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袁世凱的評價

甲午战败后，李鸿章处于政治低谷，对于袁世凯奔走于政敌翁同龢门下而始终耿耿于怀，有一次，袁世凯来拜访这位过气的老领导的时候，李鸿章终于再次爆发并痛斥了袁世凯一顿，据曾国藩的孙女婿、当时入李鸿章幕府的吴永的记载，李鸿章在袁世凯走后，曾对吴永说：“袁世凯你怎么会不知道？这个人真是个小人！他为了巴结翁叔平而来这里做说客，嘴巴里说得天花乱坠，想要欺骗我乞假开缺，一边给翁叔平让出一个协办大学士的位置……哼！我偏不退！当年老师（曾国藩）教我‘挺经’，这次倒可以用上！我就是要和他们挺着，看他们有什么招？我刚才当面训斥袁世凯，就是要免得他再来啰嗦，我在官场摸爬滚打了几十年，什么事情没有见过？我难道还会受这种人的捉弄吗？”[1]

徐凌霄、徐一士兄弟称：“袁氏为人，有术而无学，重利害而轻是非。”

张之洞说：“袁岂仅有术，直多术耳。”

中华民国政治人物冯自由認為，袁氏是一個投機份子，他认为袁世凯在被光緒帝委以大任卻是投靠慈禧太后后黨。冯自由还认为袁世凯支持南方革命，并逼迫清廷皇帝退位是为了当上民國總統。因此冯自由声称袁世凯是選有利益的一方投靠的投機分子。

严复说，袁世凯的才具，只适合担任旧日帝制之下的督抚，“欲与列强君相抗衡，则太乏科哲知识，太无世界眼光。”

梁启超说：“袁氏自身，原不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何在，以为一切人类通性，惟见白刃则战栗，见黄金则膜拜，吾挟此二物以临天下，夫何其不得者。”

黄远生评论袁世凯：“袁总统之为人，意志镇静，能御变故，其一长也。经验丰富，周悉情伪，其长二也。见识闳远，有容纳之量，其长三也。强干奋发，勤于治事，其四长也。拔擢材能，常有破格之举，能尽其死力，其五长也。有此五长，而乃善日少而恶日多者，一由知识之不能与新社会相接，一由公心太少而自扶植势力之意太多。综言之，则新知识与道德之不备而已。故不能利用其长于极善之域，而反以济恶。既自顾手执政权者十余年，天下之大，变故之繁，无不为其牢笼而宰御，则益骄视一切，以为天下事不过如此，于是其手段日以老辣，其执行益以勇往，乃至举中国之人物为供奔走，尽中国国家之所有供其政治演剧之材料。某今敢断言，长此不变以终古。袁总统者，在世界历史上虽永不失为中国怪杰，而在吾民国历史上，终将为亡国之罪魁。”[2]

民初中国实业家王錫彤称袁世凯：「……凡一材一艺，一经甄录，即各以其才之所堪而委以力之所能胜，不求备于一人，亦不望人以分外一事，而成则奖藉不遑，不成则自任其咎，不使人分谤，此其所以群流归仰，天下英雄咸乐为之尽死也。其生平于政治外无嗜好，一切饮食，衣服，绝不讲求。未明求衣，夜深方息，日日惟国计民生是谋，以破烂不堪之民国，至三四年间，天下大势得以粗安，工艺商业，逐渐发达，国库渐丰，民生渐遂，有由来矣。特中国习染之污已不可湔，四围空气，异常恶劣，地位愈高者，左右趋承愈众，献媚希荣之术百出不穷，稍一疏懈，辄为牵动[3]。」

袁世凯的外交秘书顾维钧评价袁世凯，称其：「坚强有魄力，谁一见他也会觉得他是一个野心勃勃、坚决果断、天生的领袖人物[4]……和顽固的保守派相比他似乎相当维新，甚至有些自由主义的思想，但对事物的看法则是旧派人物那一套，他是个实干家，卓越的行政官吏、领袖人物[4]」，但是“袁世凯不懂得共和国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共和国为什么一定比其它形式的政体优越。他的统治越来越趋向恢复帝制，保持旧的制度，使自己高高在上。他不只是不了解共和国需要什么或民主如何起作用，看来他根本没有实现共和或民主的愿望。”[5]顾维钧评价袁世凯的外交工作称：「此人处理对外关系颇有经验，当他任总统时，实际上同时又是外交总长……袁世凯总统都是幕后的真正谈判者。[4]袁总统在对外关系上是煞费苦心的，对政府所做的一切亲自承担了责任[4]……他是一个老练的政治家，他不仅深知中国积贫积弱，也洞悉日本帝国的扩张政策[4]，他是一个爱国者，即他在处理对外关系中特别是对日关系中唯恐丧失中国的主权」。[4]

1913年7月，陈其美发表讨袁宣言：“国贼袁世凯，残害忠良，袒护凶犯，捣乱司法之制，提倡暗杀之风，蔑视国会，干涉宪法，诬陷善类，擅捕议员，私借外债，丧失主权，重人民之负担，启各国之干涉。蒙古叛乱，不加一兵。失地丧权，擅缔协约。授各国以利益均沾之口实，陷中国于瓜分豆剐之危机。滥掷金钱，日用多至一千余万。收买议员，国会遂至一事无成。解散各省联合会之民意机关，擅设不经议会通讨之滥竽宫职。约法扫地，奸宄盈庭。”[6]

