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
历史
1932年蔣中正駐節南昌指揮江西剿共時,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就已成立,本只是一批隨蔣奔走的參謀、秘書與譯電人員,以處理各類函件公文為其任務。但後隨著蔣權力日增,1936年1月侍从室改组为三個處與侍衛長室、參事室:侍從室第一處,負責軍事、情報業務;侍從室第二處,處理中國國民黨黨務、政治業務為主;1939年底成立的侍從室第三處,則是處理人事調查、考核業務;侍衛長室即蔣中正之警衛單位;參事室乃研究專門性內政外交問題以供蔣參考,頗類智囊團之組織。
隨著蔣中正中國國民黨總裁、國民政府主席、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三個職務,兼任黨政軍三系統之主官,蔣身邊最為親近的侍從室對於戰時中國軍事、政治、外交、黨務、人事等事項的審定與意見,素為蔣所重視;甚至可決定何種情報上呈給蔣,以及左右蔣對人事的陟升罷黜,其影響性冠絕一時。故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與委員長侍從室的出現,多被視為蔣中正權力具體化的表徵,亦是中國政治軍事化的結果。
抗戰結束後,1946年5月31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撤銷,1946年6月1日成立中華民國國防部。侍從室則於1945年10月1日正式結束,並為1949年8月1日成立之中國國民黨總裁辦公室之前身。
- 侍一處改組為參軍處警衛室;
- 侍二處、侍三處併入國民政府文官處;
- 侍衛力量改編為國民政府警衛總隊,統歸國民政府參軍處軍務局局長俞濟時指揮管制,繼續遂行侍衛及警衛任務。
架构
- 侍从室第一处
- 主任:
- 钱大钧(1936年1月一1938年3月)1938年3月国民政府从南京撤退到武汉时,调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主任离职。
- 林蔚(1938 年4月一1939 年3月)国民政府撤退到重庆时,在重庆市中四路曾家岩附近的德安里,选定了川军将领许绍宗的住宅“尧庐”作为侍从室第一、二两处办公地址,至国民政府迁回南京以前始终没有变动过。
- 张治中(1939年4月一1940年4月)1938年11月,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率省府人员从长沙撤退,到重庆见蒋。蒋介石于1939年4月初派张治中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林蔚调任桂林行营参谋长(白崇禧任行营主任)。1940年的夏初,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部长陈诚调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赴湖北恩施指挥;张治中接任政治部部长、离开侍从室。
- 贺耀组(1940年4月一1942年9月)原任军委办公厅主任,1940年4月接替张治中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1942年秋,国民党政府为了防止走私和管制物资经济,成立了“国家紧急动员会议”,调贺耀组担任这个机构的秘书长,负责主持。
- 林蔚(1942年9月一1944年11月)1940年桂林行营撤销,成立军委桂林办公厅,以李济深为主任,林蔚调为副主任。贺耀组离职后,林蔚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仍兼军委桂林办公厅副主任职。
- 钱大钧(1944年12月一1945年8月)1944年11月底钱大钧第二次出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1945年8月任上海市长。
- 商震(1945年9月一1945年11月)1945年9月初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商震到职不久,侍从室就酝酿改变组织系统,于1945年11月底侍从室的名义撤销了。以原侍一处的第二组和侍二处的第四组为基础,分别编并到国民政府参军处、文官处之内,成立了军务、政务两个局。商震改任国民政府参军长
- 副主任,由侍从室第二组组长邹竞(字效公,保定军校毕业)升任。
- 第一组〔简称侍一组)主管经理、会计出纳、医疗卫生、生活福利(包括对蒋介石个人和蒋住宅的生活安排)和交际、接待来宾等项业务。编制人员有:组长、侍从副官、侍从医官、副官、料员、缮写人员(司书)以及在蒋住宅的看护、厨师、工役等。第一组虽属特一处的建制,但它却担负着侍一、侍二两处全部机关事务管理的责任,同时还要兼顾蒋介石在驻留和外出活动的一切生活上的供应和安排。所需经费是从蒋介石个人名义的一笔特别费项下开支,并向蒋直接负责。
