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

荷蘭人1654年繪製的《大臺北古地圖》。

根據記載，臺北最早為平埔族原住民凱達格蘭人生活之地[6]。從17世紀初西班牙統治時期開始，到荷蘭統治時期乃至清治初期，均被統治者視為化外之地，未有大規模開拓。

法國人1735年繪製的臺灣地圖，圖為漢人與清廷實際控制的區域。

福建臺灣承宣布政使司衙門，攝於約1901年。

1709年，泉州人陳天章、陳逢春、賴永和、陳憲伯、戴天樞合股立陳賴章墾號，向臺灣府諸羅縣申請開墾大佳臘（之後多寫作「大加蚋堡」）地方，成為臺北盆地開墾活動的開端。1723年，巡臺御史吳達禮報請朝廷增設淡水廳，並管轄大甲溪以北，臺北市也因此首度納入漢人行政體系[7]，但當時的臺灣仍以臺南作為政治、經濟中心。

19世紀中葉，淡水河流域的物產貿易（特別是茶葉）興起，艋舺（今萬華）及大稻埕（今大同區西南部）先後成爲重要貿易據點，臺灣經濟重心逐漸北移，清代官方決定在艋舺與大稻埕間的田野地，興建臺北城做為行政中心，於是1884年臺北城城垣正式落成。1885年臺灣建省，劉銘傳擔任臺灣省首任巡撫，開始建設大稻埕至基隆與新竹的鐵路，加強郵電、道路等基礎建設，並將臺灣巡撫衙門及布政使司衙門設置於城內（現址為中山堂），臺北的都市雛形至此已初步建立。1894年，繼任巡撫邵友濂正式將省會由橋孜圖（今臺中市南區）移至臺北，奠定臺北至今為臺灣政治和經濟中心的地位。

大島久滿次銅像，以及森山松之助設計的臺北州廳舍（今監察院廳舍），攝於1910年代。

臺灣總督府建築在1945年遭同盟國軍隊轟炸受損。

1895年，大淸帝國於甲午戰爭戰敗，將臺灣割讓給日本，臺北仍作為日本統理臺灣的政治中心。[8]日治初期以原有的兩座衙門作爲臺灣總督府，直到1919年總督府新廳舍（今總統府）落成爲止。1900年起，日本政府拆除臺北城牆及西門，在原址闢築四條三線道路，興建自來水及下水道系統，以原臺北城內的區域（日人稱爲「城內」）作為中樞政府廳舍集中地，以及在臺日本人的商業地帶，並分階段進行市街改正計劃，街道和建築風貌略爲西化，另外也興建公園及其它公共建築，臺北逐漸具有現代都市的型態。自此，臺北城慢慢由中國傳統模式，變成中西混合的現代化城市佈局與運作模式，尤其日治中央政府所在的官廳集中區之現代化建設，對今日臺北城面貌影響最深。1897年日本政府為在臺北城進行地下水道修建工程，利用現代測量儀器繪製《臺北及大稻埕、艋舺略圖》，精準紀錄臺北城廓與街道樣貌，相較於之前不精確的中式地圖，更能滿足殖民政府軍事、政治管理與經營上的需求。1897同年開始到1901年，日本政府拆除部分城垣，以利於鐵路交通建設，可說是臺北城現代化的開端，臺北城也從防禦城變成開放城市。[9]

1920年10月1日市制實施，成為臺北州轄臺北市，與同時成立的臺南及臺中為臺灣最早的三個市。二戰期間，美軍空襲臺北，造成破壞及市民傷亡，日本戰敗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代表同盟國在臺北公會堂（今中山堂）舉行受降儀式，日治時期劃下句點。

臺北101位處的信義計畫區是臺北都會區中心商業區之一。

攝於西門町商圈中影新世界大樓（左）與錢櫃臺北中華館（右）間的夜景。

1945年9月，臺灣進入戰後時期，1945年11月1日設為省轄市，至1949年12月中華民國政府因第二次國共內戰失利退守臺灣之後，於10月起將中央政府所在地設立於臺北市。隨著中華民國政府來臺的200萬中華民國國軍官兵與中國大陸各省平民、以及1960年代眾多中南部民眾北上求學、工作的風潮，使臺北市的人口快速增加、市民結構趨向多元化。過去在美援的挹注下，逐步進行道路、住宅社區、學校等公共設施的新建工程，城市開發原以三市街爲中心，集中在建國南北路以西的舊市區，自1960年代末期，開始向東邊的大片田野地拓展。1967年7月1日，臺北市升格爲直轄市，隔年再將原屬臺北縣（今新北市）的內湖鄉、南港鎮、木柵鎮、景美鎮和原屬陽明山管理局的北投鎭、士林鎭納入轄區。

1970年代至1980年代以後，臺灣經濟快速成長，臺北市邁入都市開發的高度發展期，商業重心也開始逐漸東移至臺北東區，三市街所在的西區則相對顯現發展衰退的態勢。在高度發展之下，嚴重的交通問題亦隨之而來，直至1990年代，臺北市區臺北鐵路地下化專案、臺北捷運、快速道路、公車專用道等交通建設陸續完成之後，才紓解交通上的壓力。

隨著臺北市政府與臺北市議會的搬遷與進駐，東區的信義計畫區快速發展為臺北的中心商業區，西區的西門町、大稻埕等聚落也開始進行更新計畫。21世紀後，臺北市陸續主辦第21屆夏季聽障奧運、2010年國際花卉博覽會、2011年世界設計大會、2017年世界大學運動會等大型國際活動，加上曾爲世界第一高樓的臺北101落成，增加臺北市的國際能見度。根據美國科爾尼諮詢公司公布的2014年世界前84大城市排行，依照商業影響、人才、資訊交流、文化及革新能力等5項行為，臺北市排第40名，最佳成績是2008年的34名。[10]

今日的臺北市包含12個區，面積為271.7997平方公里，人口超過260萬。而臺北都會區面積為2,457.1253平方公里，人口約704萬，包括臺北市外圍的基隆市、新北市的蘆洲、三重、新莊、板橋、中和、永和、新店、汐止、樹林、土城、五股、泰山、淡水，由上述2個城市都區與臺北市共同組成的大型都會區，這片區域又泛稱大臺北地區或雙北市。

臺北市中心區域位於臺北盆地腹地中央，大屯火山群（活火山）位於市區北邊與新北市接壤處，整個山系於市區內大致向南延伸並趨緩，直抵圓山、大直與內湖等地，是臺北市境內最大的山系；最高的七星山為1,120公尺，第三高的大屯山為1,092公尺，山系中心地帶與北投側的外緣地帶有不少火山地形。市區東邊的內湖、南港與南邊的木柵多為丘陵地形；標高約300多公尺的南港山系（拇指山系）則橫亙於信義、南港兩區之間。

淡水河流域圖。

臺北市境內的河流大部分屬於淡水河流域。淡水河的支流新店溪從臺北盆地的南邊流入，與其支流景美溪合流後，形成臺北市西南方與新北市的自然邊界。河道向西北蜿蜒流經景美、公館、古亭等地，至萬華附近與大漢溪合流後，始稱為淡水河。此後向北流經大稻埕、社子，至關渡附近與支流基隆河會合前，亦形成臺北市西方與新北市的自然邊界。基隆河自盆地東北邊流入，經南港、松山、內湖、士林、北投等地，橫貫臺北盆地的北半部。過去因河道極為彎曲，每遇大雨常有水患，因此在南港至士林間的部分河道實施過截彎取直工程。景美溪係由盆地東南邊流入，橫貫文山區後於景美注入新店溪。另有發源於盆地北側山區的磺溪、外雙溪等河流，匯集後注入基隆河。