1914年5月，孙中山发表《讨袁檄文》，痛斥：“袁背弃前盟，暴行帝制，解散自治会，而闾阎无安民矣；解散国会，而国家无正论矣；滥用公款，谋杀人才，而陷国家于危险之地位矣；假民党狱，而良懦多为无辜矣。有此四者，国无不亡！国亡则民奴，独袁与二三附从之奸，尚可执挺衔璧以保富贵耳。呜呼！吾民何不幸，而委此国家生命于袁氏哉！自袁为总统，野有饿莩，而都下之笙歌不彻；国多忧患，而效[郊]祀之典礼未忘。万户涕泪，一人冠冕，其心尚有“共和”二字存耶？既妄[忘]共和，即称民贼。吾侪昔以大仁大义铸此巨错，又焉敢不犯难，誓死戮此民贼，以拯吾民。”

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发起讨袁护国运动，组织护国军，与唐继尧、李烈钧联名宣布云南独立，檄文称袁世凯“元首谋逆，蔑弃《约法》，背食誓言，拂逆舆情，自为帝制，率召外侮，警告迭来。”“徒以袁逆，内罔吾民，多欺列国，有兹干涉，既濒危亡。非自今永除帝制，确保共和，则内安外攘，两穷于术。”

1916年1月，康有为发布《讨袁世凯檄》，直斥：“国贼袁世凯者，蜂目忍人，豺声乱性，含奸薮慝，蕴毒滔天。”“因武昌之兵起，成总揆之登庸；假立宪之高义，以收军国之全权；借排满之人心，而迫朝廷之禅让。”“始以高位厚禄，笼络革命之英；继即以重兵酷刑，诛锄革命之杰。始以美言多金，诱进步党而排国民党；终则专制横行，散国会而驱逐党人。”“始则累誓保守共和，而铲除专制；继则明布力行专制，而大反共和。始则深恶国会，竟敢废自治而停选举；今则为改帝制，忽而选议员以开大会。”“甚乃自背累誓之共和而称帝矣。于是以一人私篡之奸谋，伪托为举国之民意。民选议员本大公无私，岂知名由官中直指；劝进电文之千篇一律，岂知稿由朝贵拟来。掩耳盗铃，以予知自矜；只手遮天，以愚民为戏。其反覆无良，诈欺弄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久矣。”[7]

民国政要张一麟评价袁世凯：「其虚怀下士，有不可及者……其不用私人，不有私财，非当世贵人所能望其项背。使遇承平之世，岂非卓卓贤长官哉。」

美国外交官马慕瑞称：「相较於同时代的国民党，袁世凯是一位敏锐，引人注目的外交官。」

日本政治家伊藤博文称：「四亿中国人无出袁世凯右者[8]。」

北洋總統府大禮官黃開文称：“袁项城大总统志趣不凡，才猷卓越。……项城注重练兵，北洋新军规模宏大。光绪戊申年间，已编有陆军六镇，军容如火如荼，甲于各省。……项城阅览文牍，批答神速。礼官处派人赍呈公文，往往人尚未归，而公文已经批回。案无留牍，可想而知。洪宪一事，原非出于项城本意，卒以左右文武极力怂恿，成为事实。先是项城注意外国报纸，恒恐发言诋訾。逢迎之辈乃伪印日本《顺天时报》，每日进呈，证明赞成，以坚项城之意。嗣有蔡松坡通电反对洪宪，王聘卿乃以真正《顺天时报》进呈。项城始悟每日所阅《顺天时报》皆为赝鼎，追悔异常。盖宵小但知希荣固宠，以致项城身败名裂，洵为千载之遗恨”。然据袁世凯第三女袁静雪在《我的父亲袁世凯》中的回忆，真的《顺天时报》应为袁静雪上呈给袁世凯，[9]黄开文的回忆似有误。[10]

上海美国法院法官雷宾斯·威尔弗雷在得知袁世凯准备称帝后评价称：“我本人认识袁世凯，对他的从政生涯有过深入研究，他是一个正直、而又毫无疑问具有爱国情怀的人。除此之外，我认为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我认为他的能力和他的爱国抱负成正比。既然他选择走这一步，必然是征求了身边顾问和智囊意见后做出的决定。……要应对日本企图接管中国的野心，在保有主权问题上，恢复帝制可能是最好的解决方法。……造就共和政府绝非一日之功。美国政府的共和模式在中国不是朝夕间就可实现的。袁世凯想要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目的是想最大限度地获取可以集聚的力量。……袁世凯和加富尔一样，是一个实用主义政治家，他更乐于面对当下的现实，应用现有的政策去满足现实的国情， 而不是聚集全部的力量投入到不切实际的理想中去。如果这种政体的改变能够成功的话，中国就有能力加入协约国，和其他成员国一起，在现有的战争环境下，增大抵抗日本侵略、获取成功的可能性[11]”。

歷史學家唐德刚说，在清末民初的政治转型运动中，不仅袁世凯对共和政体没信心，而孫文及后来者蔣中正、毛泽东等人都对共和政体产生过动摇，事实上他们最后都是搞个人独裁的最高形式皇帝，蒋、毛二公虽然都有做皇帝之实，但力避做皇帝之名，袁公的不幸是他原无做皇帝之实，却背了个做皇帝之名[12]。

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在《民国初年宪政失败的原因是社会全面腐败》中指出：袁世凯追求的是大权独揽。居然成立“军政执法处”。这个机构听命于大总统，可以随意抓人、杀人。典型是张振武案。1912年8月根据黎元洪的密电，没有经过司法机关，袁世凯吩咐军政执法处把武昌起义领导人之一张振武和方维捕杀了。明代“东厂”在这里复活[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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