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全書

四库全书杭州文澜阁本（复制品）

藏书地之一杭州文澜阁模型，面阔六间二层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朝廷設立了“四庫全書館”[6][7]，負責《四庫全書》的編纂，由乾隆皇帝的第六子永瑢負責[8]，任命内阁大学士敏中為總裁，大學士以及六部尚書、侍郎為副總裁[9][10]。召著名學者紀昀為總纂官，「總理編書之事」[11]^:120。開始編纂這套卷帙浩繁的叢書[6][12]。陸錫熊、孫士毅、戴震、周永年、邵晋涵等其他學者也參與了編纂[13]。曾參與編撰并正式列名的文人學者達到三千六百多人，而抄寫人員也有三千八百人。

《四庫全書》收錄了當時在全國各地徵收的流通圖書、清内廷收藏的圖書以及《永樂大典》中輯出來的珍本善本。徵收準則以闡明性學治法、考核典章、九流百家之言為優先，族譜、尺牘、屏障、壽言、唱酬詩文等等則不在考慮之列[14]。據統計，光是徵收得的圖書就達13501種，献书最多的鲍士恭、范懋柱、汪启叔、马裕四家赐以内府所印《古今图书集成》一部。當時乾隆還規定，凡從坊肆來的，應該付給一定的費用；若是家藏圖書，則裝裱印刷；如未曾刊刻，則抄本存留[14]。

這些書籍分為“著錄”、“存目”與「禁燬」三類處理：符合部分條件的，被列為「存目」，只存書名，不收其書。「抵觸本朝」之書一概「禁燬」。符合收錄條件的「著錄」，著錄書則經過整理、校勘、考證後，按特定格式重新抄寫存入，謄寫完成後，還要與原本反覆校勘，最後收錄的圖書有三千四百六十一種。而存目書有著錄書的兩倍的數量也是因為乾隆想實現觀成的願望才棄多取少[15]。

《四庫全書》為了美觀與便于識別，采用分色裝幀，經部綠色，史部紅色，子部月白色（或淺藍色），集部灰黑色。四部顔色的確定，依春夏秋冬四季而定[16]。《四庫全書總目》因為是全書綱領，采用代表中央的黄色[7]。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四套書陸續完成，全書共抄7部。第一部存于北京紫禁城皇宫文淵閣，第二部存于奉天故宫（今瀋陽）文溯閣，第三部存于京郊圓明園文源閣，第四部存于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合稱“内廷四閣”（或稱“北四閣”），「只准大臣官員、翰林等閱覽」[11]^:122。後又以江浙地區為人文淵藪，文風鼎盛，就再鈔的正本三部，分別存在鎮江金山寺建文宗閣，揚州大觀堂建文匯閣，杭州西湖行宫孤山聖因寺建文瀾閣，即“江浙三閣”（或稱“南三閣”），各藏抄本一部，「為便於士子入院鈔閱」[11]^:122副本存于京師翰林院（其中文淵閣本最早完成，校勘更精、字體也更工整）[6][8]。

編纂《四庫全書》時，清廷為維護統治，大量查禁明清兩朝有所谓違礙字句的古籍（見四庫禁書）。据统计，在长达10余年的修书过程中，「犖犖大者文字之獄共有三十四件」[11]^:120。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乾隆皇帝抽查《四庫全書》時發現一些書有詆毁清朝的字句，因此下令重檢《四庫全書》，并最終删除《諸史同異錄》等11部[6]。但這11部書雖然從《四庫全書》中删除，但是依然存在宫中，没有銷毁，這11部書中的9部還流傳到今天。

