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延漢簡
居延漢簡是指1930年在內蒙古居延地區的城障、烽燧、關塞遺址發掘出的一萬餘枚漢簡，别称居延旧简。之後，於1972年至1982年間，又在居延地區發掘出土兩萬余枚漢簡，依出土地点分别称作居延新简，肩水金关汉简，额济纳汉简。
發現始末
自1901年以来，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英國考古學和探險家斯坦因等在中国尼雅、楼兰等地进行调查发掘，并带走大量汉晋简帛文书，八年后国人才辗转得知此事。羅振玉写道“光绪戊申（1908年），予闻斯坦因博士访古于我西陲，得汉魏简册载归英伦，神物去国，恻焉疚怀”[1]，同时文物被收藏海外后“典守森严，不殊秘阁，苟非其人，不得纵览”[2]。于是，羅振玉设法通过伯希和与整理这批简牍的沙畹建立了联系，沙畹允诺简牍整理好后，即提供文书写本。辛亥革命后，罗氏虽身在日本，但仍惦念简帛一事，1912年再次向沙畹催问，终于在1913年得到手校稿本。经三子罗福苌翻译，重新按内容分类，与王国维分任考释，于1914年出版近代简牍学的奠基之作——《流沙坠简》。
1930年，斯文·赫定與以沈兼士為首的中國學者合作，組成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一起在甘肅附近考察。1930年4月27日至1931年3月27日，考查团成员贝格曼（Folk Bergman）在11个月的时间里沿额济纳河流域踏查了南北250公里，东西60公里的范围，发现古遗址410多处，其中在30个地点出土汉简。共出汉简10085枚[3]。1931年5月下旬，这批汉简运抵北平。抗日戰爭期間，為躲避戰火，1937年年底运往香港，在香港大学经历了3年再整理的过程，于1940年8月4日运往美國國會圖書館暫存，1965年10月21日[3]運至臺灣，現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典藏。
由於漢代時紙張數量有限，居民仍習慣在竹木上寫字，多为木简，少數為竹簡，居延漢簡書體為隸書章草，內容多為修築邊塞、兵制、屯田、置亭燧所遺屯戍文書，也論及市易，如《居延漢簡甲乙篇》記有“用馬五直二萬”，“其平宗馬直七千”的記載。居延漢簡紀年簡最早者是漢武帝太初三年（前102年），最晚者是漢靈帝建寧二年（169年）。居延漢簡是王國維所稱的二十世紀初中國學術界四大發現（另外三個分別為殷墟甲骨文、敦煌藏經洞文書、故宮明清檔案）之一。
甘肃省文物部门分别于1972、1973、1976、1980、1982年对居延遗址进行过5次调查，于1973-1974年、1986年进行过正式发掘。1972年秋，居延调查组沿黑河（额济纳河）进行了踏察，获得汉简800多枚。1973-1974年，甘肃省居延考古队对肩水金关、破城子（即甲渠候官遗址）和甲渠塞第四隧三处遗址进行发掘，出简19637枚[4]，其中肩水金关11577枚，破城子7865枚，第四燧195枚。1976年，甘肃省博物馆考古队、酒泉地区文化局、额济纳旗文教局共同组成调查组，对额济纳旗境内的汉代城障烽燧遗址进行复查，在卅井塞次东隧采获汉简173枚。1982年在破城子采获汉简22枚。破城子、第四燧、卅井塞次东隧与其他零星采集简集合后被称为居延新简出版，肩水金关出土的万余枚汉简出版时被称为肩水金关汉简[3]，现皆藏于甘肃简牍博物馆。1986年9-10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地湾肩水候官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获得汉简700余枚，尚在整理。1999-2002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拉善盟博物馆、额济纳旗文物所联合考古队选择甲渠候官附近的第七、第九、第十四、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隧以及甲渠候官东南三十二公里处的察汗川吉烽隧进行了发掘，出土汉简500多枚，称为额济纳汉简，藏于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至此，居延地区前后总共出土汉简32037枚。[4]其中1973年在肩水金关的关城遗址发掘出《永始三年诏书册》，在甲渠侯官遗址出土了《塞上烽火品约》木简17枚。
分類
- 《永始三年诏书册》16枚
- 《甘露二年御史书》3枚
- 《建武三年十二月侯粟君所责寇恩事》36枚
- 《永元器物簿》77枚（为现今出土简牍中枚数最多的成册文书）
註釋
- 罗振玉《流沙坠简序》（1914年）
- 罗振玉《鸣沙石室佚书序》（1913年）
- 张德芳. . 居延新简集释.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16年6月 （中文（中国大陆））.
- 杨永生. . 丝绸之路. 西北师范大学. 2016年第04期 [2017-12-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12-23）.
參考書目
- 勞幹《居延漢簡考釋·考證之部》手稿
- 永田英正著，張學鋒譯：《居延漢簡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 張鳳《漢晉西陲木簡彙編》
- 邢義田 <傅斯年、胡適與居延漢簡的運美及返臺>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6，3（1995），頁921-952。
研究書目
- 陳直：《居延漢簡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
- 邢義田：〈居延漢簡的再整理與展望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