了「一好球」罪行的罪犯，那些犯了「兩好球」罪行的罪犯的逮捕率低了20%，這篇研究並因此總結說三振法案降低了再犯率[14]；另外，一篇2007年來自紐約州維拉司法研究院（Vera Institute of Justice）、旨在估計在各種判決下的隔離（incapacitation）效果的的研究也顯示說，假若美國的監禁率上升10%，那犯罪率就會下降至少2%；然而這項措施會非常地昂貴[15]

一個綜合1996年至2010年關於美國死刑嚇阻效果的24篇研究的列表顯示，在這24篇研究中，有17篇明確指出死刑有嚇阻效果，有5篇明確指出死刑沒有嚇阻效果；而兩篇則認為嚇阻效果不明確；而那兩篇認為死刑嚇阻效果不明確的論文中，有其中一篇指出死刑嚇阻效果存在，但證據薄弱；另外在這24篇研究中，其中一篇（Yang & Lester, 2008）為對死刑嚇阻效果的後設分析，而該篇後設分析明確支持死刑有嚇阻效果的說法，但該篇文章也說，死刑嚇阻效果的呈現結果，和研究所用的方法相關[16][17]

一些評論指出，台灣加重酒駕的處罰幅度後，酒駕致死的比例下降，且下降的幅度超過整體交通事故死亡的幅度，這說明加重處罰對減少犯罪可能是有效的[1]，也就是說，有證據支持一般人直觀上「唯有加重刑責才能減少類似悲劇發生」的直觀看法。

暢銷書《蘋果橘子經濟學》的作者李維特（Steven D. Levitt）雖然主張說美國1990年代犯罪率下降的主因是墮胎合法化，但他也贊同嚴刑峻罰的作用，他曾做過一篇研究，指出說若檢視美國1978年至1993年之間的犯罪率資料，可以發現嚴刑峻罰和犯罪率的下降呈現強烈的相關─罰得越重，犯罪率越低。[18]

盡管尚無研究資料證實，但軼事證據指出，在已開發國家當中，傾向對罪犯使用重罰，且保留體罰和對謀殺罪死刑的新加坡，其整體犯罪率低於沒有死刑和肉刑且傾向對罪犯使用輕罰的西北歐國家，新加坡的罪犯再犯率也不高於北歐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