- 组长:1936 年1月侍从室改组后,莫我若(湖南人,黄埔军校一期生)任第一组组长。1938年3月间,汉口公安局长陈希曾为第一组组长到1945年11月底止。陈希曾系浙江人,是陈英士之侄,与陈果夫、陈立夫是兄弟。早年在上海做交易所生意时和蒋介石熟识,曾入黄埔军校第一期。,任侍一组组长。侍从室名义上撤销以后,以原来侍一组为基础改组为总务局,隶属国民政府参军处,陈希曾改任总务局局长。
- 侍从副官:在蒋介石左右担任接待宾客,执行“承启”任务的副官。蒋到各地,他们也跟随一起行动;蒋驻留时,他们就在蒋的“官邸”轮流值班,听候传唤,有黄埔军校一期生蒋国涛、项传远,以及周天健、蒋孝镇(蒋介石的族孙,日常伺候蒋介石生活起居)等。抗日战争后期效法美国的制度,取消了侍从副宫,改为侍从武官,并挑选军校出身留美毕业的青年军官担任。
- 医务室:也列在侍一组的编制之内,有大夫和看护约共3 、4 人,原由侍从医官陈方之负责主持。国民党政府西迁重庆以后,陈方之调为参议闲职,后来任兵工署重庆大渡钢铁厂的医务顾问,另由曾在德国留过学的一个吴大夫继任。
- 第二组(简称侍二组)主管军事参谋业务。主管的业务几乎包括了军委会所属的各重要部门和其他行政部门,从作战指挥、部队训练、国防装备到交通运输、后勤补给以及人事经理等等,无所不包。凡是参谋总长所不能决定或不敢决定的一些报告或请示的文件,都经过侍二组,由参谋人员研究审核,签注意见送给蒋介石作最后裁定。还有来自全国各地军政大员请示报告的文电(其中绝大部分是属于人事和经理的文件),由于蒋介石的权力最集中,所以必须亲自处理。此外,蒋介石自己发布的手令一天比一天加多,往往干涉到主管机关单位的职权,还要他们“限期具报”。侍二组还要审阅一些来自各方面的建议和处理事务性的工作,如代拟通知召见外地各文武官吏、向战区高级指挥官电话传达蒋的重要手令(译成密电码传达)等工作。因此,侍二组的参谋业务是非常繁重的,而且参谋人员是日以继夜服务。侍二组组长和参谋人选都是经过蒋亲自批准而后任用,“确信万无一失者方可任用 ”,特点就是:官阶不宜过高,年龄不宜太大,以便于指挥调遣。由于待从室官兵的待遇标准提高.已经比外面优厚了,所以官阶也必须降低。因此参、秘等人员的军衔,一般要比外面降低一级乃至两级任用。比如在外面原来任上校或中校级的,到侍从室工作就按中校或少校级任用。这样,一方面表明待从参谋人员的官阶不大,不致引起外人的注意,另一方面参谋人员外调离开侍从室的时候,凭蒋的一句话就可以提升两级任用。蒋介石对侍从参谋人员的任用,首先考虑的是此人是否为黄埔军校出身,或者是否在统治集团中服务的年限较久,更重要的是,还要看是什么人的保荐。到了抗日战争中后期,侍从室第二组的参谋人员,几乎都是“清一色”出身于陆军大学。只配备有少数一两个英、美留学生担任外事、翻译工作。
- 组长:1936年钱大钧任侍一处主任,推荐武昌行营参谋处副处长刘祖舜(浙江黄岩人,陆大特一期毕业)任侍二组组长。刘就任不久,即转任军分校主任而离职,由钱大钧自己兼任侍二组组长。当时,侍二组只有从军委会办公厅调来的校级参谋秋宗鼎、罗兆宗二人,连同原来的尉级参谋卢集贤共3人。以后陆续从陆军大学各期毕业生中选调邵存诚、李矗岗、丁炎等,人员逐渐增多。并以邵存诚代理侍二组组长。抗战开始后,黄埔军校一期生酆悌、刘进先后到侍从室,派在侍二组工作。不久邵存诚调三战区,蒋派酆悌任侍,二组组长。上海战役之后,酆悌到湖南,旋任长沙警备司令。侍从参谋刘进接任侍二组组长。大约在1937年12月初南京岌岌可危之际,外调刘进到河南.任戴民权的第45师副师长。李亮岗代理侍二组组长。1938年3月,邹竞任第二组组长。不久邹调升侍一处副主任。林蔚推荐亲信于达任侍二组组长。于达从1937年8月间在汉口就职后,一直到1944年秋,连续在侍从室工作了6年之久。于达字凭远,浙江黄岩人,保定军校三期和陆军大学九期毕业。曾在国军第一师胡宗南部任参谋长很久。1944年秋,于达外调新疆督办公署参谋长,以后转任胡宗南属下的集团军副总司令和一战区副长官,由聂松溪(山东人,黄埔军校二期、陆大九期毕业)继任侍二组组长。1945年2月间,聂松溪调任第57军军长,由军政部交通司司长赵桂森接替侍二组组长,一直到1945年冬待从室撤销时为止。
- 第三组(简称侍三组):主管的任务是保卫蒋的安全。包括计划、指挥和具体行动布置等业务。它在编制上虽属侍一处的建制,但是受侍卫长的直接领导和指挥。
- 主任:
- 侍从室第二处:1936年1月,侍从室在南京改组,蒋介石任命陈布雷为侍从室第二处主任,一直到1945年10月底侍从室在重庆办理结束时为止,整整10年。第二次副主任:周佛海、張道藩、陳方。第二处各组组长都是同这一机构共始终的。
