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

羅斯褔夫人手持的《世界人权宣言》

《世界人權宣言》是人權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文件，由來自世界各地區不同法律和文化背景的代表起草，通過聯合國大會於1948年12月10日在巴黎通過的第217A(III)號決議宣佈，作為衡量所有國家和人民取得成就之共同標準[3]。《世界人權宣言》第一次規定人之基本權利應得到普遍保護，自1948年通過以來，已經被翻譯成501種語言，是世界上被翻譯最多之資料，是許多新獨立國家和新興民主國家之憲法之思想源泉[3]。1950年，联合国大会将每年的12月10日为“國際人權日”[3]。《世界人权宣言》通过后20周年即1968年，也被联合国定为“国际人权年”。

《世界人权宣言》提出，“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人人都有资格享受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论其种族、肤色、性别、语言、财产、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 这些权利和自由可分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两大类。其中，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包括：生命权、人身权、不受奴役和酷刑权、人格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无罪推定权、财产所有权、婚姻家庭权、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权、参政权和选举权等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包括：工作权、同工同酬权、休息和定期带薪休假权、组织和参加工会权、受教育权、社会保障和享受适当生活水准权、参加文化生活权等等。《世界人权宣言》同时规定，“人人对社会负有义务，因为只有在社会中他的个性才可能得到自由和充分的发展”。个人在享受权利时，只受法律所确定的限制。

虽然存在着对《世界人权宣言》的代表性和时代局限性的质疑，但其作为人类有史以来的一次人权共同宣言，被广泛认为是国际人权事业的总章程，以下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它的两个重要补充和细化。更为重要的是，这两个公约将《世界人权宣言》法律化，并构成了《国际人权宪章》，标志着全人类的人权事业进入了有法可依的新阶段。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于1966年12月16日第二十一届联合国大会该通过，并交由各成员国批准。該公约于1976年1月3日生效。《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是第一个明确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并第一次援引《世界人权宣言》，强调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与公民、政治权利的同等重要性和不可分割性，确立了民族自决的权利。《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於1976年正式生效，旨在促進和保護以下權利：享受公正和良好的工作條件的權利；享有社會保護、相當的生活水準和能達到的最高的體質和心理健康的標準的權利；獲得教育以及享受文化自由和科學進步所產生的利益的權利[3]。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于1966年12月16日第二十一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并交由各成员国批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其《第一項任擇議定書》於1976年正式生效，其《第二項任擇議定書》於1989年通過[3]。《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規定：行動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平審判以及無罪推定；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意見和言論自由；和平集會；結社自由；參與公共事務和選舉；保護少數民族權益等權利。公約禁止任意剝奪生命；酷刑、殘忍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奴役和強迫勞動；任意逮捕或拘留；任意干涉隱私；戰爭宣傳；歧視；鼓吹種族或宗教仇恨[3]。主要包括：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的权利，不得使为奴隶和免于奴役的自由，免受酷刑的自由，法律人格权，司法补救权，不受任意逮捕、拘役或放逐的自由，公正和公开审讯权，无罪推定权，私生活、家庭、住房或通信不受任意干涉的自由，迁徙自由，享有国籍的权利，婚姻家庭权，对天然财富和资源的自由处置权，思想、良心和宗教的自由，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结社和集会的自由，参政权。《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同时也明确了部分权利的有条件性或者绝对性。比如，第四条允许缔约国在国家生存受到威胁并且正式宣布社会紧急状态的情况下，减少原本应承担的义务，但减少的程度必须是客观需要前提下的最低限度，而且不得包括纯粹基于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或社会出身的理由的歧视。而生命权，人格权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限制。第二十八条规定，设立人权事务委员会，负责监督公约的实施。

人權的普世性在政治学和法学的思考主要集中在更高法律規則（英語：）及其衍生开的一些其他概念。更高法律規則意为只有当公平、道德和公正这些更高原则获得满足后，法律才可以被执行。[14]在法律实践上，更高法律規則是通过法治（英語：）和法治国（德語：）的概念体现出来。法治可分为狭义法治和实质法治；狭义的（英語：）法治认为法治本身并不提供“公正”，但为人们提供一个寻求公正的法律框架和程序；实质的（英語：）法治扩展了狭义的概念，包括某些与此相关的包括自由、人权和民主在内的个人實質性權利。[15]实质法治的这个扩展则在法理上承认天賦人權，也为宪政国家的宪法最终包括了人权法案建立了法理依据。尽管在学术界狭义法治比实质法治获得更广泛的认可，但在各国的法律实践上，宪政国家的宪法普遍包括了人权法案，因而实质法治得到事实上的广泛的确认。人权正是通过憲政和法治被认为是普世價值。