臺北市位於北緯25度線附近的海島上，地處東亞大陸與太平洋之間，深受乾冷的蒙古高氣壓與暖濕的太平洋高氣壓交互影響，形成了副熱帶季風氣候。日照時數和地球多數地方相較之下較少，除了7月至9月晴天較多之外，其他季節大多是陰雨綿綿的天氣，冬半年平均日照時數甚至低到每個月僅有70~100小時。

3月至4月為春季、5月至9月為夏季、10月至11月為秋季、12月至次年2月為冬季，但相對溫帶較為溫暖。有時受到全球暖化或特殊的氣候變化影響，也會出現較暖的冬天，或是較冷的春天（如2005年2月至3月蒙古高氣壓帶來的強烈冷氣團，使得臺北的溫度少見地降至攝氏5.6度，鄰近臺北的淡水更出現攝氏3.9度的低溫）。由於位在東亞季風帶內，因此氣候也受東北季風（冬季由東北方吹來含有許多水氣的季風，此風也是在冬季帶給臺灣北部降水的主要來源）影響。也因為有東北季風的影響，才不致使淡水河有因水量不足而斷流的問題。

同時臺北市地處海島，使臺北市縱然地處北回歸線以北，冬季氣溫仍比地處北回歸線以南的華南沿岸城市為高2至3度（如廣東沿海等縣市）， 因此可達16度左右。因為一般大陸性的強冷空氣過海後會變得溫和且水份增多，所以臺北能下雪的機會，也比香港、澳門等歐亞大陸沿岸城市為低。不過，在2016年1月24日北半球超級寒潮侵襲時段，臺北市有出現雨夾雪，當日最低氣溫為4度，為氣象站首次觀測到固態降水。因此台北周圍山區，仍然是有冰雪天氣的可能性。

另一個特殊的氣候特徵：因為市區主要位於臺北盆地中，氣候深受盆地地形影響，夏季因盆地周圍的高山阻擋，不易使熱氣排出，市內的氣溫通常較周圍地區高出攝氏1度至2度。進入冬季後，市區周圍的山地與丘陵容易形成地形雨，溼冷天氣居多，儘管溫度比台灣中南部平原地帶或中國大陸沿海城市高，體感溫度卻比實際溫度還要更冷，台北仍較會感受到陣陣涼意。每年5月前後，由於蒙古高氣壓與太平洋高氣壓交會形成鋒面，使得臺灣進入梅雨季節，此時臺北的降雨天數也會增加，夏季也經常會因為上升氣流旺盛，形成午後雷陣雨。

隨著全球暖化導致極端天氣不斷增加，加上熱島效應，臺北市氣溫近年不斷創新高（如2020年7月24日測得39.7℃，創下臺北氣象站自1896年設站以來的最高溫紀錄，且歷史前五名高溫有四次出現於2020年[12]），夏天出現38度或以上的高溫日子會顯著增加，而冬天出現10度或以下的寒流會減少，2017年及2019年臺北市更沒有出現攝氏10度或以下低溫，創1951年有紀錄以來整年都沒有寒流報到的紀錄。[13]

氣候數據

• 年平均气温：23.0°C。
• 最冷月（1月）平均气温：16.6°C。
• 最热月（7月）平均气温：30.1°C。
• 极端最低气温：-0.2°C（1901年2月13日）。
• 极端最高气温：39.7°C（2020年7月24日）。[14]

臺北市行政區劃圖（1968～1990）

現行臺北市行政區劃圖

臺北設有自主的政府機構，乃起始於1875年，當時臺北盆地一帶屬於臺北府及其轄下的淡水縣。進入日治時期後，臺灣總督府在1920年進行行政區劃改革，以艋舺、大稻埕、城內三個市街為基礎，設立臺北市，隸屬於臺北州；1938年進一步將松山併入臺北市。

1945年，臺灣進入戰後時期後，臺北市成為臺灣省的省轄市，並在1956年以前為臺灣省省會（後遷至南投縣中興新村），當時設有城中、延平、建成、大同、中山、松山、大安、古亭、龍山、雙園等10區。1967年7月1日，臺北市升格為直轄市，成為中華民國在臺灣第一個直轄市。1968年7月1日，原隸屬臺北縣的景美鎮、南港鎮、木柵鄉、內湖鄉，以及陽明山管理局所屬之士林鎮、北投鎮等6鄉鎮劃歸臺北市管轄。

1990年，臺北市重劃行政區，將原來16區調整為今日的中正區、萬華區、大同區、中山區、松山區、大安區、信義區、內湖區、南港區、士林區、北投區和文山區等12區。重劃情形大致為：龍山區、雙園區及古亭區西側合併為萬華區；城中區、古亭區中部合併為中正區；古亭區東側與松山區中西部併入大安區；大安區東側與松山區南半部劃出，新設信義區；景美區、木柵區合併為文山區；建成區、延平區併入大同區。[15]

臺北市的人口總數約260萬，在全國各縣市、直轄市中排名第四，人口密度則居第一，近年來由於市中心房價高昂，舊市區老舊及人口老化等問題，造成人口呈現穩定的流失狀況，多數各地移民以居住臺北都會區副都心的新北市為主，是許多在臺北市工作的人口實際上的居住地區，因市區跟臺北市區僅淡水河之隔。另六都改制後臺北市遷往其他五都的現象更加顯著。

• 總人口30萬以上：大安區
• 總人口25至30萬：內湖區、士林區、文山區
• 總人口20至25萬：北投區、中山區、信義區
• 總人口15至20萬：松山區、萬華區、中正區
• 總人口10至15萬：大同區、南港區

截至2021年1月底止，各行政區面積與人口統計如下[16]：

• 人口消長計算方式為本月人口減去上月人口，負值以紅字表示，正值以藍字表示，沒有增長以綠字表示
• 1.高度成長：暫無
• 2.穩定成長：暫無
• 3.成長停滯：暫無
• 4.輕度外流：暫無
• 5.嚴重外流：南港、大同、中正、萬華、松山、信義、中山、北投、文山、士林、內湖、大安

自2000年起，在各區之下增設次分區，作為輔助的行政區域。各區依據實際發展情形，配合各里特色，劃定4至7個次分區，將具有鄰近特性，文化、歷史特質類似的數個里集結起來，以求有效利用鄰里資源，並凝聚居民向心力，相互合作以共同推展市政建設。至2010年11月止，臺北市共有68個次分區。

護城壕圍繞的臺北城地圖。

臺北城西門（寶成門），於1905年拆除。

臺北的發展，从淡水河东岸艋舺小集市形成聚落起，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清朝政府1875年在臺北设府治，1885年，把臺湾划为一个行省，臺北为省会。1879年修筑了臺北城，格局近方形，城内采用东西与南北正交的棋盘式道路系统，但城墙线与道路不正交。城设五门，其中仅丽正门（南门）对准正南，全城背靠大屯山，面向新店溪。城的主轴北起天后宫（今國立臺灣博物館），南至丽正门，东西城墙则交会于大屯山主峰七星山。