- 第四组(简称侍四组):为第二处核心,处理国民党的政治、经济、外交、党务等有关业务,以及蒋介石交办的其他机密案件。组长陈方,字芷呵,江西人,早年毕业于江西高等学堂。1945年侍从室撤销,即以原侍四组为基础,成立了政务局,陈方任局长。侍四组组长以下有侍从秘书、科员、缮写人员等不到十几个人。经常在组内工作的秘书,只有两人。在蒋介石官邸工作的侍从秘书汪日章、俞国华也列在侍四组编制之内。他们主要担负机要文件的保管和收发的任务,跟随蒋行动。
- 第五组(简称侍五组):原来是专为储备一批行政人员而设。最初由侍二处主任陈布雷自兼组长。组内设侍从秘书若干人,没有一定的名额,也没有固定的工作。一律按照上校军衔的待遇,每月从侍从室领取规定标准的工资,备蒋介石随时召见咨询。其中大部分人在抗日战争开始前后,就已经陆续分别派出去了。只有萧赞育、李惟果在这里的时间最久。1939年初,侍五组由汪日章任组长,开始主管一些关于国民党党、政高级人员(省委、厅局长、专员一级的)的调查考核和安排使用的业务。以后汪日章调任行政院简任秘书,由李惟果任组长。1940年,侍从室第三处成立,以陈果夫为主任,萧赞育为副主任。原来侍五组的人事业务移交给侍三处办理。这个组的职掌,改为主管外交行政。它同外交部发生了直接的联系。侍五组的工作人员也不多,只有一两个秘书。沈昌焕和邵毓麟都曾做过该组秘书。速记人员也是列在侍五组的编制之内。
- 第六组(简称侍六组)主管谍报业务,1938年蒋介石撤退到武汉以后由于情报来源日趋复杂,而且蒋介石都要亲自掌握,所以蒋在其侍从室里成立侍六组,综核一切特工组织的情报业务。唐纵任组长。在建制上虽属侍二处,但同时也受侍一处主任的双重领导。在侍从室内部也是一个保密的单位。侍六组成义之初,从侍二组调去参谋卢集贤一人和缮写人员数人。后来增设秘书,担任研究和对外面特工组织的联系。邵毓麟和王芃生都曾在该组任过秘书,负责关于日本和朝鲜方面的谍报工作。邵毓麟还担任过当时在重庆的韩国流亡组织的联络工作。对日作战的日军行动的情报,仍由侍二组处理。中共和八路军活动的情报,则是侍六组业务的一部份。抗战后期调张国疆(军校九期、陆大十七期)任侍六组参谋,专管中共和八路军工作。
- 机要组:抗战后期成立,由蒋直接掌握,由侍二处主任陈布雷指导,专门处理蒋介石的来往电报,编制和配发各种通用与专用的密码电本,对国际、国内的无线电密码通讯进行窃听、窃取、研究和处理。侍从秘书毛庆祥兼任组长。机要组也是军委会保密的特工单位之一。
- 侍从室第三处:1939年底陈果夫提出了由国民党培植掌握新干部的计划,建议成立一个独立单位,专门办理人事调查、登记、考核的业务。为此在侍从室系统下成立了第三处。陈果夫为主任,萧赞育(后羅良鑑、劉詠堯)为副主任。并在重庆南温泉中央政治学校附近选定了侍从室第三处的办公地址。原来侍五组主管的部份人事资料和它主管的业务,都移交给侍三处办理。陈果夫身兼数职,精力放在控制党务和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的工作上。侍三处的内部业务,由副主任萧赞育负责。第三处的工作内容:整理原来已有的人事资料,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其业务;通过各种组织,主要是“中央训练团”,联络、吸收和甄选各方面忠实服务的人才;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人事登记制度,进一步调查、统计和考核,以加强人事的管理和控制。“中央训练团受训结业学员通讯处”,吴铸人为主任,梁子青为副主任,规定“中训团”受训绪业的学员,回到工作岗位以后,要按时和“通讯处”联系。并规定学员报告的内容。除个人读书、工作和所在机关单位的活动情况以外,还要汇报周围旁人的思想情况,待三处根据汇报,进行考该、登记,择优予以升迁。抗战后期,各期受训结业的学员,按地区或机关单位组成通讯小组。定期召开小组会,由侍三处指定的小组长负责汇报学员的动态和思想情况。侍三处于1945年11月间撤销。关于人事考核和“中训团”学员通讯小组领导等项业务,并入以后成立的政务局继续办理。
- 侍衛長俞濟時專任,副侍衛長馮聖法
- 警衛團團長石祖德
- 特務團團長柳元麟
- 參事室主任朱家驊、王世杰,
參考文獻
引用
来源
- 《蔣公侍從見聞錄「侍從人員史」》,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印,臺北,1997年5月。
- 楊維真:〈「戰爭與國家塑造」專題研究之回顧〉,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創所五十週年「中國近代史的再思考」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2005年。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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