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權辯護

在《女权》一书中，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一个中心论点是：女性应该受到理性教育，以给予她们向社会作出贡献的机会。在18世纪，无论是教育哲学家还是行为手册的作者，都认为女性不具备理性或抽象的思维。他们认为女性太易受到感性的影响，并太难达致清晰的思维。沃斯通克拉夫特与凯瑟琳·麦考利和赫斯特·沙蓬这些女性改革家们一道，主张女性毫无疑问地具备理性思维的能力，并从而应当受到教育。在她的行为手册《女教论》（1787年）中，在童书《真实生活的原创故事》（1788年）中，以及后来的《女权》中，沃斯通克拉夫特均指出了这一点。[17]

她在序言中这样写道：“我的主要论点建基于这样的一个简单原理，即如果女性没有通过教育作好成为男性伴侣的准备时，她的知识与美德便会停止进步；真理必然对所有的人都有效”[18]，沃斯通克拉夫特认为，当一个社会缺乏受过教育的女性时，那么这个社会便会退化：这主要是因为年幼子女启蒙教师的这一社会角色大都由母亲担任。[19]她将未受教育女性的问题归因于男性，是“一套错误的教育体系；而这套错误的教育体系，来源于一些讨论教育问题的书籍，这些书籍的著述者们与其说是把女性当作人来看待，还不如说是当作女人来看待更准确些”。[20]女性具有理性思维的能力；只有当男性拒绝为她们提供教育，并鼓励她们轻薄时（沃斯通克拉夫特将愚蠢的女性称作是“哈巴狗”和“玩具”[21]），她们才会看上去不具备此种能力。[22]

詹姆斯·福代斯和约翰·格雷戈里等行为手册作者以及卢梭等教育哲学家认为，女性不需要理性教育；沃斯通克拉夫特针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抨击。（卢梭的这一著名论点出现在1762年的《爱弥儿》一书中，他认为：为了取悦于男性，女性应该受到教育。这一观点激怒了沃斯通克拉夫特，让她不仅针对该观点，还针对卢梭本人进行了抨击。[23])

为了说明在当时的教育理论中，女性地位所受到的限制，沃斯通克拉夫特这样写道：“女人从幼年时代开始就被教导：美貌是女人的权杖，因而心灵要为身体塑造自己；心灵只能在它的镀金鸟笼里徜徉漫步，并且只能努力去赞美它的牢笼”[24]，其言下之意便是，如果没有这种破坏性的思想，如果没有去鼓励年轻女性把注意力集中于美丽与外表的成就上，她们将会取得更多的成就。妻子能够成为她们丈夫的理性的“伴侣”，甚至还能从事她们所选择的事业：“女人当然可以去研究医学技能，并且可以去做医生或者是护士。分派她们去做助产士似乎比较合适……女人也可以去研究政治……同样也可以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25]

对沃斯通克拉夫特来说，“最理想的教育”是“为增强体质和培养精神而精心筹划的理性锻炼。或者换句话说，就是要使个人获得独立自强的品德习惯。”[26]除了进行广泛的哲学辩论外，沃斯通克拉夫特还为国民教育勾勒出了具体的计划，以向塔列朗的计划进行反击。在第十二章“论国民教育”中，她呼吁所有的儿童都应在“乡下的走读学校”[27]进行学习，同时“为了激发他们热爱家庭和家庭乐趣”[28]还应该在家庭中接受教育。她还主张学校教育应该男女同校，认为成年男女的婚姻是“社会的纽带”[29]，他们也应“依照同一模式接受教育”[30][31]。

亨利希·菲斯利：《成人礼》（The Debutante，1807年）；“女性，是男性社会传统中的牺牲品，她们与世隔离，在家庭教师的监视下缝缝补补。这幅画反映出了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女权》中的观点”[32]。

《女权》一书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属于女权主义作品这一问题，是存有争议的；由于对“女权主义”各种不同的定义，不同的学者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而沃斯通克拉夫特本人也绝不可能会把自己的作品加上女权主义标签的，因为直到1890年代，才出现了“女权主义”（feminism）及“女权主义者”（feminist）这两个单词。[33]此外，在沃斯通克拉夫特在世的时期里，女权主义运动还尚未出现。在介绍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开创性作品时，芭芭拉·泰勒这样写道：

