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忠獻

崔忠獻在早年時候，便成為軍人，為國平亂而逐步晉升。據《高麗史‧叛逆列傳‧崔忠獻列傳》的記載，崔忠獻初名鸞，牛峯人，家庭具有軍事背景，父親崔元浩就擔任上將軍一職。而早年時候的崔忠獻，便憑籍父蔭，補任「良醞令」一職。[1]

崔忠獻年青時，高麗正出現武人頻起奪權的動盪現象。在高麗明宗四年（1174年），擔任西京留守的趙位寵起兵，反抗當時操縱朝政的鄭仲夫、李義方等武人。崔忠獻參與了平定趙位寵的戰事，獲得元帥奇卓誠的賞識，後來遷任「攝將軍」。[1]

高麗明宗二十六年（1196年），崔忠獻弟弟崔忠粹因其所養的鵓鴿被李義旼兒子李至榮所強奪，深感不滿，更幾乎被李至榮所捕。崔忠粹便向崔忠獻說李義旼父子數人「實為國賊」，必需剷除。經過弟弟的堅決勸說後，崔忠獻便決定行事。

崔忠獻於是糾合親人朴晉材、盧碩等，在李義旼出入的別墅埋伏，成功將之擊殺，繼而在開京市集中梟首示眾。高麗朝野人士，看到此一突如其來的事變，都不知所措，因而「觀者驚噪，聲振都下」。[1]

• 奪權初期的殺戮及廢君：崔忠獻誅殺李義旼不久，便進一步擴大打擊對像，先是重誅李義旼三族，繼而大殺朝臣。次年（高麗明宗二十七年，1197年），崔忠獻廢高麗明宗，擅自改立明宗弟晫（初名旼）為新王。經過這樣的君主改易，崔忠獻權勢就更為鞏固，並獲得「靖國功臣三韓大匡大中大夫上將軍柱國」的頭銜，[2][3]成為高麗朝廷中的大權臣。
• 掌權時期的誅殺異己及廢立：1204年，神宗死後，由熙宗王韺繼位，但仍受崔忠獻牽制，因而引起擁護王室的朝臣王濤明等，聯絡僧兵企圖伏擊崔忠獻，但計謀敗露，被忠獻所收拾。之後，崔忠獻廢熙宗，立明宗兒子康宗王祦（1211年）。不久，康宗去世，便由高宗繼任（1213年）。[4]綜觀這一段時期，王室是任憑崔忠獻擺佈的。
• 「三韓以來人臣之家所未有」的威勢：透過一系列的奪權及廢立行動後，崔忠獻得到極高的權勢。如高麗熙宗二年（1205年），崔忠獻獲封為晉康侯後，曾在一次在招呼諸侯的夜宴中，「諸王因奏留，使副其帳具，花果、絲竹、聲伎之盛，自三韓以來，人臣之家所未有也。」而他的日常活動，亦甚具排場，「出入宮禁，便服張盖，侍從門客，殆三千人。」[5]到高麗高宗六年，崔忠獻更獲賜姓王氏。[6]

• 私人軍隊「都房」制度：除了透過接連不斷的宮廷兵變來穩定權勢外，崔忠獻又引入了新制度來鞏固自身權益，這就是設置私人軍隊──「都房」。「都房」以「班」為單位組成，輪流守衛崔忠獻的私宅及護衛他的出入，具有相當龐大的規模。

而要供養這支私人軍隊，據學者朱立熙所說，主要是靠著崔氏擁有廣大的土地，從中得到的租稅與貢品，便是財富的泉源，龐大到足以應付其族人、黨羽及官吏的薪俸所需。

朱立熙認為，崔忠獻之所以能把權力留傳四代之久，靠的就是「都房」，因為當時武人間的傾軋異常激烈，所以崔忠獻有必要成立這支私人軍隊來自保。[7]

• 另設官府：1205年，高麗熙宗即位後的次年，崔忠獻就獲晉封為晉康侯，並且另設官府，稱為「興寧府」，自行配置屬下。於是，高麗朝廷的朝政便完全歸於崔忠獻所掌握，國王只能僅保虛位，成為傀儡君主。[8][5]

崔忠獻剛剛誅殺權臣李義旼，奪得權力後，便與弟弟崔忠粹一同向高麗明宗上奏了十個事項，要求改革當時的一些時弊，其中可歸納成這樣：

• 公允分配土地：崔忠獻認為，朝廷應該對臣民「量宜除授先王制土田」，按照實際情況頒發土地；此外，由於有勢力人士的貪婪而「奪公私田兼有之」，佔有大片土地，造成「邦賦削而軍士缺」，朝廷無法根據田丁數字來收稅徵兵，因而要求能把這些被佔的田地交還原有者。
• 澄清吏治：崔忠獻發現，一些官員「惟利之從」，甚至向人民「爭徵田租」。而地方官員又「應察不察」，並從中作出舞弊營私。有鑑於此，崔忠獻意欲改變地方官制的現狀，加強對官員的審核，「能者擢之，否者懲之」。
• 倡導節儉：崔忠獻認為當時朝臣們的生活「並不節儉」，住所、衣裳都過多修飾，令風俗敗壞。因此要求國王「具訓于百僚，禁華侈，尚儉嗇」。
• 整頓佛教徒：當時的「浮圖」，都獲國王准許隨便出入王宮，「以事干穢聖德」，又擅自「營立佛宇」，在崔忠獻眼中，這些行徑都不太妥當，於是意圖令他們「不跡于宮」，多餘的佛宇「削去勿留」。
• 善選諫諍官員：崔忠獻認為當時負責進諫的官員，都「以苟合為心」，未能指出國君施政的毛病。所以就要求國王選擇合適人選，「使直言在庭。」[9]