後殖民主義理論家對於人權概念的主要批評是，主張人權是一種文化的帝國主義。尤其人權的概念在根本上是源自於自由主義的觀點，雖然這種概念在歐洲、大洋洲和北美洲被普遍接受，但在其他國家可能不被接受。批評者質疑那些提倡人權的思想家例如约翰·洛克、密爾都是來自西方國家，同時這些西方國家自身也都做出帝國主義行徑。這種論點還舉出宗教來證明文化的霸權主義。然而，一些人也對文化霸權的批評論點提出反對。如：人權概念本身也有部分起源於其他的文明和宗教。人權在實踐上也會與帝國主義的行徑產生衝突，例如人權也能被轉換作為民族自決的理論。

另一種批評則認為人權所主張的權利是具有階層性的，因為各種不同權利之間的關係會互相影響。舉例而言，要保障擔任公職等政治權利不能不先確立一定的文化和社會條件，例如適當的教育。而後者是否應該被包括作為第一種基本的權利，則仍是爭論的議題所在。

還有一種則批評人權概念是根基於自行訂立的道德觀上。如果這種道德觀只是個人依據自己喜好而表達的要求，那麼人權就不是客觀的道德原則。美國哲學家Richard Rorty便認為人權只是根基於人類感情的表達上，而非一種理性的實現（不過，根基於利益理論的基礎，他仍然支持法律上的人權）。Alasdair MacIntyre：人權其實與古代人類對於「獨角獸和女巫的信仰相同」[16]。這種批評與道德相對主義相近，它宣稱道德是個人喜好、沒有客觀標準可衡量道德基準。

馬克思主義則反對西方人權觀中“絶對的”“先驗的”等唯心觀點，認為人權不是從來就是“天賦”，而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17]馬克思認為西方文明中的“人權”是帶有階級烙印的“特權”。“只要階級還没有消滅，任何關于自由和平等的籠統議論都是欺騙自己，或者是欺騙工人，欺騙全體受資本剥削的勞動者，無論怎麽説，都是在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18]馬克思主義主張的“人權”，是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上的“人權”，因為只有消滅了生産資料的私有制才有可能實現任何人之間真正平等，以及“人的解放”。北京日报于1979年3月22日发表《人权不是无产阶级的口号》一文公开批评人权是资产阶级的概念，然而这篇文章否定了人权是无产阶级应当争取的东西，其实扭曲了马克思主义。

對於人權的最後一種批評則聚焦於「誰才有責任監督人權」的問題上。人權的概念起源於避免公民遭到國家侵害，也因此可能代表所有人都有責任介入並保護受到侵害的其他人。因此在民族和國籍的區隔上，由於那強調了人們的不同點而不是相同點，可能被人權運動視為是對人權不良的影響，因為那否認了人們天賦的相同權利。中国則主張國家主權才是最重要的，因為是國家最先立下了人權的條約保證。在對於國家干預和使用暴力與某些的爭論議題上，爭論者的主張通常也都與他們對於人權的看法差異有關，例如將人權看作是法律權利抑或是天賦權利、以及他們是屬於世界主義抑或民族主義的立場都有關聯。

儘管對人權的具體認識與實踐互不相同，但是對于一些人權的最基本的内容還是取得了一定的共識。

• 生命權。生命權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人權，如果無法充分保障人的生命權，那么一切其它權利都是空中樓閣。無端剥奪人的生命，或者肆意對人施加恐嚇、虐待和折磨，就是用一種非人權的待人方式。[19]任由這種情况發生，個人權利就無從談起。所以一般各國的刑法都將侵害他人生命權的罪行量刑最重。“生命權是一個人之所以被當作人類夥伴所必須享有的權利。”[20]
• 自由權。自由，是人權的靈魂。因此，人身自由、通信自由、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都是個人的基本權利。如果没有充分的自由權，生命權也將失去意義。
• 財產權。財產權是生命權和自由權的延伸。如果一個人要生存下去、要有能力選擇他喜歡的方式生存下去，一定要有物質作為支持，那麽，對自我勞動的所得進行排他性的占有，就是生命權與自由權必不可少的保障。“人能够工作，能够靠自己的勞動成果生活，并把生活剩餘的錢存起來留給子女或者自己的晚年，這都是人尊嚴的一部分。”[21]財產權看似是一種物權，但其實質為人支配物，即支配自己正當所得的權利。
• 尊嚴權。尊嚴也是生命權和自由權的合理延伸。如果一個人若無尊嚴，那麽他的生命至多是一種無人格的形式。作為一種基本的人權，尊嚴的價值早在古代就得到普遍的認同，如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等。尊嚴權主要要求人們在社會交往中互敬互愛，文明禮貌。如果一個人的尊嚴權被否認，就意味者人們可以肆無忌憚的羞辱，威脅，騷擾，中傷他，那顯然他就失去了“作為人類”的資格，這無疑是和人權所不容的。
• 公正權。人權的普適性必然的要求每一個人都受到公平合理的對待，但現實生活中，經濟權力、政治權力、種族、國籍等，都會不同程度將人劃到不同的等級，那麽人權就變成有限的，有條件的，甚至成為特權階級的奢侈品了。而公正權是為了將人權擴展到每一個人身上。公正權不僅是人權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它也是人權中其它部分的必要條件。

