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东亚战争肯定论

這一套思想於70年代開始逐漸為日本人所吸收，並且在1980年代日本借助經濟實力躋身政治大國後逐漸抬頭，成為眾多右翼政治人物所信奉的意識形態。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也在同一時期提出“戰後政治總決算”的概念，釐清日本被汙名化的歷史責任，其後，一股反左翼思潮、主張由日本觀點看待戰爭歷史的運動迅速興起。1985年的8月15日，日本戰敗投降40周年，中曾根康弘以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的名義參拜靖國神社，首開二戰後首相“正式參拜”的先例。

早期持大東亞戰爭肯定論的日本學者，會刻意忽略掉對日本陸軍在中國戰場上的行為，而著重於強調日本海軍與美國海軍在太平洋海域上所進行的艦隊決戰，意圖將所謂的「支那事變」（1937-1941）與大東亞戰爭（1941-1945）進行切割。至於立場同情毛澤東的日本左派人士，則會在堅持日本對中國的戰爭為一場侵略行為的同時，將太平洋戰爭視為一場「帝國主義國家」戰爭看待，而允許在一定程度上，把與歐美國家對抗的日本軍官兵視為殖民地的「解放者」看待，並且與日本右派人士砲口一致的譴責美軍在戰爭末期對日本本土的轟炸。

90年代以後，持大東亞戰爭肯定論者開始對中日戰爭進行新的詮釋，即指出日軍於中國的軍事行動並不是侵略的行為，而是基於防止共產主義勢力在亞洲大陸蔓延，乃至於保護日本的經濟生命線的一種「進出」。

大東亞戰爭肯定論者認為，日本於1931年出兵攻佔中國東北的行動，除了阻止蘇聯勢力向南擴張外，最重要的一大貢獻就是協助東北居民實現了自己取得「民族自決」的願望，在溥儀的領導下將滿洲國建設成了一個漢、和、滿、蒙、朝五大民族能夠和諧相處的「王道樂土」，而當年的東北地區也是整個東北亞地區最繁榮的一個經濟體，日本所遺留下的諸多基礎建設直到現在都讓當地百姓受惠無窮。

持大東亞戰爭肯定論的學者也認為，日本軍隊於1937年以後出兵中國的一個主要原因是保護日本僑民的安全；受到共產黨反日宣傳的刺激，中國境內不只出現了抵制日貨的現象，甚至旅居當地的日本百姓也遭到暴民的攻擊。

而在1937年7月發生盧溝橋事件之後，由日本所扶植訓練的通州保安隊更於當月29日向該城鎮內的日本軍民進行無差別屠殺，導致兩百三十五名日本人慘死，這場通州事件迫使東京方面決定以更為強硬的態度來保護自己子民在中國境內的安全，以迫使蔣中正領導下的國民政府屈服。

然而，蔣中正在西安事變後，卻開始採納聯合共產黨的路線，對日本在華的軍事行動採用越來越強硬的姿態，迫使日本政府只能夠採取推翻南京國民政府，另外立一個親日政權的方式，才能夠確保自己的國家利益在中國得到保障。

除了保護日本僑民外，持大東亞戰爭肯定者也認為，日本軍隊「進出」中國，同樣也幫助飽受國共內戰之苦的中國民眾擺脫戰亂，不僅逐漸恢復自五四運動後遭到拋棄的中國傳統文化，而且過上穩定與富足的生活。

最重要的一點，則是在於由日本所扶持的汪精衛政權，成功的在日本軍隊協助下由1941年從歐美國家手中收回租界，這不僅讓孫中山先生所提倡的「大亞洲主義」得到進一步的實踐，同時也逼迫美英國家必須透過與重慶方面簽署平等新約的方式來穩住蔣中正的國民政府留在抗日陣營中，因此中國能夠擺脫帝國主義列強壓迫的一個根本原因，還是在於得到日本方面的協助。

在這樣的新戰爭觀點中，共產黨領導下的八路軍與新四軍被視為給「大東亞新秩序」帶來不穩定的亂源與土匪武裝，而領導中國軍民抵抗日本侵略的蔣中正，則被描述成了「西方白人帝國主義的走狗」與「亞洲人的叛徒」。

前日本航空自衛隊幕僚長田母神俊雄就認為，日本並不是發動戰爭的侵略者，而是為蔣中正還有羅斯福兩人所設計聯手拖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不幸受害者。

持大東亞戰爭肯定論的人士認為，所謂的珍珠港事件完全是日本在美國羅斯福總統苦苦相逼的情況下所不得不做出的選擇，因為日本在遭受美國石油禁運的打擊下，如果不及時對東南亞的歐美殖民地發動攻擊，以取得當地天然物資的話，就必須要屈服於美國國務卿赫爾的壓力，從包括中國東北在內的一切佔領區中撤退，幾乎等同於無條件投降。

