娼妓
娼妓，又稱娼妇、妓女、婊子、娼婆、雞婆、窯姐，是一種以提供陪伴及娛樂（其目的可能包括肉體上的滿足）為主的行業。傳統上許多娼妓以奉客、陪客喝酒解苦、表演為主，具有較高的藝術素養，只卖身淫乱但由於娼妓業工作的演變，近代娼妓一詞專指提供性服務的女性性工作者。妓女因工作內容社會地位低，可為中性用法或貶義詞。
娼妓行业相关人物称呼
中国的传统称呼中，妓院的女性经营者称为“老鴇”，狎玩娼妓的人称为“嫖客”、“狎客”，娼妓与嫖客之间的中介人称为“皮条客”，贩卖妻女从事卖淫事业的男子称为“娼夫” [1]，妓院中干杂役的男人称为“龟公”、“大茶壶”，载送娼妓去目的地的人称为“马伕”，娼妓所生的孩子称为“弟子孩儿”、“彘子孩儿”[2]。
歷史
据史家研究，各大文明古国的娼妓都发源于宗教儀式。最早流行于古巴比伦，古巴比伦不同地位的女子，不管尊卑贵贱，都必须在神庙里当一段时间的庙妓，在神庙里贡献自己的贞操，以示对神的虔诚。中国殷商时期，也有一群类似“宗教卖淫”的女子，名字叫巫娼，她们借着与神灵相通的名义，通过妖艳的外表，能够魅惑男子[3]。後來這些娼妓開始世俗化，變成以表演、陪侍客人為業。妓女也分有很多种，有的不一定提供性服務，有些是賣藝不賣身的藝妓或歌妓，專門為客人彈唱、獻藝。唐代著名女詩人薛濤出身官宦世家，其父病亡，便身入樂籍，“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4]後來元稹、白居易、杜牧都是她的貴賓，日後被稱為“校書”[5]。诗人王建有《寄蜀中薛涛校书》詩：“萬裏樓臺女校書，琵琶花下閉門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如。”《全唐诗》收薛涛诗八十九首。宋朝文人柳永一生都在妓院巷裡親熱唱和，大部分的词诞生在青樓笙歌艳舞、锦榻绣被之中[6]，柳永晚年窮愁潦倒，在潤州去世時一貧如洗[7]，是他的歌妓姐妹們集資營葬。[8]
近代以來的妓女仍有分等級，書寓是上海最高級的妓女，也叫詞史、校書，長三是與書寓同等級的高級妓女，但不避諱性交易[9]，晚清名妓李萍香出身望族，“工吟咏，擅书画……女红之余，兼攻词翰”。至於下等妓院的妓女為求生意，多當街拉客，許多文人礙於面子亦避之唯恐不及。清末戰亂頻仍，難民多避難租界，同治年間上海租界的妓院達千餘家[10]。妓女從業的原因大都是家境貧寒。妓院也有供應瓜果、茶水，稱為「打茶圍」，召妓侍座侑酒稱「叫局」，打麻將稱「碰和」。
清初著名文人袁枚、李寧等人都是妓院常客。俄羅斯文学家托尔斯泰年輕時常去妓院，他在1847年的日记记录“染上了淋病”，正在接受治疗，水银的副作用让他承受著说不出的痛苦。歐洲短篇小說之王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也是妓院常客，他的小說〈泰利葉之家〉（La Maison Tellier）便是以妓院為題材，由於縱情聲色，莫泊桑因此染上梅毒，導致腦病變瘋狂，1893年在精神病院割喉了結一生[11]。至於高級妓女接待客人也分等級，身份不高也進不了場子，若想一親芳澤，可謂難上加難。高級妓女對象多為文人或權貴，但其身份仍受盡外界歧視，即便兩廂有情，礙於低下的社會地位也很難開花結果。也有從良的妓女最後因夫妻之間缺乏真實的情感，或沉溺於過往的紙醉金迷，而被迫返回妓業。“閉門羹”的典故則是來自於唐代名妓史鳳，馮贽《雲仙雜記》引《常新錄》：“史鳳，宣城妓也。待客以等差……下列不相見，以閉門羹待之。”
東亞傳統娼妓由見習至正式娼妓的通過儀禮稱為梳攏，本來是女性的成人禮笄禮的別稱。對於娼妓來說，梳攏不但代表成年，還表示已經接受了足夠的訓練，可以正式接待客人，也常常包括出賣初夜。
現狀
近代至現代除了打正旗號賣淫的性工作者外，還有些女性從事陪侍工作，也屬於廣義的娼妓。例如伴舞的舞女、卡拉OK夜總會的伴唱、夜總會的坐檯小姐等，這些娼妓未必會與客人發生性行為，但有些於陪侍時容許客人觸摸身體。
一些地區的傳統娼妓在現代社會仍尊循古法，作古裝打扮賣藝表演，如日本的藝妓、朝鮮的妓生。但因培育與工作辛苦且客群有限，已愈來愈少女性願意投身這類傳統表演。
地位
由於世界上多數社會的傳統觀念認為女性不應出賣肉體賺錢，因此娼妓這種需要與眾多男性應酬、交流的行業，無論是否「賣身」，均被視為低下階層，不受人尊重。
参考文献
引用
- 娼夫，汉典
- 弟子孩儿，汉典
- . 凤凰历史. 2013-10-15 [2014-10-26].
- 元稹《寄赠薛涛》：“锦江滑腻峨眉秀，幻出文君与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皆停笔，个个公侯欲梦刀。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
- 何光远《鉴戒录》谓: “自韦皋镇成都日，令入乐籍，呼为女校书。”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九：“號薛校書，世傳奏授，恐無是理，殆一唐文拔萃，公侯皆欲往成都任職。”
- 張舜民《畫墁錄》載：晏殊斥柳永“彩線慵拈伴伊坐”乃俗艷之詞。
-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记载：“永终屯田员外郎，死旅，殡润州僧寺。王和甫为守时，求其后不得，乃出钱葬之。”
- 祝穆《方輿勝覽》記載：“柳永卒於襄陽，死之日，家無餘財，群妓合資葬於南門外。每春日上塚，謂之‘吊柳七’。”
- 徐珂《清稗類鈔·娼妓類》，卷三十八：“論滬妓之差等，輒曰書寓、長三、么二，是固然矣。”
- 陳其元《庸閒齋筆記》：“娼寮妓館，趁風駢集，以洋人為護符……余攝縣事時，欲稍稍裁抑之，而勢有不能，嘗飭洋租地保密稽之。蓋有名數者，計千五百餘家，而花煙館及鹹水妹、淡水妹等等，尚不與焉。”
- 《莫泊桑的生命悲歌》，顏坤琰，《世界文化》2003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