2006年3月15日，由聯合國大會建立並直接負責之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取代成立60年之久之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成為聯合國政府間負責人權之主要機構；理事會由47個會員國代表組成，肩負著在世界各地加強促進和保護人權之任務，應對人權突發事件等侵犯人權之狀況並就提出建議[3]。人权的基本内容仅仅一种最低限的保障，在现代文明社会中，这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又出现了很多对人权的扩充。人权的进阶内容一般都是基本内容的融合、扩展、深化。但是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文明的多样性，对于以下的人权内容和具体的实现方式还存在这不同程度的分歧。

• 发展权。“发展权”最早是1970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委员卡巴·穆巴耶在一篇题为《作为一项人权的发展权》的演讲中被提出，并立即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强烈支持。1979年，第三十四届联合国大会在第34/46号决议中确认，发展权是一项人权，平等发展的机会是各个国家的天赋权利，也是个人的天赋权利。1986年，联合国大会第41/128号决议通过了《发展权利宣言》，对发展权的主体、内涵、地位、保护方式和实现途径等基本内容作了全面的阐释。1993年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再次重申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从而使发展权的概念更加全面、系统。发展权在坚持个人良好发展的同时，也强调了“集体人权”这一新生概念，也就是要求各国，各民族都能平等、自由、友好的交流合作，均等的享受发展机会。发展权强烈的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际制定的国际秩序的不满以及对国际公平正义的诉求，甚至透出相当的共产主义色彩，也就很自然的成为当今国际社会在人权方面的交锋重点。
• 民族自决权。追根溯源，民族自决权其实源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天赋人权说和人民主权说。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和1789年的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是反映这些思想的最具代表性的历史文献。二战之后，民族自决权在《联合国宪章》、《关于人民与民族的自决权的决议》、《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国际法原则宣言》、《关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一系列国际文件中多次得到确认和重申，并作为一项重要的集体人权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和接受。民族自决权风靡一时是与资产阶级革命，以及二战以后大批受压迫的民族和国家独立自主是密不可分的。然而在国际形势大大改变的现在，民族自决权更加强调的是本民族国家自主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和生活模式，而不受外部干涉的一项集体人权。对于民族自决权是一种重要人权国际社会普遍没有异议，但对于民族自决权的限度，民族自决权与最低人权标准的之间的矛盾等，国际社会的斗争相当激烈。民族自决权被普遍用于发展中国家反对发达国家“干涉”的重要理论依据。

被多數國家認同的人權立法内容包含如下：

• 安全的權利：有關禁止犯罪行為，如謀殺、屠殺、酷刑和强奸。
• 自由的權利：有關自由的範疇，如：宗教和信仰自由、集會、結社、组党。
• 政治的權利：有關人民的自由參政權，如抗議或入黨。
• 訴訟的權利：有關防止濫用法律制度，如監禁審訊、秘密審訊和過度懲罰。
• 平等的權利：有關公民的平等，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 福利的權利（經濟的權利）：有關提供教育和免於遭受嚴重的貧窮和飢餓。
• 民族的權利：有關群體免受種族屠殺和其建立民族國家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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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人權

知識分子對教會霸權的反抗，以不被國家侵犯人權為基本的目的，另稱為消極人權。

第二代人權

在工業及資本主義發展下，反抗童工、階級剝削的意識提倡。

第三代人權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和殖民主義發展下對於個人的人權，從國內這觀念下，反省要擴張到國與國之間的監督。

旧金山的同性恋自豪日

• 废除死刑：
• 安乐死：
• 堕胎：
• 同性恋权利
• 性別變更登記
• 性交易
• 女权主义

• 北京人權律師浦志強2015年12月22日，被控煽動民族仇恨罪、尋釁滋事罪，被吊銷執照[28]
• 美國發表2015年各國人權報告，譴責香港銅鑼灣書店股東及員工失蹤事件、打壓中國人權律師的行為，另外也點名北韓、古巴、伊朗[29]
• 2016人權律師江天勇、四川人權運動成員陳雲飛，被中國指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于2019年2月底刑满出狱。[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