其次，美國與英國不僅透過滇緬公路這條所謂的「援蔣路線」，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提供戰略物資，甚至還意圖聯合荷蘭一同成立ABCD包圍圈（American, British, Chinese, Dutch），這看在日本政府眼中已經構成了十足的挑釁。

1941年3月，美國政府正式宣布租借法案適用於中國，而陳納德將軍所領導的飛虎隊也於當年8月在雲南昆明成立，一再的刺激日本人往對美國宣戰的道路走去，事實上除了派遣一百架P-40與三百名來自陸軍、陸戰隊與海軍的空地勤人員在陳納德指揮下組織所謂的飛虎隊加入中華民國空軍外，美國還有將B-17轟炸機派駐到中國與菲律賓，對日本本土實施戰略轟炸的計劃，因此持大東亞戰爭肯定論者認為這些事蹟都已經給足了日本對歐美各國發動自衛戰爭的正當性。

持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人士认为，日軍攻佔香港、馬來亞、荷屬東印度、菲律賓、緬甸、新幾內亞與索羅門群島等英國、荷蘭與美國的殖民地，有力的支援黃種人的獨立與解放運動。日本軍隊在太平洋戰爭初期大敗美英荷三國軍隊的優異表現，給予亞洲民族主義領袖與主義對抗的決心。這場戰爭在相當程度上，直接或者間接影響了戰後亞洲民族獨立運動的發展。

赞成该理论的人认为印尼的民族主義者蘇卡諾便是日軍發動大東亞戰爭的最大受益者，原先遭到荷蘭當局拘禁的他於1942年日軍進攻蘇門達臘期間獲釋，並且在第16軍司令官今村均的協助下號召了一批獨立運動的參與者，包括其得力助手穆罕默德·哈達成立了人民力量行動中心這個自治組織；他們在得到日本佔領軍的大力支援後開始大力推廣印尼話，於三年內擁有一萬三千個島嶼、一百二十種語言、在荷蘭人三百五十年的殖民統治之前從未統一過的殖民地，終於有了屬於自己的官方語言。

戰後，翁山接受了日軍情報機構南機關領袖鈴木敬司的建議，於曼谷組織了緬甸獨立義勇軍投入「解放國土」的戰鬥中，他們的主要任務是組織大量的和尚用於蒐集英軍與中國遠征軍在當地活動的情報，並且協助日軍切斷滇緬公路，進而捕捉遭到擊潰的英軍與國軍主力。取得了南方戰意的勝利之後，日軍陸續協助巴莫與翁山將軍成立緬甸國，扶植勞威爾成立了菲律賓共和國，又幫助了蘇巴斯·錢德拉·鮑斯建立自由印度臨時政府來聲援仍在英國統治下的印度人民爭取獨立，同時還得到了東南亞唯一的主權獨立國，即泰國的支持，這在大東亞戰爭肯定論者看來，充分體現了日本平等對待亞洲民族的誠意。

1943年11月5日到6日，日本首相東條英機於東京召開大東亞會議，邀請汪精衛政權行政院院長汪精衛、滿洲國的總理張景惠、泰國的代總理旺·威泰耶康·瓦拉旺親王、自由印度臨時政府的首領錢德拉·鮑斯、菲律賓第二共和國的總統勞威爾與緬甸國總理巴莫出席，被視為近代史上第一次全部由亞洲國家所參與的國際性會議；與會各國最後通過《大東亞共同宣言》，表示要將東亞各國自帝國主義中解放、建設共存共榮秩序、相互尊重自主獨立、反對種族歧視。

到了1945年3月，即將戰敗的日軍推翻了統治法屬印度支那的維琦政府，從而促成了越南、寮國與高棉分別在保大皇帝、西薩旺·馮與諾羅敦·西哈努克的率領下脫離白人統治獨立建國的結果，因而可以被視為日本推動亞洲獨立運動的另外一大創舉。

在胡志明的領導下，越南獨立同盟會於越南廣義省設立了一座軍事學校，以傳授他指揮下的游擊隊成員現代化的軍事知識，乃至於地方上的行政經驗，而根據加拿大學者克里斯多福·高沙(Christopher E. Goscha)的研究，至少有五千名日本軍人以教官的身分在這所學校內受到了重用，並且為日後的北越政府訓練出了四百名左右的軍事將領與行政官僚。[1]

• 林房雄. . 日本論點. 由許哲睿翻译 . 台灣: 八旗文化. 2017年10月18日. ISBN 9789869516877 （中文（繁體）‎）.

• 共榮的想像:帝國日本與大東亞文學圈（1937-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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