1930年代的臺北市街圖。

最初是由松崎萬長與渡邊萬壽設計的臺灣鐵道飯店。

日本殖民時期的臺北城市規劃，相當程度上是參考歐洲大城市的經驗，特別是拆除舊有城牆，擴大城市發展區域的概念。自17世紀以來，像是倫敦、巴黎、維也納、柏林與阿姆斯特丹等城市，先後拆除城牆，進而重新整頓城市。[18]臺北在拆除舊城牆後，決定鋪設四通八達的街道。日治總督府民政局臨時土木局主要仍依循舊規，依照城內傳統布局規畫新道路，例如延長北門街（今衡陽路），特別是向南擴建，成為貫穿南北城區的道路，南段部份則為文武街。至於作為城市中軸線的府前街（今重慶南路一段），如今貫穿整座城市。此外，也鋪設許多東西向道路。使傳統上以軍事防守為出發點的城市，轉變為注重交通需求的現代化城市。至於城內街區，當時的規劃邏輯，是將整個城市劃分為52個街廓（Block）。[19]受限於舊有街道、建築並不成正角對稱，新街廓的外型往往也呈現各種不對稱矩形、不對稱多邊形。以街廓為單位，新城市也發展出與清代沿著街路兩側發展的線性模式截然不同的樣貌。[20]此外，在建築材料上，臺北官廳集中區也有其獨特之處：許多建築大量運用紅磚。由松崎萬長與渡邊萬壽設計，在1908年完成的臺灣鐵道飯店，是當時最有代表性的案例之一。[21]

每天可供12萬人口、2萬噸用水的臺北水源地慢濾場，是臺北自來水邁入現代化供水系統之始。圖為1908年完工的臺北水道水源地唧筒室內部相關設備。

歐洲自19世紀以來的都市規劃，強調視覺美感與功能並重，以幾何型態和對稱空間結構為基礎，放入機能性建設，其中包括道路、水道、衛生設備，以及各類型官廳行政機構。[22]對於日本而言，西方的這套都市規劃相當值得學習，歐化之後，更繼續以臺灣各城市，尤其是臺北城，實驗現代化城市建設。就此角度而言，臺北也可說是當時全日本最為先進的城市之一。後藤新平以後成為東京市市長，可說明這種歷史趨勢[23]。後藤新平於1890年前往德國留學兩年，並且極為讚賞俾斯麥的治國政策。後藤新平1889年便主張將國家視為有機體，將國家事務治理廣義定義為衛生治療，衛生問題解決後，國家機能才能運作，也才能健全國體；主政者是醫生，政府官員應以客觀科學、生物學、醫學的方式認識國家病源與問題，用客觀、理性、現代科學的方式治理國家，所以衛生制度與衛生機關的建立和保健制度的確立是健全帝國的必備條件。[24]19世紀下半葉歐洲新興的強國，正像一個生命力旺盛的有機體，試圖使用各類現代化、科學化的方式治理，而強國的城市，例如德國柏林，正快速擴張與科學理性規劃，漸漸由地方城鎮轉變成現代國際性首都。[25]規劃柏林都市發展的專家霍布利希德（James Hobrecht，1825 ─ 1902）曾在1887年受邀至東京考察，當時陪同調查的後藤新平深受影響。日後任職衛生局的後藤新平特別重視各類衛生調查工作，到臺灣的第一項工作，也是先做科學式的調查。[26]後藤新平隨著1896年考察團來臺，馬上開始調查臺灣全島衛生設施、上下水道設計。隔年調查成員便向總督提議，將臺北市街下水道設計與道路擴建工作合併共同規劃。另外，臺北城的發展也受限於城內街道佈局與城廓上的不協調。在考察團來臺的同一年，臺灣總督府設置民政局臨時土木局（民政部土木局的前身），當時聘用具有土木科專業背景的長尾半平與濱野彌四郎兩人，從1899年起，接下來十年，共同推動臺北城區的現代化發展。[27]

自榮町附近遠望總督府建築，攝於約1919年至1945年間。

榮町通（今衡陽路）街景。榮町有「臺北銀座」之稱，區內有臺灣第一家百貨公司——菊元百貨店（1932年）與第一座紅綠燈（1935年）。

當臺北在進行大規模改造時，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認為，建築即為「文裝的武備」，換言之，「把城市興建看成是一種軍事武備，是國家強盛的必要裝備，可防備抵抗運動」。[28]後藤新平在德國留學期間，曾親眼看到柏林如何從地區性城市，變成全德國、全世界等級的國際大都市。因而來到臺灣後，也想要將同樣的規劃概念運用在臺北市，使這座城市擁有相當完善、便利的現代化機能，具有抵抗各種挑戰的抗體。事實上，後藤新平之後在1920年至1923年擔任東京市長期間，也提出大規模的都市改建，很多項目都和當年的臺北城市改造一樣，包括完善的水道系統、充足的公共設施、開闊便捷的街道、將城市傳統融合現代需求等。雖然東京的改造因為政黨競爭、缺乏中央政府支持等因素而難以順利執行，依然可以看出，他的臺灣經驗反而回過頭來影響東京城市的發展。[29]

北門街（今博愛路）臺北郵便局暨臺北電信局附近街景，攝於約1913年到1930年間。

雖然規模不比歐洲現代化城市，但在日本人接收臺北時，該城已經是個頗具現代化的城市，而且擁有相當明確的官廳集中區，內含財政、經濟、軍事、商務、郵政、電信、電報等重要功能。從臺灣歷史來看，臺北可說是近現代化過程中的一個新嘗試。當時許多日本人也相當想要實驗現代化的官廳集中區，在臺北這塊殖民地上，較為年輕的建築師或官員，可以更不受傳統阻礙，在既有基礎上，更進一步施行現代化。[30]從1900年公布的《臺北城內市區計畫》可知，初期計畫僅限於城內地區，明顯是想利用清代的「官署集中區」，大肆開發遺留房舍或空地，作為未來新政治核心區域。在不久後，繼續發展成更完整的「臺北城官廳集中區」。[31]

小山不老入選1931年第五回臺灣美術展覽會作品〈新公園所見〉。

1935年作為臺灣博覽會第二會場的臺北新公園（今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及其附近街區。

1905年時，日本總督府公佈第三個版本的臺北市現代化計畫。比起先前版本，新版本的範圍不侷限在臺北城中心，而是擴及到其周圍的艋舺、大稻埕，以及東門、南門及三板橋（南門以南及南門東南地區）一帶，規模顯然大上許多。主要負責人依舊是後藤新平的愛將長尾半平。[32]根據當年的《臺北區改正圖》可知，新計畫在傳統的棋盤式方格佈局上，增加許多歐洲自巴洛克時期、啟蒙運動以來的幾何造型與空間概念。例如城牆拆除後的空間，原先討論規畫成公園廣場，最後還是決定規劃三線道的林蔭大道，成為日後大臺北市的重要交通幹道。[33]當時公佈的計畫中，已經可以看出臺北新公園（今228和平紀念公園）的規劃，它與官廳集中區的關係密切，被納入整體計畫，成為重要都市新景觀的一部分。[34]

1935年臺灣博覽會第一會場。由臺北公會堂（今中山堂）周邊往南延伸至小南門前之三線道道路（今中華路）。

日治時期三線路。

臺北城牆拆除時，位於轉角處的角樓地方，放置放射狀圓環，主要幹道由此向外延伸，成為各區塊的重要連結點。除了交通功能，也刻意利用這些圓形交叉點，塑造特殊城市景觀，配合林蔭大道，使之成為城內新地標。東北邊的圓環成為今日忠孝東路與中山南、北路的交叉點；東南角圓環處則配合三角形岔路往東南方，也就是今日愛國東路與羅斯福路一段兩馬路所形成的交會點。在更往外的地方，運用更多三角形道路、不等邊四邊形、錐狀道路系統，連接臺北城與城外東南地帶、新店溪旁的區域，規劃上相當靈活多元。至於今日的羅斯福路、南海路、金華街、林森南路等，也是當年為了強化交通的五線道路。北門圓環是由五條放射狀道路圍繞，原本城牆所在區域變成今日忠孝西路與中華路一段，當年就是美麗的林蔭大道。[35]西半部的規劃，同樣大量運用三角形、不等邊四邊形、斜向道路等手法，強化舊有的道路系統。此時的新道路之寬度共有兩項標標準，一為72.8公尺，另一為145.6公尺。[36]