• 誅殺弟弟崔忠粹：高麗神宗即位後不久，崔忠粹欲將自己的女兒嫁給太子淵[10]，並妄圖先將當時的太子妃逐出，但崔忠獻認為此舉對王室及對太子妃都不太合適，勸諭崔忠粹：「以女配東宮（太子），得無譏乎？況夫婦之閒，恩義有素，太子配耦有年，一朝離之，於人情何？」力陳崔忠粹的做法不合情理。但崔忠粹並不接受，甚而因不堪母親的規勸而「以手推之仆地」。崔忠獻對崔忠粹忍無可忍，在得到親族們的支持後，預備迎戰崔忠粹；崔忠粹的部下亦轉投崔忠獻陣營。而他本人在逃走時，被崔忠獻追兵殺害；最後，崔忠獻將弟弟「收葬之」。[11]
• 流放姨甥朴晉材：朴晉材手下有一批勇悍之士，但獲授官職的卻不多，朴晉材對此懷恨在心，甚至圖謀除去崔忠獻，崔忠獻亦感到朴晉材即將叛亂，便在捉拿朴晉材後「斷其脚筋」，然後流放。朴晉材不久被毒死，而他手下的「勇悍者」亦被流放海島。事件發生在高麗熙宗三年（1207年）。[5]

在崔忠獻執政時，還有有兩股勢力隨時起事，造成動亂，影響崔忠獻的統治。一是佛教寺院的勢力，另一則是農民起義。

• 佛教寺院的勢力：崔忠獻執政期間，便有數次多達數千名的武裝僧侶湧入開京，以圖推翻崔忠獻。崔忠獻便迫令佛教住持──特別是那些已入佛門而沒有合法身份的王子離開開京，並使用龐大兵力屠殺武裝僧侶。[12]
• 農民起義：對於農民起義，崔忠獻先採用武力平定，然後加以安撫政策。對於一些領袖人物，他授以官銜，釋放部份賤民，把他們原本所屬的「部曲」、「鄉」或強制勞動區，合併入常規的縣制。崔忠獻的各種做法，把農民的起義平息下去。[12]

崔忠獻的施政，亦曾有一些嚴重的失誤：

• 對邊防疏忽鬆懈：《高麗史》記載，崔忠獻曾自負地形容自己治下的高麗正是「國富兵強」，所以當邊境有急報傳來，崔忠獻就怒罵：「何以小事煩驛騎，驚朝廷？」對於崔忠獻的輕率態度，邊將只能採取「必待敵兵陷兩三城，然後乃可飛報」的消極態度。高麗高宗三年（1216年），高麗邊境就曾一度被契丹遺族入寇，弄致「京城無備，人情恟懼」，高麗好不容易才將契丹兵擊退。[13]
• 「占奪公私民田」：崔忠獻曾佔奪公私的田地，到崔怡（即崔瑀）掌權時才歸還原主。[14]
• 「授人爵，視賂多少」：崔忠獻對於授爵，即使有功，都是看對方向他行賄多少。例如高麗高宗六年（1219年），趙沖及孫永等擊退契丹兵有功，但崔忠獻主持論功行賞時，卻「有功者無賞，人多怨之」。孫永與一些有功將士因在酒後埋怨說：「頃與契丹戰有功，以無賂不得官」，給崔忠獻聞悉而被斬，跟他遭遇同一命運的，竟達百餘人。到崔怡時代，才對這種失誤進行整頓。[15]

高麗高宗六年（1219年），崔忠獻去世，享年七十一歲。即將去世時，崔忠獻還是著重奢華，召集樂工數十，全日奏樂，「至夜，三鼓樂未闋，果死」。死後，高宗贈其「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中書令、上柱國、上將軍、判御史臺事」，食邑一萬戶，食實封二千戶，封晋康公，諡景成。其喪禮亦甚為盛大，「百官縞素，會葬，秘器、羽葆、鼓吹、旗常擬於王者。」[6]

據《高麗史‧叛逆列傳‧崔怡列傳》的記載，崔忠獻身患重疾，即將離世時，便預料身後可能有人作反生事，便叮囑兒子崔怡（即崔瑀）切勿前來看望。果然，崔忠獻手下的幾位將領崔俊文、池允深、柳松節、金德明等，密謀剷除崔怡，便不斷促請崔怡到病重的崔忠獻家中看望，以圖有所行動。崔怡遵照父親叮囑，沒有上當。後來金德明反悔，把陰謀告訴崔怡，讓崔怡作好準備，而崔俊文、池允深仍不知就裡，親自上門找崔怡，欺騙他「公（崔忠獻）疾革，宜速往候」，崔怡見勢即捉拿二人，進行懲處，平息了這次危機。到崔忠獻死後，崔怡便積極收買人心，革除崔忠獻在世時的弊病，穩定了統治權。[14]

其後，崔怡在自己的私宅裡設立「政房」，令權力更加穩固，崔忠獻所開創的「崔氏政權」便得以延綿下去。[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