嘉慶八年（1803年）由紀昀主持《四庫全書》最後一部分官修書籍的補遺工作，進一步完善《四庫全書》。

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後的《四库全书》残本

《四庫全書》完成至今的兩百年間，中國歷經動亂，《四庫全書》也同樣飽經滄桑，多份抄本在戰火中被毁。因此《四庫全書》至今仅存4套[16]：

• 文宗閣本、文匯閣本在咸豐三年（1853年）太平天國運動期間被毁；
• 文源閣本在咸豐十年（1860年）英法聯軍攻占北京、火烧圓明園時被毁[6]，今法國保留部分殘本；
• 清代翰林院底本在光緒廿六年（1900年）毀於戰火；
• 文淵閣本原藏北京故宫，後經上海、南京轉運至臺灣，現藏臺北市國立故宫博物院（也是保存較為完好的一部）。
• 杭州文瀾閣藏書樓於咸豐十一年（1861年）在太平軍第二次攻占杭州時倒塌，所藏《四庫全書》散落民間；後由藏書家丁氏兄弟收拾、整理、補抄，才搶救回原書的四分之一，於光緒七年（1881年）再度存放入修復後的文瀾閣。文瀾閣本在經歷1915－1923年的乙卯補抄和1923－1925年的癸亥補抄後大體恢復舊觀，現藏杭州浙江省圖書館。
• 文溯閣本於民國十一年（1922年）險些被賣給日本人。1966年10月，因中蘇關係緊張，為保《四庫全書》安全，林彪要求將文溯閣《四庫全書》秘密從瀋陽運至蘭州，藏于戈壁沙漠中，現藏蘭州甘肅省圖書館。近些年，遼寧有關人士要求歸還，以“書閣合璧”；甘肅亦建藏書樓加强保護。對於文溯閣本是否要歸還瀋陽，兩省一直未能達成一致。
• 避暑山莊文津閣本於1931年移入國立北平圖書館（現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藏。（這是目前唯一一套原架原函原書保存的版本）

文源閣四庫全書1

文源閣四庫全書2

民國初期，商務印書館影印了《四庫全書珍本初集》。1986年，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了文淵閣本《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將之縮印。1999年，香港的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分別與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及香港中文大學在中國大陸及香港出版發行文淵閣本《四庫全書》電子書版。2006年，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全新《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的內聯網版和網上版。2009年，臺灣商務印書館由國立故宮博物院授權，按照典藏之文淵閣本原書原寸，以仿古樣式影印出版，即內文、開本、紙質、布面、裝幀方式等皆與原版相同。

2016年8月9日，历时12年方告完成的影印版文津阁《四库全书》重新入藏文渊阁，该影印版制作时间长达12年，全部采用手工宣纸，包装上也恢复了传统的装订工艺，书封采用耿绢。整套书用6144个金丝柚木盒，重新放到了空置已久的文渊阁128个书架上[18]。