1936年完工的勅使街道（今中山北路）。

臺北公會堂附近景觀，攝於1945年。

臺灣劍潭神社於1900年完工，臺灣總督府則是在1919年興建。[37]在當時的規劃中，刻意規劃一條世界級規格、橫亙臺北城的南北向重要道路（今日中山北路）以連接兩處，其在1936年完工。[38]當時採用「地帶超過收用法」處理兩旁景觀。該法意味著，「除了原有道路用地外，也徵收道路兩側連帶的區塊，如此一來，可同時將周邊不完整的土地同時納入城市規劃中，或者再規劃入公共建設預定地中作了規劃以後的區塊，以高價賣掉，收購者需依照規劃加蓋，因此，整塊區塊與建築都有統一整齊的面貌」。[39]整體而言，新版本的城市規畫，其道路系統更注重往東西向延伸，南北巷道路為輔助。這種規畫概念其實也有生物學上的原理，考量到臺北城多吹東風，東西向道路可減少灰塵累積，也能有充足陽光，可說是相當符合日本政府提倡的衛生概念。[40]改造臺北城市的過程中，不可否認的，日本殖民政府確實比較沒有善待城內古蹟。以東京為例，明治政府在首相伊藤博文的帶領下，與德國建築師恩德與伯克曼（Ende & Böckmann）合作主持「日比谷官廳集中計畫」。計畫中盡可能保留江戶城的原貌，特別是の字形向右渦旋旋轉組成的城廓，包括本丸、二丸、三丸、西丸和北丸，除了天災之外，必須加以完整保存，更不可拆建，妥善保存後成為今日「皇宮居留地」。不過在臺灣，不僅有強力公權力介入景觀重建，甚至利用1911年的風災後重建工程，大肆拆除清代建築與木造平房，實施「京町改築」都市計畫與公共衛生建設。大幅改造的結果，使臺北城與歷史、傳統有了相當大的脫離。日後日本施行的都市相關法規，依舊缺乏保護古蹟、歷史建築的思維。[41]在此環境下保留的舊城門：東門（景福門）、大南門（麗正門）、小南門（重熙門），北門（承恩門），算是少數特別案例。以後藤新平為領導，以長尾半平為主管，以野村一郎為輔佐的年輕都市規劃群，將城門設計成圓環功能，並和巴洛克造型結合一起，使臺北城的樣貌加入現代性特質。[42]

森山松之助設計的臺灣總督府廳舍（今總統府），攝於1934年。

臺灣總督府廳舍（今總統府）建於1912年至1919年，是日本殖民政府在臺北興建的官署建築。此建築為歐洲歷史主義（Historicism）下的新文藝復興風格，造型與結構強烈受到歐洲19世紀歷史主義風格與功能的影響。總督府廳舍位於臺北舊城內，座西向東，整座建築是由四條長形長翼圍繞，組成封閉式的矩形結構體，這組矩形建築整體，中央貫穿主軸中翼，將矩形建築圍成兩個中庭，建築物正面主樓中央，有一高達60公尺的樓塔，與當時當地其他建築比較，是最高與顯著的建築。[43]臺灣總督府首要功能是行政機構，但同時也代表殖民統治者的執政權威，尤其建築師嘗試利用西式造型來表現建築物的現代化與高效率外，也同時借用東方建築空間佈置上的中軸理念來突顯執政者的權威形象。[44]

臺灣總督府正面設計有西式建築市政廳的面貌與外表，是地方政府規格，但內部空間以中央縱軸線的組成，卻是帝國模式、全國中央級的規格。主要建築師為森山松之助與長野宇平治。森山松之助巧妙地把高塔與穹窿同時設計在一個建築體內，雖然高塔與穹窿、地方與中央是兩種相對立的造型與象徵，但總督府卻同時擁有高塔與穹窿，是地方，也是中央，更具皇族氣派。總督府中央縱軸線上的曲錐穹窿雖然不如其它歐洲穹窿高大，且隱藏在正面樓塔之後，從整棟建築外表看並不非常顯眼，但卻是放在整座建築的中心位置，穹窿下敞廳是整座建築最華麗氣派的部位，以中國建築中軸線分析，它正符合東方尊卑倫理觀念，越在中央越顯建築體地位尊貴，曲錐穹窿因在高塔與四翼之後，所以也有東方宮殿隱密、幽靜深遠與深不可測的肅穆。所以正面外表看是講究行政效率、辦公實用的市政廳官署建築，內在卻隱藏著具有帝國宮殿氣派中央級的穹頂。長野宇平治則開創倒「日」字形平面結構在亞洲的使用先例，1936年東京國會議事堂直接仿自臺灣總督府，也沿用了此倒「日」的平面設計，借助森山松之助的巧妙修正，使總督府同時具備地方政府與帝王宮殿的雙重性格與特徵。在兩位建築師的精心創作下，臺灣總督府成為當代稀少的建築融合體，它把當時藝術、文化、政治的衝突，恰當的化解開來，且把地方精神與中央精神融為一體，反應了整個臺日接觸的時代精神內涵。[45]

臺灣總督府鳥瞰，攝於日治時期。

1945年美軍航測圖，可見日治末期基隆路走向。

臺灣總督府新廳舍位於臺北城的正中心點，符合東方建築中心軸線思想的理論，它與清末一樣，仍是政治權力的中心，但另一方面建築本身採東西橫軸向，破除了傳統坐南朝北的縱軸線佈局與風水觀，符合當時日治政府提倡向東，面向陽光，較明亮、採光佳，較現代衛生、空氣流通的原則。早在總督府廳舍設計競圖比賽公佈（1906年）之前，新廳舍敷地（預定地）的地點、位置、面積及方向都已確定，由1905的《台北市區改正計畫圖》中可看出未來總督府新廳舍正門朝東，位於原來清代的文武街上，正面大門面對東門街（今凱達格蘭大道），直通東城門，在此新的市區規劃中，東城門城牆已拆除，且利用圓環及五條放射星狀道路規劃，使東城門成為新的重要交通聯繫點，未來總督府便面向此交通要點；長野宇平治與森山松之助為臺灣總督府所設計的中軸線正好連接上東城門延伸出來的東西軸線，除了總督府建築本身外，中軸線正借東西軸道與東側新市區相連接，由1950年10月公告第一九九號公布《台北市區改正計畫》中，可預知城東側新市區東向幹道將成為市區街道之主軸，總督府中軸線正是這條新主軸幹道（今凱達格蘭大道與仁愛路）的起點。總督府的東西向中軸線與面朝東向的規劃，預告了未來臺北新城向東擴展的趨勢，由1932年《台北市區計畫街路及公園圖》中分析，總督府中軸線的東西走向，的確調和了清末以來單重南北縱向發展的缺失，使縱橫軸線交錯的棋盤道路網更為周全密集。不管舊城區或新市區的規劃，也因加入更多數學理性造型，如圓形、橢圓、半圓、錐形、三角形等西式造型，像圓環、放射星狀道路、廣場等建築元素，使方格佈局與幾何佈置結合，原本封閉的城市格局慢慢轉變為向四周開放的城市格局，以多元取代單一，臺北城市面貌因此更現代化、更進步。[44]

