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本之爭

國本之爭,又稱爭國本。是明神宗冊立太子的爭議,由於中國古代有“太子者,國之根本”之說,所以被稱為國本之爭。

國本之爭的當事者之二:明神宗朱翊鈞、皇太子朱常洛(明光宗)

當時有兩派分別擁護皇長子朱常洛宮女王氏所生)與福王朱常洵鄭貴妃所生)爭奪太子之位。朝廷大臣按照明朝冊立長子為太子的原則,大多擁戴皇長子朱常洛,向明神宗建議立長子為太子,明神宗的長子朱常洛,原為神宗偶然寵幸宮女王氏所生的。

明神宗不寵愛朱常洛的母親,所以不想立常洛為儲君,有意立得寵的鄭貴妃之子朱常洵為太子,卻受到大臣與慈聖皇太后極力反對。由於明神宗遲遲不立太子,令群臣憂心如焚。朝中上下也因此分成兩個派別,明神宗與群臣爭論達15年之久,神宗被群臣所迫,不能立常洵為儲,因而以幾十年不上朝的方式向朝臣們抗議,是為萬曆怠政

1601年,朱常洛被封為太子,而朱常洵被封為福王,封國洛陽。但是福王不到洛陽去,遲遲逗留於北京。直到明末三大案梃擊案發生,輿論對鄭貴妃非常不利後,福王才被迫離京就藩,太子朱常洛的地位也因而穩固[1]

起因

王氏原為慈寧宮宮女,在張居正主政的萬曆九年(1581年)的某一天,明神宗往慈寧宮向慈聖李太后請安。當時李太后不在,王氏端水讓他洗手,他一時興起,就「臨幸」了王氏,王氏受孕後,太后召問皇帝,皇帝起先不承認是他的作為,太后命人取宦官所記的《內起居註》查看,至此皇帝方勉強承認,後封王氏為恭妃。當時宮中稱宮女為“都人”,明神宗因此稱朱常洛為「都人子」,不喜歡他[1],由於李太后出身也是「都人」,太后大怒,罵神宗:「爾亦都人子!」神宗惶恐,跪在地上叩首請罪,不敢起立。

明神宗嬪妃眾多,其中最寵愛鄭氏,萬曆十年(1582年)封為淑妃,次年進為德妃。到萬曆十四年(1586年),鄭氏生子,即朱常洵。明神宗大喜,有意進封為皇貴妃,這對恭妃冷落的態度有鮮明的對比。很快,有流言說明神宗與鄭貴妃曾到高玄殿禱神盟誓,相約立朱常洵為太子,並且將密誓御書封緘在玉匣內,由鄭貴妃保管[1]

过程

朝臣擁護朱常洛

明朝大臣受到流言影響,紛紛建議盡早冊立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以破除流言。萬曆十四年(1586年)鄭氏生子同年,首輔申時行上疏,列舉明英宗兩歲、明孝宗六歲被立皇太子為例,要求冊立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明神宗以長子幼弱為由,等兩三年後再舉行[2]。這加深群臣的不安,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吏部員外郎沈璟等人紛紛殊請冊立東宮。其中姜应麟措詞激烈,讓明神宗激怒,將奏摺扔在地上,對身邊宦官說“冊封貴妃,初非為東宮起見,科臣奈何訕朕!”遂降旨:“貴妃敬奉勤勞,特加殊封。立儲自有長幼,姜應麟疑君賣直,可降極邊雜職。”於是貶姜应麟為大同廣昌典史。吏部員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孫如法相繼上言,都被處罰[3]。但自明神宗處罰姜应麟的諭旨也指出立太子「立儲自有長幼」,會依長幼順序冊立[4]

此後大臣仍然要求冊立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並於萬曆十八年(1590年)集體要求冊立,並且杜門請辭,向明神宗施加壓力。明神宗只好推至明年、或皇子十五歲時,之後又推說延至萬曆二十年春舉行。到次年八月工部張有德提議需要動工準備,然而被明神宗以不准奏擾為由罰祿三月。首輔申時行與大臣等人上疏反對,明神宗大怒,然而申時行又暗中表明辯白。此事曝光後申時行名譽掃地,被彈劾後只得辭職返家。眾大臣或被罷黜,或被廷杖[5]

三王並封之禮

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年正月,明神宗加快了改立進程,下手詔給大學士王錫爵,要將皇長子朱常洛、皇三子朱常洵和皇五子朱常浩一併封王,以後再擇其中善者為太子。王錫爵既怕得罪皇帝,又怕被朝臣攻訐,於是上疏請由長子皇后為母,如此長子就是嫡子。然而神宗只以「三王並封諭」告示朝臣,沒有提出「長子以皇后為母」的說法,繼續準備行三王並封之禮。頓時,朝中大嘩,因為王錫爵這麼一說,等於明指朱常洛還需要經過參選,才有機會成為太子,但朱常洛本來就應該是太子。此種作法,質疑了朱常洛做太子的合法性,因此大臣們紛紛指責王錫爵諛帝邀寵,王錫爵無奈,自劾請辭,而神宗也迫於眾議收回了前命[1]

立常洛為太子

明萬曆廿六年(1598年)發生「第一次妖書案」,有人散發傳單,指責鄭貴妃意圖換儲,皇帝大怒,大量貶謫官吏。此立储事,前后纷争凡十五年之久,在慈聖皇太后的干预,首輔沈一貫的勸進下,明神宗終於在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讓步,立虚龄已二十的皇長子朱常洛太子朱常洵為福王、朱常浩为瑞王、朱常润为惠王、朱常瀛为桂王。朱常洛出閣讀書時,正值寒冬,太監不給太子生火取暖。朱常洛凍得渾身發抖,講官郭正域怒斥太監,太監們才給他生火。卅一年(1603年)發生「第二次妖書案」,又有人散發傳單指責鄭貴妃,浙黨首輔沈一貫乘機大力鬥爭東林黨人,郭正域差點被殺。此后,福王又不赴封国洛邑,长期逗留京师,窺探儲位,于是大臣们又纷纷开始上书要求其按祖制离京赴居住,这其中以大学士叶向高、礼部右侍郎孙慎行最为强勢。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梃擊案發生之後,全國士庶都認為鄭貴妃要刺殺太子,擁立福王朱常洵,在朝臣的压力下,神宗終於命常洵到洛邑就藩[1]

影响

国本之争是明朝后期万历年间的大事,诸多大臣都涉及到此事件中,許多人还被惩罚,明末三大案的爆發,引起的東林黨爭也在这期间开始。而且,此事也使得萬曆帝對政事更加心灰意冷,導致在位最後卅餘年不上朝,只召見群臣一次,史稱「萬曆怠政」。最後,朱常洛没有得到父亲的关怀,也没有受到太子该受的教育,这一切都促使明朝灭亡的党争明显起来[6]

參考文獻

  1. 《明史:一個多重性格的時代》〈第四篇 第十七章 神宗貪怠與東林會議〉第327頁-第345頁。
  2.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七‧爭國本》:“元子嬰弱,少俟二三年舉行”
  3. 《明史‧卷233‧姜應麟傳》
  4. 《明史‧卷233‧姜應麟傳》:“自後言者蠭起,咸執『立儲自有長幼』之旨,以責信於帝。帝雖厭苦之,終不能奪也”
  5. 《明史‧卷233‧羅大紘傳》
  6. 何文韬. . 新浪网. 2007-08-13 [2014-02-0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11-07) (中文).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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