• 鲁迅在批評明清和民國文人時表示：“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說過，“明人好刻古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妄行校改。我以為這之后，則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變亂舊式，刪改原文；今人（民國）標點古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亂點一通，佛頭著糞：這是古書的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 ” [20]
• 历史学家吴晗慨叹：“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21]。
• 唐弢：《四库全书》...使作者的思想和躯壳一齐淹没，是近于消极的取消。至于改窜，是要借作者的名声，替改者说好话，使读者暗受其影响，看不出底细来。所以这不但是毁尸灭迹，而且还借刀杀人，要古人也和自己一样，让他们进反省院，写悔过书，从此变成正统。然而《四库全书》不但挂着钦定的招牌，便是删改和摈斥，在乾隆，也是不加深讳的。他的给《四库》总裁们的谕旨里，就常常明白地指示着：哪一种应该删改，哪一种应该厘订，大都说得很清楚。他似乎并没有料到：他的那些谕旨，在将来，正是自己篡改古书罪案的证人[22]。
• 史學家陳寅恪在《陈垣元西域华人化考序》中指出清朝所禁毀的書籍幾乎都是晚明清初的書，其他書籍甚少：「然清室所最忌讳者，不过东北一隅之地，晚明初清数十年间之载记耳。」[23]
• 費正清[24]：通過這項龐大工程，清廷實際上進行了一次文字清查（文學上的“宗教裁判”）工作，其目的之一是取締一切非議外來統治者的著作。編纂人在搜求珍本和全整文本以編入這一大文庫時，也就能夠查出那些應予取締或銷毀的一切異端著作。他們出善價收集珍本，甚至挨家挨戶搜尋。該禁的圖書是研究軍事或邊務的著作以及有反夷狄之說的評議，還有就是那些頌揚明朝的作品。……正如L. C. 古德里奇所論証的，這是最大規模的思想統治。
• 史景遷[25]：編纂《四庫全書》還具有檢視文獻的目的，借此搜查私人藏書，並嚴懲那些收藏有輕視滿人內容的書籍的人。這類書，以及包含有害於中國國防的地理和游記類書籍也被銷毀。這些毀書行動之徹底，使得我們知道的被乾隆的文化顧問納入禁毀之列的兩千多種圖書從此銷聲匿跡。
• 獨立學者周英杰[26]：你當然可以說它是一項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但也完全可以說它是“閹割”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項“缺德工程”。
• 历史学者张宏杰：「经过康熙雍正两代文字狱，清王朝思想专制已经大大加强。乾隆皇帝又通过修四库全书，开展“消灭记忆”运动。」[27]
• 中國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规划发展司副司长李建臣認為，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一次戕害。只要是被认为对清朝统治不利的著作和图书，就会毫不犹豫地统统毁掉，被销毁的各类图书典籍在3000余种，6万余卷，15万册，70多万部。这导致中华民族的一些优秀思想文化成果和善本、孤本、秘本、禁毁本等一大批珍贵史料典籍永远消失，甚至对明代皇家档案和有关明朝类的史书、笔记等也进行了系统销毁。由于《四库全书》是国家强行征集，民间所珍藏的典籍无一漏网，尽皆被毁[21]。
• 季羡林評論《四库全书》為「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官修丛书，是清乾隆皇帝诏谕编修的我国乃至世界最大的文化工程。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收书3503种，79309卷，存目书籍6793种，93551卷，分装36000余册，约10亿字。相当于同时期法国狄德罗主编《百科全书》的44倍。清乾隆以前的中国重要典籍，许多都收载其中。由于编纂人员都是当时的著名学者，因而代表了当时学术的最高水平。乾隆编修此书的初衷虽是“寓禁于征”，但客观上整理、保存了一大批重要典籍，开创了中国书目学，确立了汉学在社会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具有无与伦比的文献价值、史料价值、文物价值与版本价值」[28]。
• 史學家龔書鐸評價：「乾隆年间《四库全书》的编纂，为华夏文明的延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后人保留了许许多多珍贵的书籍和资料，但是，在编纂过程中，也免不了发生许多令人遗憾的事情」[29]。
• 梁啟超：「乾隆中修《四庫全書》，其書之採自《永樂大典》者以百計，實開輯佚之先聲。此後茲業日昌，自周秦諸子，漢人經注，魏晉六朝逸史逸集，苟有片語留存，無不搜羅最錄。」[30]
• 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新清史學派學者歐立德指出，乾隆從一開始就想通過編纂《四庫全書》來對學術和文學的發展加以審查的說法有失公允。乾隆的初衷是「蒐集和保存古今之圖書」，以塑造出自己是「文化巨人」的正面形象，儘管乾隆期間的文字獄帶來種種亂象，但並非是乾隆一個人的責任，他指出，許多文字獄的判罰雖然以朝廷的旗號進行，但這並不能說明大規模的審查得到了乾隆本人的授意，雖然這和乾隆的「報復心」有關，但「底層官員的熱情和野心以及地方上發生的那些與地主士紳相關的瑣碎紛爭至少也應該承擔同樣的責任」。乾隆不出面阻止的原因，是因為清朝皇帝的皇權實際上並不是無限的，乾隆無力阻止官僚擴大化文字獄。哈佛大學歷史學家、漢學家孔飛力以「叫魂案」為例，指出「清代皇權並非真正意義上的獨裁，皇權與官僚制度存在不穩定的依存關係，皇權必須隨時提防來自官僚制度的惰性威脅」。中國歷史學教授高王凌在也提出過相似的概念「反行為」，高王凌認為清代官僚對於皇權只是在表面服從的前提之下，在暗地裡卻幹著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貓膩行為，從而將皇帝的意志「反過來」[31]。

•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四庫全書總目》/《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
•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二十卷
• 《四庫全書薈要》一萬二千冊
• 《四庫全書考證》一百卷
• 《武英殿聚珍版叢書》

维基共享资源中相关的多媒体资源：四庫全書

• 《欽定四庫全書》掃瞄版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 龍藏
• 永樂大典
• 四庫禁書
• 續修四庫全書
• 乾隆帝
• 翰林院
• 北四閣
• 南三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