從臺北101鳥瞰臺北市區。

臺北市夜景鳥瞰，攝於2018年。

戰後臺北市城市的發展歷程，與戰前日治時期都市計畫密切相關，1945年臺灣政權易手，導致既有都市計畫制度、人員與執行產生某些變革，但整體而言，臺北市既有都市計畫體系並未產生根本性改變。既有之道路規劃、大型都會公園開闢大致依照舊有計畫進行[46]。

戰後，臺北被規劃經營為臺灣的政經中心而持續發展，由於上百萬軍民於1949年隨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撤退至臺灣，加上1960年代中央政府大力推動「出口導向」的輕重工業政策，成立加工出口區、推行十大建設，此時青壯年大多前往臺北、高雄找工作[47]。臺北市的人口快速增加，除此，道路、住宅社區、學校等公共設施的新建工程也開始逐步進行。

1960年代起，中央政府在臺北開展耗資上千億的臺北防洪計畫[48][49] ，是戰後臺北都市計畫體制更異的第一個關鍵期。臺北從1960年代初引入聯合國專家的指導、都市計畫體制本土化的試行到臺北市改制院轄市後的觀念與體制革新，為戰後都市計畫推行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時也接軌了高度經濟發展時期的1970年代與1980年代[50]。此開發進程自1980年代起，東區正式形成副都心，信義計畫區亦陸續快速發展[51]，而在這個時期中，南臺灣地區受到石油危機影響，石化及重工業開始沒落、加上中央政府的行政資源集中於北部（重北輕南），使得更多勞工往北臺灣遷徙[47]。在這段期間，臺北城市的商業重心從這時候開始從擁擠的舊城區逐漸向東移，早期有南京東路、民生東路的金融商圈，後期則以1980年代信義計畫區的開發最具指標意義，目前臺北市的行政中樞臺北市政府與臺北市議會分別於1994年與1990年搬遷至信義計畫區內，目前區內除了指標性的臺北世界貿易中心、臺北101之外，周邊還有許多企業集團的辦公設施，如國泰金融中心、新光銀行總部大樓、華南銀行總部大樓、南山人壽（臺北南山廣場）、遠雄集團總部大樓、ING安泰人壽、震旦行、群益證券、摩根大通金融大樓、花旗銀行臺灣總部、中油企業總部、克緹國際大樓等。而為改善東、西發展不均的狀況，2014年上任的臺北市市長柯文哲也力推西區門戶計畫，期盼復興老舊城區、翻轉東西軸線。

臺北城市風貌一景。

臺北市夜景一瞥。

臺北市議會議席分布圖。

臺北市政府作為臺北市地方自治事項的最高行政機關，在中華民國政府架構中為直轄市自治的行政機關，並同時負責執行中央機關委辦事項，臺北市政府設有157個附屬機關、236所各級學校，此外臺北市政府還經營3個市營事業機構。

臺北市議會是臺北市地方自治事項的最高立法機關，議決臺北市法規案、預算案、市政府或市議員所提出的其他議案。臺北市議會議員，總計63席，由具有選舉權的臺北市市民選舉產生，議長、副議長則由臺北市議會議員以無記名投票選舉自臺北市議會議員中各選舉一人。臺北市改制為直轄市後的第13屆臺北市議會，自2018年12月25日開議，各政黨現有議員席次為中國國民黨28席、民主進步黨19席、無黨籍8席、時代力量2席、新黨2席、社會民主黨1席、台灣民眾黨1席、歡樂無法黨1席。

臺北市市長為臺北市政府之首長，綜理市政並指揮、監督所屬員工及機關。臺北市改制為直轄市後，臺北市市長於1967年到1994年之間，係以行政院提名人選，經臺北市議會行使同意權的方式產生，1994年《直轄市自治法》施行，臺北市市長改為由具有選舉權的臺北市市民選舉產生。臺北市市長得任命3位副市長襄助其處理市政，1位秘書長作為幕僚長，並得依法任命市政府所屬一級機關首長。1994年直轄市市長改由市民普選，市長可以連任一次。由於臺北市作為首都，亦為臺灣的政經中心，臺北市市長身為首都市長，掌握相較其他縣市的行政首長更為豐沛的行政資源，相對下也較容易吸引媒體鎂光燈的關注。而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等前任市長，於卸任後當選總統，也使臺北市市長認為是通往總統之路的跳板之一。

下表整理了1994年直轄市市長改由市民普選後，由臺北市市民選舉產生的臺北市市長。

屆次	姓名	黨籍	就任時間	卸任時間	備註
1	陳水扁	民主進步黨	1994年12月25日	1998年12月25日	民選首任
2	馬英九	中國國民黨	1998年12月25日	2002年12月25日
3			2002年12月25日	2006年12月25日	連任
4	郝龍斌		2006年12月25日	2010年12月25日
5			2010年12月25日	2014年12月25日	連任
6	柯文哲	無黨籍	2014年12月25日	2018年12月25日
7		無黨籍 →  灣民眾黨	2018年12月25日	2022年12月25日	連任

2014年太陽花學運之330反服貿遊行，圖為民眾聚集街頭。

從臺灣於清代設省於臺北城、日本設臺灣總督府於臺北市、中華民國設臺灣省政府於臺北市，到中華民國首都遷於臺北市，臺北市一直是臺灣的政治中心。臺北市外省新移民族裔比例較高，為臺灣各縣市之最：中華民國客家委員會在2004年的調查研究顯示[52]：臺北市單獨認定自己為外省族群佔15.2%，高於全臺平均的8%；而據行政院1990年戶口普查的籍貫統計，在臺北市籍貫為外省人者有703,520人，約為當時臺北市人口比例的25.49%，是臺灣地區外省族群人數最多的行政區[53]。因此從數據上來看，外省族群在臺北的影響力較臺灣其他縣市大。由於外省族群支持泛藍陣營的比例較泛綠陣營來得高，這使得泛藍陣營在臺北市的選舉較泛綠陣營佔有優勢。

2006年中華民國國慶日，民眾發動天下圍攻「倒扁」運動，圖為「紅衫軍」聚集街頭。

1987年解嚴之後，臺北市即成為集會遊行的重地。因素有三：動員與集結容易、媒體效果較佳、抗議或請願對象（政府機關）明確。以民主進步黨為首的泛綠陣營或以中國國民黨為首的泛藍陣營街頭集結抗議是十分平常的事，此現象於即使經過三次的政黨輪替後，依舊存在。1994年之後，主要政黨為爭取選票，會在舉辦選前一週的週末，在臺北街頭舉行大遊行為選舉造勢，不失為臺北街頭奇觀。即使臺北市民對於遊行與抗議已經司空見慣，但以逐次下滑的投票率來看，臺北市民近年來被政治動員的程度並未比其他都會區高。