（将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观点）称作是女权主义是值得怀疑的，而我是在经过大量考虑后才决定这样做的。（女权主义的）标签显然是时代错误的……将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思想视为是19至20世纪女权主义主张的先声，则意味着是对其中的一些关键元素的抛弃或扭曲。一些主要的例子……是对她宗教信仰的普遍忽视，以及对她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误传，这一并导致了其宗教的、乌托邦式的激进主义被世俗的、阶级党派式的改革主义所取代，这与沃斯通克拉夫特所梦想的万物齐乐的应许时代是截然不同的。而更重要的，无论如何地把个人英雄主义的政治标签强加给沃斯通克拉夫特，这都会与她在提倡女性解放时受道德驱使的理由格格不入。沃斯通克拉夫特认为，女性的首要追求是实现她们的美德，正是出于这一目的，她才寻求她们的解放。[34]

在《女權》一書中，沃斯通克拉夫特對性別平等的觀點，與十九世後期至二十世紀的女權主義者不盡相同。舉例而言，她並不強調男女平等，而是指出在上帝眼中，無男女之別，因此不論男女，都应遵從相同的道德准则。[35]对沃斯通克拉夫特来说，男女在最重要的生活领域上是平等的。虽然对21世纪的读者而言，这样的观点并不具备什么革命性，但在18世纪的那个时代，它却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动力。譬如，它指出了无论男女——而不仅仅是女性——都应该谦逊端庄[36]，都应该注重婚姻的神圣性[37]。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说法，暴露出了18世纪后期的性别双重标准，并对男性作出了相同于女性的德行要求。

不过，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平等观点却与她对男性在力量与勇气上拥有之优越地位的敬重相对立。[38]在以下的这段著名引文中，她模棱两可地写道：

请不要因此下结论说，我希望颠倒万事万物的秩序。我早就已经承认，从身体的构造上来看，上帝似乎是为了让男人获得更大程度的美德而将男人创造出来的。我所说的是整个男性共同体，但是我找不出任何理由来作出结论，说男人的品德在本质上应该是存在差异的。事实上，假如品德只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标准，那么怎样对男人品德的性质作出区分呢？因此，如果我相应而生地得出结论，我一定会坚定地认为，所有男人的美德都存在一个同样的简单方向，如同我坚持认为上帝只有一个一样。[39]

此外，沃斯通克拉夫特还呼吁男性——而不是女性——采纳她在《女权》中所提出的社会与政治变革。她认为未受过教育的女性不能够改变自身的境遇，而必须要依靠于男性的帮助。[40]沃斯通克拉夫特在第九章“社会不合理差别的有害后果”的结尾这样写道：

因而我愿意劝服那些富有理性的人相信我的某些看法的重要性，并且说服他们冷静地盘算一下我这些观点的整体意旨。我要向他们的理智呼吁；既然作为同胞，我要以一个女性的名义，要求他们的内心具备一点点同情心。我恳求他们去解放自己的伴侣，从而使女人成为他们真正的配偶！

男人只要慷慨地打碎我们身上的枷锁，并且满意于跟一个有理性的伙伴共处，而不是满足于她们奴性的屈从，那么他们就一定会发现我们是更规矩的女儿，更深情的姐妹，更忠实的妻子，更有理性的母亲——总而言之一句话：更好的公民。[41]

在她的最后一部小说《玛丽亚：女人的受罪》（1798）中，沃斯通克拉夫特用小说的笔调续写了《女权》一书。在现在，一般都认为《玛丽亚》是沃斯通克拉夫特最为彻底的女权主义作品。[42]

在《女权》中，沃斯通克拉夫特针对虚伪泛滥的感性（特别是当时的女性带有的）进行了十分严厉的批评。她认为屈从于感性的女性“就连瞬息而逝的情感也会使得她们的内心波动不已”；因为这样的女性是“她们的感官的牺牲品”，她们便不能理性地进行思考。[43]实际上，她们不但对自己造成了伤害，她们还对整个文明造成了伤害：她们不能让文明走向高雅，而会让文明走向毁灭。但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理性与感性并不独立；她认为它们应相辅相成。对沃斯通克拉夫特以及18世纪的重要哲学家休谟来说，激情是其所有理性的基础。[44]这是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她的整个写作生涯中都反复提到的一个主题，特别是在小说《玛丽：一篇小说》（1788）与《玛丽亚：女人的受罪》中。

