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莎·盧森堡

1871年3月5日，卢森堡生于俄罗斯治下的波兰会议王国扎莫希奇一个犹太教家庭，1873年举家迁至波兰的華沙[5]，五岁时患上髋关节的疾病，需长期卧床，此后终生跛足[6]。

1880年，她入读文理中学。1886年加入波兰左翼政党无产阶级党，参与组织领导罢工。罢工失败后该党四位领导人被处死，该党被迫解散，包括卢森堡在内的幸存党员转入地下组织。1887年，通过高中毕业考试。1889年因逃避逮捕前往瑞士，就读于苏黎世大学，主修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数学，研究中世纪历史及经济和证券危机。1897年春发表博士论文《论波兰的工业发展》，被授予法学博士学位，该论文于1898年由莱比锡的出版社发行。1893年，与列奥·约基希斯和尤利安·马尔赫莱夫斯基创办《工人报》。该报反对波兰社会党的民族政策，认为国家独立需要走德国、奥地利和俄罗斯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她认为，应联合起来反对资本主义，争取波兰独立。她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族自决权，因此与弗拉基米尔·列宁产生了理论分歧。她还与约吉歇斯共同创办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尽管成年时大多生活在德国，但青年时期的卢森堡主要在波兰活动，与约吉歇斯共同领导组织波兰社会民主党，是该党的主要理论家。

1898年5月，卢森堡嫁给古斯塔夫·吕贝克，取得德国国籍并搬到柏林。此后她活跃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与修正主义者爱德华·伯恩斯坦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卢森堡直接在1898年9月发行的宣传册《社会革命》中点名攻击伯恩斯坦。卢森堡对社会民主党奉行的改良主义的谴责使她当仁不让成为该党左翼的喉舌。她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掌权及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化，才能够解决资本与劳动间的对立冲突。她希望将修正主义者赶出社民党。虽然这并未发生，但以卡尔·考茨基为首的党中央仍在党纲里保留了马克思主义的成分。

1900年，卢森堡在报章中刊登其对欧洲社会经济问题的分析论文。预见到战争的她，大力抨击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她希望发动工人开展总罢工，阻止将要发生的战争，但被考茨基拒绝。两人于1910年决裂。仅在1904年和1906年间，她因政治活动而被关押三次。1907年，她出席于伦敦举办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五次党代表日，在会上遇见列宁。随后在斯图加特的第二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中，她提出的“欧洲所有工人政党应团结一心阻止战争”的决议被通过。

此后卢森堡在社民党的柏林讲学中心积极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期间她曾经的学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当选德国社民党主席。

1912年，卢森堡代表社民党出席欧洲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她在与法国社会主义者让·饶勒斯着手准备总罢工时，一战爆发了。1913年，她在某个大型会议中宣称：“如果他们认为我们打算搞内讧，那么我们就大喊：‘我们不会这样干！’”。但在1914年，由巴尔干地区民族危机引发大战时，包括法国社会主义者在内的多数社民党党员支持这场战争，大罢工宣告流产。德国国会也同意资助战争。投了赞成票的社民党，同意与帝国政府休战，并承诺在战争中避免任何罢工活动。由于她自1899年起就开始与之斗争的修正主义者占据了绝对优势，卢森堡甚至一度考虑自杀。

为了反击修正主义者，卢森堡在法兰克福发动反战游行，呼吁民众拒绝服兵役，拒绝服从命令。这让她因“煽动对当局的法律和秩序的不服从”被关押一年。

1914年8月，卢森堡与卡尔·李卜克内西、克拉拉·蔡特金和弗兰茨·梅林共同创办“国际歌小组”，1916年1月改名为斯巴达克同盟，以署名“斯巴达克者们”，创作非法反战小册子。卢森堡化名为“尤尼乌斯”，取自罗马共和国创始人卢修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

斯巴达克同盟坚决反对社民党对战争的支持，试图引领德国无产阶级开展反战总罢工，导致其与李卜克内西于1916年6月被关押两年半。在关押期间她先后被转移至波森（今波兹南）和布雷斯劳（今弗罗茨瓦夫）。