信義計畫區一景。

內湖科技園區夜景。

臺北市為臺灣的經濟、金融中心，眾多國內外企業總部及金融機構與部分亞洲區總部均位於臺北市與臺北都會區。包括臺灣銀行、中華郵政、中國銀行、渣打銀行、法國巴黎人壽、星展銀行、土地銀行、華南銀行、第一銀行、合作金庫銀行、富邦銀行、富邦人壽、國泰金控、新光金控、台新金控、中國信託、中國國際航空、廈門航空、中國南方航空、中國東方航空、馬來西亞航空、Google、Yahoo奇摩、蘋果公司、Facebook等全國與全球知名企業都將台灣分公司或亞洲區總部設立於臺北市中心，市內產業結構以三級產業（服務業）為主、二級產業（工業）為輔，一級產業（農林漁牧業）所占比率極小。從就業人口比例來看，臺北市為典型以服務業為主的都會城市，且近8年來服務業的就業人口比例更呈現成長的趨勢。工業部分係以都市型輕工業、都市服務型工業、高科技及技術密集型工業為主；從廠商家數集中地來看，「臺北科技走廊」所在的南港軟體工業園區、內湖科技園區及開發中的北投士林科技園區是臺北市製造廠商的大本營，尤其是南港軟體工業園區與內湖科技園區更是發揮廠商群聚效果，約有六成以上的廠商聚集於此[54]。

信義計畫區商辦大樓一景。

臺北市平均房價為全臺灣之冠，2005年每坪新臺幣27萬元；2006年31萬元；2007年35.4萬元；2008年37.7萬元；至2009年7月已超過40萬元[55]；2012年12月全市平均房價來到每坪新臺幣79萬元[56]。相對於極度偏低的租金收益率，臺北市的房價堪稱全球最貴。市中心2018年第一季頂級商業辦公室的單坪月租金成本為新臺幣6,548元，在全球120個城市中排第38高[57]。它的物價水準與薪資收入相當，2018年的購買力平價在全球77個城市中排第26高，薪資則是排在第37位[58]。

到2010年3月底為止，臺北市15歲以上之民間人口約有190萬人，勞動力有106萬人，就業者有110萬人，失業者4萬7千人，非勞動力94萬4千人；勞動力參與率55.7%，失業率3.9%[59]。在外籍勞工方面，到2007年7月底為止，臺北市有49,251名外國專業人員（白領外勞），數量全臺灣最多[60]；藍領外勞則有36,778人，全臺灣第三[61]。

但是也有許多戶籍在外地的人口於臺北市就業，或從其他地方通勤至臺北市區上班。

國立國父紀念館一景。

針對街頭藝人的各項表演，臺北市政府頒予執照，維護街頭公開表演人士所應享的權益、尊嚴並提高綜合素質[62]。

在通風良好且燈光充足的捷運地下街，亦常見為數眾多的學生正揮汗練舞[63]。在歷任市長的努力下，市府所推廣的文化活動已趨於多元化，而市民所認同的青少年活動亦非僅止於用功唸書考大學[64]，有益身心、富正面意義的舞蹈運動皆能獲得市民和市府的青睞與讚賞[65]。中學生街舞社成員最主要的練舞場地分別是臺北車站、板橋、西門、雙連等捷運站，以及國立國父紀念館和中正紀念堂（自由廣場）等6大場地[66]。2008年9月已有街舞團體在國際展露頭角，取得亞洲區冠軍[67]。

許多演場會會在臺北小巨蛋舉行。

臺北是亞洲的流行音樂重鎮，也是華語流行音樂、文化創意、娛樂產業的樞紐中心。民主社會的多元開放風氣是促使臺北文化活動活絡的一大優勢。藝術、娛樂等文化創意活動密集頻繁，藝文表演場與展覽場地亦居全國之冠。除了流行音樂有國際團體、演藝人密集訪臺演出，每晚也都有不同的本土舞臺表演團體，同時在臺北市各場地個別巡迴公演。表現風格多元化，有醒世、創作實驗、冷僻、同樂、音樂、歌仔戲等劇別；主題不限政治、宗教、文化、社會，面向跨越地域之分。未來從士林臺北藝術中心、臺北城市博物館、臺北之門、華山藝文特區、松山菸廠文化園區與南港北部流行音樂中心等地標建築，將連結成一條L型城市文化創意軸線。

雲門舞集於國家戲劇院演出《松煙》。

臺北市有許多表演藝術場館，如國家表演藝術中心的國家兩廳院（國家音樂廳、國家戲劇院）、國立國父紀念館、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展演藝術中心音樂廳、舞蹈廳及戲劇廳、臺北國際會議中心、華山文化園區、新舞臺、城市舞臺、紅樓劇場、牯嶺街小劇場、水源劇場、大稻埕戲苑，以及興建中的臺北藝術中心和北部流行音樂中心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的〈翠玉白菜〉。

臺北市有許多大型博物館及典藏文物，其中位於外雙溪的國立故宮博物院為世界主要博物館之一，被譽為「中華文化寶庫」，館藏約70萬件，大部分為承接清代皇室舊藏，包含眾多中國古代書畫、金石、器物、典籍等，尤其以宋代繪畫、中國青銅器與宋瓷為重。鄰近臺北植物園的國立歷史博物館則是收藏唐三彩、中國青銅器等華夏文物的著名博物館。中央研究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所收藏自民初以來的大量考古遺物、青銅器、漢簡、圖書、中國民族學文物等國寶。國立臺灣博物館承接日治時期館藏，典藏豐富的臺灣史地資料、田野調查文物與自然標本等，是集合了人類學、地學、動物學、植物學與博物館學為一體的博物館，有「臺灣現代知識的啟蒙地」的稱號。

臺北市立美術館。

現代藝術的展覽場所則有臺北市立美術館、臺北當代藝術館、中華文化總會文化空間、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南海藝廊、伊通公園、鳳甲美術館、關渡美術館（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臺北數位藝術中心等。另外還有其他各類型場館，如社會人文相關的臺北探索館、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袖珍博物館、樹火紀念紙博物館、楊英風美術館、郵政博物館、國軍歷史文物館、海關博物館、總統副總統文物館、琉璃水晶博物館、翡翠文化博物館，以及正在規劃中的臺北城市博物館等。自然科學類的有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和臺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等。

艋舺龍山寺的圓通寶殿，殿內主尊祀奉觀音佛祖。

臺北市的宗教概況與臺灣宗教概况大致相同，以佛教、道教、及臺灣民間信仰為主。據統計臺北佛教廟宇登記有案者約為109間，道教約為174間[68]，市內寺廟中所祭祀的神祇大多是隨著閩粵漢族移民從移居地遷來。

早期世居臺北的凱達格蘭族崇尚萬物有靈的泛靈信仰[69]。16世紀西班牙會士曾傳入天主教，歷經荷西戰役後，被迫中斷。隨著17世紀漢移民帶來了屬於漢字文化圈的香火，逐漸改變臺北原生宗教風貌。在清領時期，臺灣社會普遍「重儒道輕釋佛」[70]，民眾崇尚道教與儒教三綱五常觀念，佛教較不振。當時較富盛名的代表祭典屬「臺北迎城隍」[71]。清領後期西方傳教士馬偕博士為臺北帶來了西方的基督信仰的長老教會，而臺北市的伊斯蘭教則主要由政界的穆斯林白崇禧將軍等人帶入。

濟南基督長老教會。

日治時期，傳統信仰受到一定程度壓抑，因推動內地同化政策、信奉日本神道教，總督府於劍潭山興建當時全臺最大的官方信仰中心臺灣神宮。二次大戰及國共內戰之後，大量新移民遷入，傳入諸多新宗派。1950年代之後，大規模南部、中部居民移入臺北，亦將其祖居地守護神分靈入城，此時期除了本地鄉土神以外，以祭祀媽祖、王爺、佛祖、觀音等居多。大臺北地區佛道教寺廟數量之多，冠於北臺灣，教派之廣幾涵蓋各神佛，堪稱臺灣宗教總匯，不僅佛道儒，臺北市有臺灣唯一天主教總教區天主教臺北總教區、最多基督新教與伊斯蘭穆斯林信仰人口，並為臺灣西部基督徒比例最高的行政區。