作为女性不应受感情过度影响的论点的一部分，沃斯通克拉夫特强调说，女性不应屈服于她们的身体或情欲。[45]这个论点导致了许多的现代女权主义者认为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刻意回避对女性性欲望的承认。科拉·卡普兰认为，“对女性性欲一惯的消极攻击”[46]，是《女权》一书的“主导思想”。[47]例如，沃斯通克拉夫特建议她的读者在理想和睦的婚姻中“冷静地把激情平息为友情”。[48]她写道，“两个品行优秀的青年人结婚，如果有某种情况阻碍了他们的情欲”[49]是值得庆幸的。[50]沃斯通克拉夫特还认为“爱情和友情不可能在同一个人的内心存在”[50][51]就像玛丽·普维解释的那样，“沃斯通克拉夫特暴露了她的恐惧，她对女性的情欲会招致男人的好色与下流注意力的恐惧……（认为）除非女性能够超越她们肉体的欲望和形态，她们才不会被其身体所控制。”[52]如果女性不对性欲感兴趣，她们便不会被男人所支配。沃斯通克拉夫特担心女性会被“不切实际的、飘忽不定的感情”[53]所毁灭，即担心她们只会对满足其色欲感兴趣。[54]由于《女权》一书将女人生活中的性欲排除在外，卡普兰对此总结道：“表现出了对性的极端排斥”[55]，同时还“夸大了性在女人生活中的重要性”[56]。沃斯通克拉夫特太执著于将性欲从她描绘的理想女性身上擦除，以致于在最后，坚持性欲缺席的她反而将其推向了前席。[57]但就像卡普兰和其他人评论的那样，沃斯通克拉夫特有可能是被迫做出这种牺牲的：“需要注意的是，（十八世纪时的）女性在政治权利和个体独立上的主张被接受与否，不可避免地取决于她是否有着节制而纯洁的性经历。”[58]

欧仁·德拉克罗瓦：《自由引导人民》（1833年）

一位著名的沃斯通克拉夫特学者克劳迪娅·约翰逊曾将《女权》一书称为“共和宣言”[59]。约翰逊认为，沃斯通克拉夫特有着十七世纪新教徒的共和思想，並且強調男女性的角色必須分明。[60]她认为，在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立場看来，“趋向女性化的男性是社会根基被削弱的原因”[61]。也就是说，如果任由男性擁有坚强与多愁善感的個性時，女性的地位将變得模糊不清，并难以在社会上立足。[62]因此，约翰逊认为，沃斯通克拉夫特對女權至大的主張，亦抱持反對的意見。

在《女权》里，沃斯通克拉夫特所追求的，是一种消灭包括君权在内的所有特权的共和主义。她还简要地提到，政府应该代表所有男女公民的意见。但她大部分的“政治批评”，就像另一位沃斯通克拉夫特学者克里斯·琼斯所阐述的那样，“是用道德的措辞来表达的”[63][64]。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美德定义关注于个人的愉悦，而不是整个社会的利益。[64]这表现在了她对天赋人权的解释上：因为权利源自上帝，她主张义务应与权利相连，而每个人都应负有义务。不过，对沃斯通克拉夫特来说，由于家庭向个人灌输了共和主义与仁爱的思想，因而在她对社会团结与爱国主义的理解中，家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65]

与前作《男权》一样，《女权》在许多方面反映出了中产阶级的世界观。沃斯通克拉夫特将处于中间阶层的中产阶级称作是“最能表现出（其）本来面目”[66]的人。她亦频繁地赞美谦逊与勤奋，以及在当时与中产阶级相联系的美德。[67]除了站在中产阶级的立场上呼吁中产阶级的精神外，沃斯通克拉夫特还对富有阶层进行了抨击，批评他们用她使用的相同论点去反对女性。她指出，富人是“浮华、邪恶和虚荣的，”[68]称“那些懦弱而虚伪的人们超出了她们同胞的正常需求和情感，她们以早熟的矫揉造作的方式摧毁了惟一的道德基础，并且在整个社会中传布了腐化堕落的不良风气”[69]。

不过，沃斯通克拉夫特对富人的批判，并不代表着她同时表现出了对穷人的同情心。对她来说，穷人是幸运的，因为他们不会受到财富的羁绊：“为了生活的必需而努力奋斗的人，是幸福的；因为，这些奋斗将会避免使他们仅仅由于懒惰而成为耗费精力的恶行的牺牲品。”[70]此外，她认为慈善只会带来消极的结果，因为，就像琼斯总结的那样，她认为“如果让富人们都披上了道德的外套，那么社会的不平等将会持续下去。”[71]

在她对国民教育提出的方案中，沃斯通克拉夫特保持了对阶级的划分（这是智力训练的一个例外），她认为：“在9岁以后打算学做家务活的女孩子以及准备学习技工专业的男孩子，应该转到其它学校去接受在某种程度上适合于每一个人目的的教育……才能出众或者是富有的青年人，现在可以到另外一所学校学习古代语言和现代语言以及科学原理，并且在一个更为广泛的范围内继续历史和政治学的研究，纯文学也不应该排除在外。”[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