好友们走私并非法出版了她的文章，其中一篇《论俄国革命》既肯定了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的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但也严厉批判了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些政策，预见并警告他们有滑向独裁政治的危险。尽管如此，她还是在继续呼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但不打算采用布尔什维克的高度集权模式。她在文章中写道：“自由永远意味着有不同思想者的自由。”她还说：“在自由受限的国家，公共生活是如此的贫困、悲惨、僵硬、毫无成果。这完全是因为一旦取消了民主，所有精神丰富与进步的来源也将不复存在。”另一篇文章《社会民主危机》写于1915年，1916年6月发表[7]。

1917年，斯巴达克同盟开始隶属于反战主义者、前社民党成员胡戈·哈泽创建的独立社会民主党。1918年11月，基尔水兵起义标志着德国十一月革命爆发，工人与士兵委员会在德国各地掌权，威廉二世皇帝被迫退位，魏玛共和国成立，独立社民党和社民党上台执政。虽然独立社民党和社民党大部分党员支持工人委员会，但社民党领导者担心革命会像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那样，使政体演变成苏维埃制。

1918年11月8日，卢森堡从布雷斯劳的监狱中被释放。卡尔·李卜克内西于翌日获释，并在柏林宣扬“自由社会主义共和国”。他和卢森堡重组斯巴达克同盟，成立《红旗报》，要求大赦所有政治犯并废除死刑。1918年12月14日，两人共同出版斯巴达克同盟新方案。

1918年12月29-31日，两人代表斯巴达克同盟，参加独立社会主义者、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联合大会，大会于1919年1月1日正式成立德国共产党，由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担任领导人。卢森堡支持新成立的德国共产党参选魏玛国民大会，成立魏玛共和国，选举遭到抵制。

1919年1月，第二次革命浪潮席卷柏林。与李卜克内西不同，卢森堡拒绝暴力夺权，但《红旗报》却鼓励叛军占据自由媒体编辑部。

为鎮壓起义，社民党领袖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下令自由军团摧毁左翼革命，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于1919年1月15日在柏林被捕。自由军团的指挥官瓦尔德马·帕布斯特上尉（Waldemar Pabst，1880-1970）和中尉霍斯特对两人施行严刑拷打，最后下令处决两人。卢森堡被士兵奥托·伦格（Otto Runge，1875-1945）用枪托击晕，库尔特·福格尔（Kurt Vogel，1889-1967）中尉和赫尔曼·苏雄（Hermann Souchon，1894-1982）中尉向其头部开枪，其尸体被扔到柏林的兰德维希运河。卡尔·李卜克内西在蒂尔加滕遭到枪杀，他的无名尸体被带到太平间。

随后全德境内爆发一系列暴行，成千上万的德共党员、其他革命者和平民被残忍杀害。最后，同时在政治上转移到右派的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和人民海军部解散。

德国革命尾声时，武装份子的暴行和罢工人群遍布全国。截至1919年5月，该情况先后在柏林、不莱梅、萨克森、萨克森州哥达、汉堡、莱茵兰和鲁尔区等地发生，5月2日最后发生在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

谋杀案发生四个多月后，1919年6月1日，卢森堡的尸体被发现并送至柏林尸检，其身份被确定。奥拓·龙格因“蓄意谋杀罪”判处两年监禁，沃格尔中尉因漏报尸体被判监禁四个月。沃格尔被羁押不久后越狱，帕布斯特和苏雄则逍遥法外。后来纳粹党将龙格保释，最终龙格在二战结束后被苏联羁押于柏林时逝世。

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尸体被埋葬在腓特烈斯费尔德中央公墓，每年1月的第二个星期日都有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前往瞻仰。

卢森堡最广为人知的遗言，写于遇害当晚，是关于她对群众的信仰，及其所见的革命必然性：“领导失灵了。但是领导可以而且必须由群众并且从群众中重新推选。群众是决定性的，群众是磐石，革命将依靠这块磐石取得最后胜利。群众站得高，他们使这次“失败”成为国际社会主义引以为骄傲并从中吸取力量的那些历史失败的一个部分。未来的胜利因此将从这一“失败”中茁壮成长。“柏林秩序井然！”你们这帮愚蠢的奴才！你们的“秩序”是建立在流沙之上的。明天革命将在“磨刀擦枪声中再次兴起”，吹响令你们惊惶失措的号角，宣告：“我来过，我又来到，我还将重临[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