• 佛教：艋舺龍山寺、劍潭古寺、臨濟護國禪寺、十普寺、農禪寺、金龍禪寺、慈悟寺、報恩寺、昭明寺、新北投善光寺、寶藏巖、善導寺、樟山寺、佛光山普門寺、北投普濟寺、北投法藏寺、法雨寺、慈雲寺、峰碧山圓覺寺、台北法華寺、安國寺、淨光寺、士林圓明寺、台北市圓通學苑、台北市南海普陀山慧濟寺、菩提講堂、慧日講堂、台北原始佛教中道禪院、法鼓山德貴學苑、佛光山臺北道场、臺北市佛教會等。
• 道教：大龍峒保安宮、艋舺清水巖、艋舺青山宮、關渡宮、關渡玉女宮、指南宮、大稻埕霞海城隍廟、松山慈祐宮、行天宮、士林慈諴宮、西門町天后宮、料館天后宮、台北市景福宮、台北府城隍廟、臺灣省城隍廟、松山奉天宮、松山慈惠堂、松山霞海城隍廟、士林神農宮、芝山巖惠濟宮、碧山巖開漳聖王廟、萬慶巖清水祖師廟、景美會元洞清水祖師廟、大稻埕慈聖宮、臺北法主公廟、景美集應廟、萬隆集應廟、木柵集應廟、木柵忠順廟、艋舺集義宮、艋舺福德宮、艋舺龍津宮、台北東隆宮、台北火聖廟、士林街福德宮、北投區慈生宮、北投慈后宮、北投行天宮、北投代天府、北投福安宮、洲美屈原宮、廣照宮、晉德宮、植福宮、坤天亭、中華道教總會等。
• 儒教：臺北孔廟。
• 基督新教：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大稻埕教會、中山基督長老教會、濟南基督長老教會、長老教會北投教堂、臺北市召會、臺北靈糧堂、真理堂、信友堂、新生命小組等。
• 天主教：天主教臺北總教區、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等。
• 伊斯蘭教：臺北清真寺、臺北文化清真寺等。
• 其他新興宗教：理教總公所、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天理教、創價學會。

華西街夜市。

臺北市身為臺灣政經重鎮，多年來大方迎接各種不同文化，孕育出相當多元的在地飲食特色，從早餐、宵夜小吃、中式餐館到西式餐廳，種類繁多。

國府遷臺後，隨著新住民族眷大量落戶於臺北，各種中國地方口味與飲食文化相互揉合，發展出與臺灣傳統飲食習慣相融合的特色，2005年起舉辦的牛肉麵節為強調獨有飲食文化之下發展出來的民間活動。

臺北的小吃可分為市集攤販小吃與老店小吃二類。除了賣早點類的小吃攤可能限於早上營業外，夜市小吃集中在夜市裡，由於都市化程度較高，民眾活動時間相對較長的關係，許多小吃攤會經營到相當晚，因此超過午夜12點甚至徹夜經營也是常有的事情。至於歷史較久的老店、小吃則集中於發展較早的臺北西區一帶，如：艋舺（今萬華區）與建成圓環周圍，和臺灣多數發展較早的古城一樣，這些老店多集中於寺廟周圍。

茶與臺北的歷史發展、人文風俗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清朝末期，茶葉成為臺灣最大的生產與出口品，讓臺灣經濟的重心由南部轉向北部[72]，大稻埕曾是全臺第一的茶葉集散地，全盛時期曾聚集超過200家茶行。臺北盆地四周圍群山環繞，臺北市的貓空及新北市的坪林、三峽均為著名的茶產地，位於臺北市文山區的木柵觀光茶園是臺灣第一座觀光茶園，而貓空地區昔日曾為臺北市最大產茶區之一，鐵觀音為此處特色茶種。

2020年11月底每年舉辦為「臺北冬起來」，是臺北市的冬季系列活動的項目

• 繽紛耶誕玩臺北&公館聖誕季
• 臺北最High新年城（since 2003）暨台北101跨年煙火表演
• 台灣年味在臺北
• 臺北春節活動
• 臺北燈節

臺北小巨蛋的主館設有15,000席座位，副館設有800席座位。圖為2011年在副館進行的四大洲花式滑冰錦標賽。

臺北市體育的主管機關為臺北市政府體育局。馬英九擔任臺北市市長期間（1998年—2006年），臺北市體育處對臺北市的體育發展以「處處皆可運動」、「人人喜愛運動」為目標，以全民、學校、高齡、青年、障礙和菁英等不同民眾，鼓勵運動，設立大型賽場公共運動空間，並規劃於12個行政區設立市民運動中心[73]。

設有20,000席座位的臺北田徑場。

大型體育場館方面有臺北田徑場，中型體育場館包括臺北小巨蛋、臺北市網球中心、天母棒球場、臺北和平籃球館和臺北體育館等，用以舉行市級運動項目；除此之外，各行政區的區級休閒、運動中心也漸次啟用或著手興建[74]，於2003年至2010年陸續完成啟用[75]；每年並由各區的體育會舉辦不同規模的路跑競賽，以利於提升運動風氣。未來以現有松山菸廠為基地整建成的臺北文化體育園區（臺北大巨蛋）將整合體育、娛樂、商務、城市文化與歷史為一體的又一大型市民空間。

近年則由於國際能源危機所致，市府積極鼓勵市民多從事戶外休閒活動[76]。例如興建公園、廣闢綠地、整平騎樓走道[77]，方便市民帶著家犬與家人在外一同遊樂；並學習法國巴黎，鼓勵民眾親近水岸；與廠商合作，在觀光景點添置並推廣自行車（鐵馬）以為代步工具[78]，首開優良風氣之先，間接改善交通，也為地球減少空氣污染貢獻心力[79]。

臺北市網球中心可容納15,000席座位，包括圖中設有4,000席座位的中央球場。

臺北市曾舉辦夏季世界大學運動會、聽障奧林匹克運動會、世界盃五人制足球錦標賽、世界盃棒球賽、世界花式撞球錦標賽、亞洲羽毛球錦標賽、臺北101國際登高賽、臺北國際馬拉松比賽（包含國道馬拉松）、IAU世界盃超級馬拉松比賽、威廉·瓊斯盃國際籃球邀請賽等國際性體育競賽；申辦奧運的構想也曾被提及。另外還有許多國內性體育競賽，如「健康活力·運動臺北」十二行政區路跑賽、新光摩天大樓登高大賽、三商巧福盃路跑賽、舒跑盃路跑賽、中正盃錦標賽（範圍涵蓋各類運動）等；中華職棒每年固定於天母棒球場舉行部份場次的例行賽；超級籃球聯賽則固定於臺北市立體育學院體育館（俗稱「白館」）進行例行賽。台北市與新北市將於2025年共同舉辦世界壯年運動會。[80]

職業運動中以台北市為主場的球隊為富邦勇士籃球隊。勇士隊於2019年8月6日宣布退出超級籃球聯賽，並轉戰東南亞職業籃球聯賽，於9月9日ABL官方正式宣布加盟，也是繼寶島夢想家之後，臺灣目前第二支ABL球隊，於10月10日確定以臺北和平籃球館為球隊主場，於10月17日與臺北市政府簽訂冠名合作合約，球隊正式更名為「臺北富邦勇士籃球隊」英文名稱為Taipei Fubon Braves。

中央通訊社總社位在松江路「清大樓」內。

臺灣絕大多數主流廣播電臺、电视臺、網路媒體總部或營運中心均設駐於臺北市，旺盛的大眾傳播媒體及產業環境促使臺北市成為臺灣媒體產業的中樞，但也常因過度地倚傾臺北播報新聞，而使得報導角度多半重於北部或濃厚的地域性。

臺北公眾區免費無線上網（Taipei Free）為臺北市政府提供的公共免費無線網路，從2011年7月1日在臺北市正式啟用。Taipei Free可以在捷運站、市立圖書館、政府辦公部門、主要道路上，以及部分公車（多為油電混合公車）上收到訊號。無線網路名稱為「TPE-Free」（公車上之無線網路名稱為「TPE-Free Bus」）。

目前Taipei Free的熱點總數5,720個，2014年3月的月使用人次最高，達4,316,546人次。Taipei Free啟用後，引領中央政府與各縣市跟進推動公共免費無線上網建設，促進全臺免費無線上網環境的良性發展。2014年1月15日，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將免費無線上網（Free Wi-Fi）與夜市、故宮、青少棒、全民健保及小籠包等久享國際盛名、公認是臺灣典型形象代表的事物，並列為「臺灣十大世界第一好」。[81] 同年2月14日，英國每日電訊報也將臺北與紐約、巴黎、赫爾辛基、佛羅倫斯、特拉維夫、香港、澳門、伯斯等9座城市，共同評選為「全球最方便的免費無線上網城市」；其中更特別將臺北市列舉為9座城市之首。顯見Taipei Free對臺灣公共免費無線上網建設的發展、對國際觀光商務人士吸引力的強化、以及對臺北市國際形象的提昇，都有相當正面效益。[82]

24小時營業的誠品書店敦南店。

民營書店方面，除了誠品書店、金石堂書店、墊腳石書店、三民書局、政大書城、茉莉二手書店、敦煌書局、蛙蛙書店、五南文化廣場等國內連鎖書店外，尚有國際連鎖書店葉壹堂、紀伊國屋書店、淳久堂、法雅客，獨立書店如專營同志性別的晶晶書庫，販賣二手書及罕見古冊典籍字畫的古今書廊二手書店、舊香居，蒙藏文化為主的青康藏書店，販售臺灣本土文化書刊的臺灣ㄟ店，宗教書店臺灣福音書房、基督教以琳書房、中國主日學書店、校園書房、靈糧書房，女性議題書店女書店，由文化部經營，專門展售政府出版品的國家書店；與其它特色書店如胡思二手書店、信鴿書店、亞典書店、唐山書店等。

目前還沒有一本臺北文學史、臺北文學發展史、臺北地區古典文學史之類的著作出現。個別論文則有張家銘〈不同文化地景類型之行塑歷程─以臺北溫州街一帶與臺北文學森林為例〉、林秀姿〈重讀一九七○年以後的臺北：文學再現與臺北東區〉、呂素美〈日治時期的草山地景與漢詩書寫〉等文章，多著眼在文學地景及文學再現的問題，也有處理族群與文學書寫之間的關係，例如顧敏耀〈草山含笑柳含煙．脈脈泉溫溪嶺間——士林區與北投區的族群與文學〉（《文訊》，第252期，2006年10月，頁60-66）、顧敏耀〈在依舊閃耀的昔日光輝下——萬華區與大同區的族群與文學〉（《文訊》，第252期，2006年10月，頁67-72）、張琬琳〈城南舊事—臺北南區的族群變遷與文學書寫〉等。

臺北市的文教基金會、文學團體、寫作班、出版社、大專院校文學系所等甚多，因此這些機構所辦的文學活動非常多，也非常多樣，在此無法一一列舉；至於官方—臺北市文化局也不遑多讓，頻繁舉行各式各樣的文學活動。以下幾個活動是比較重要而且長年舉辦，有臺北文學獎、臺北文化獎、臺北文學季、臺北詩歌節、漢字文化節等活動。

• 藝文類的基金會

臺北市是全臺灣文教基金會最多的地方。不少基金會積極舉辦或是金錢贊助文藝活動，像是九歌文教基金會、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耕莘文教基金會、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時報文化基金會等；一些基金會則偏重在文學研究的贊助或是推廣，像是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臺灣文學發展基金會、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等。除了上述基金會，吳三連獎基金會、巫永福文化基金會、李江卻臺語文教基金會、金車教育基金會、信誼基金會、崇友文教基金會、彭明敏文教基金會、榮後文教基金會、賢志文教基金會等較知名者，皆設在臺北市。此外，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與臺北市文化基金會，也是相當重要的文學活動相關基金會。

• 文學社團

位於臺北市的全國性文學社團相當多，有中國文藝協會、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中華民國臺灣原住民族文化發展協會、中華民國筆會、中華民國新詩學會、中華民國漢詩學會、世界華文作家協會、臺灣歷史學會、臺灣語文學會等；地方性的文學社團則有臺北市天籟吟社。

• 臺北市籍作家

歷來出生在臺北市的作家、文學評論者非常多，日治時期有王詩琅、楊雲萍、楊千鶴、廖漢臣等，戰後出生在此的作家、學者更多，比較著名的有：小野、張大春、張曼娟、林文義、黃凡、羅智成、張國立、黃國峻、成英姝、舒國治、王文華、蔡康永等。由於臺北市二戰以後是中華民國政府集中最多資源的城市，因此造成許多外縣市出生的作家，選擇在此就業、定居。

中央研究院。

臺北市是臺灣全國學術研究中心，國家級研究重鎮的中央研究院即座落於南港區。另外專門典藏國家圖書與漢學研究中心的國家圖書館、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圖書館、臺北市立圖書館與各大專院校圖書館：諸如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均有豐富館藏等。其中，國家圖書館所特藏的善本古籍中，多件均為古代流傳至今的孤本，如尚書表註、東都事略、宋太宗皇帝實錄與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等珍貴古籍。

左起：臺北世界貿易中心國際貿易大樓、臺北國際會議中心、臺北101。

據國際會議協會（ICCA）統計，臺北市在2014年舉辦了92場次的協會型國際會議，排全球第20名；2016年有83場次，位列第24名。[100]

• 1998年世界首都論壇－主辦城市。
• 2002年第一屆民主太平洋聯盟大會－主辦城市。
• 2002年世界資訊科技大會－傑出公共部門獎。
• 2004年世界盃五人制足球錦標賽－主辦城市。
• 2006年智慧城市論壇－年度智慧城市首獎。
• 2006年第二屆無線社群－最佳政府應用獎。
• 2007年維基媒體國際大會－主辦城市。
• 2009年夏季聽障奧林匹克運動會－主辦城市。
• 2010年國際花卉博覽會－主辦城市。
• 2010年國際地理奧林匹亞－主辦城市
• 2011年世界設計大會－主辦城市。
• 2015年亞洲廣告會議臺北大會－主辦城市。
• 2016年世界設計之都－年度獲選城市。
• 2017年夏季世界大學生運動會－主辦城市。
• 2019年世界飛安高峰會－主辦城市。
• 2021年國際扶輪世界年會－主辦城市。

美國

亞洲、歐洲、大洋洲

非洲、中南美洲

•  日本：橫濱市[101]
•  美國：紐約市[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