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兵制
府兵制是中国西魏时开始出现的一种兵役制度，宇文泰建立於大統年間（535年正月—551年十二月），北周、隋、唐初继续沿用，中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渐崩坏，直至唐玄宗天寶年間取消，改而实行募兵制，前後歷時約二百年。
起源
六鎮之亂後北魏內亂，分為東魏與西魏，西魏大統八年（542年）權臣宇文泰將關中地區的六鎮軍人編成六軍。[1]隨後宇文泰仿照鮮卑舊有的“八部大人”，將部隊分由八柱國統領，而使整個軍隊部落化。八柱國只有六柱國大將軍領兵，西魏宗室元欣雖為柱國之一，實無兵權，另外宇文泰本人為全軍統帥，亦為八柱國之一，以「督都中外諸軍事」加銜；直到大統十六年，已建立起八柱國、十二大將軍、二十四開府的組織；肇起於北魏的團練，即漢人組成的地方鄉兵也是府兵的兵源之一。[2]北周武帝改府兵軍士為“侍官”，成為皇帝的親軍，一人充員府兵，全家皆編入軍籍。隋文帝楊堅開皇十年（590年）下詔：“凡是軍人可悉屬州縣，墾田籍帳，一與民同，軍府統領，宜依舊式。”成為“兵農合一”的制度。唐初承袭隋制，初置十二军。[3]貞觀十年又設折衝府，分布于全国各地，府分上中下三等，一千二百人為上府，一千人為中府，八百人為下府，府兵十人一火，五十人一队，百人一旅，“皆取六品以上子孫及白丁無職役者充”[4]，戰士要自備兵器和糧餉，杜甫的《兵车行》詩：“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即是當時府兵的寫照。全国设置的折冲府最多有六百餘處[5]，总兵力達68万人。[6]折衝府有木契、銅魚（即“上下鱼书”），朝廷徵調兵力之時，便下敕書與木契、銅魚，由都督與郡府參驗合符時，然後發兵，高级将领皆临时委派，至战争结束后，“兵散于府，将归于朝”。
特點
府兵制的特点可以简单概括为：平时为民，战时为兵；兵不识将，将不知兵[7]。府兵的户籍由军府（稱為折衝府，折衝一詞取於古語「折衝於樽俎之間」，有不戰而勝之意）掌握。和平时期府兵耕地種田，并在折冲将军领导下进行日常训练[8]，每年冬季十一月由折冲府召集，“教其军阵战斗之法”[9]；战争发生时，由朝廷另派将领聚集各地府兵出征，府兵作战一般不能长期在外，也很少远征作战，更不能随意更换原驻屯地。战事结束后各地府兵仍归本镇，重新纳入当地折冲将军的管辖下。这种兵役制度的初衷本是为了解决自三国、南北朝以来军队成为将领个人私产（部曲）的局面，有利于防范地方割据势力重新抬头，此外还结合了屯田制，有利于农业生产，減輕國家軍費開支，部分解決了後勤供給問題，也扩大了兵源。
府兵制過去說來被認為是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礎上的，至唐朝后期，均田制被破坏，而且边患日深，机动性极强的北方骑兵入侵也要求唐朝军队作到兵将合一，能远征、能于边境长期驻防。故府兵制难以继续推行下去，終被取消。近年研究成果發現，府兵制及均田制的破壞同為唐代中央政府對於人口流動、戶口資料的掌握能力下降所造成的結果，兩者之間並非為簡單的因果關係。天寶八年四月，朝廷有对吐蕃战争[10]，府兵已經無法維持，士兵多逃匿，管理府兵的折冲府根本无兵可交，五月十日，李林甫奏停折衝府上下魚書[11]，折衝府至此名存實亡。[12]由於府兵大坏，唐朝的軍隊由府兵制轉變爲募兵制，軍隊地方化的態勢形成，在外的將帥與士兵的關係較密切，是藩鎮割據的直接原因。朝廷畏其叛亂，遂改由宦官監軍，中唐以後宦官的權力逐漸坐大（中國的第二次宦官時代），甚至可以直接廢立皇權。
轉型
由於唐朝初期利用隋朝制度來实行府兵制以征集管理军队。但到了唐玄宗后期，府兵制遭到了严重破坏。唐初规定府兵三年一代，但随着唐朝中期之後边患增加，用兵不断，戍期延长，加上腐败日益严重，边将侵吞士兵财物，强迫士兵为自己服苦役，因此无人愿当府兵。天宝八年（749年），管理府兵的折冲府已经无兵可交。唐政府不得不停止征发府兵，改行募兵制。唐初曾在局部边地少量募兵，自玄宗时开始盛行，开元年间，京师宿卫、边镇戍兵和地方武力基本上俱为募兵充任。
評價
- 晚唐著名诗人和古文家杜牧盛赞府兵“三时耕稼，一时治武”，“虽有蚩尤为师（一作帅），雅亦不可使为乱耳，……雅亦无能为叛也”[13]。
- 歷史學家陈寅恪首開本朝研究府兵制之先河，他在《唐代政治史论述稿》一書中首先認為府兵制本身是“明是以一军事单位为一部落，而以军将为其部之酋长。”，“府兵是禁軍而非地方軍或邊防軍”。[14]府兵制度原自於鮮卑人的武裝組織，因此具有濃厚的部落化色彩。但府兵制的研究至今仍存在不少爭議，王树椒认为府兵制不是部酋分属制[15]，他又認為府兵制乃来自北魏番戍制，而非鲜卑兵制[16]；谷霁光也認為“过分强调鲜卑部落之制，是不适当的”。[17]至於府兵制是否兵农合一，学术界至今说法不一。[18]府兵在軍事上的作用，歷來被杜牧、白居易[19]等文人過份誇大，杜牧還以為府兵制廢止是開藩鎮割據之端，李泌撰《議復府兵制》，希望能夠恢復府兵制，以便遏止軍閥割據。李繁的《邺侯家传》可以說是將府兵制推向神話，不可尽信。[20]事實上府兵長期兵额不足，贞观十一年（637年）征高丽一役，兵源還包括了兵募。[21]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太宗再出征高丽，主力仍是兵募。[22]府兵制主要是宿卫京师，出征并非主要任务。[23]府兵仅限于有折冲府的州，主要在京师周围和边境，折冲都尉和果毅只负责练兵，不能發一兵一卒。
- 歷史學家钱穆认为明朝的卫所制，也属于府兵制，“明太祖平天下，原定有卫、所制度，其实也就如唐代的府兵制，不过名称不同而已。”[24]
参考文献
- 《玉海》卷一三八引《后魏书》云：“西魏大统八年，宇文泰仿周典置六军，合为百府。”同书卷一三八引《邺侯家传》：“初置府兵，皆于六户中等以上家有三丁者选材力一人，免其身租庸调，郡守农隙教试阅，兵仗衣驮牛驴及糗粮旨蓄，六家共备，抚养训导，有如子弟，故能以寡克众。”《文獻通考,兵考三》說:“周太祖輔西魏時，用蘇綽言，始仿周典置六軍。籍六等之民，擇魁健材力之士以爲之首。”
- 萬繩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中則認為府兵與鄉兵是兩個系統。
-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七〈唐纪〉三载高祖武德二年云：“秋七月，初置十二军，分关内道诸府以隶焉。皆取天星为名（以万年道为参旗军、长安道为鼓旗军、富平道为玄戈军、醴泉道为井铖军、同州道为羽林军、华州道为骑官军、宁州道为折威军、岐州道为平道军、豳州道为招摇军、西麟州道为范游军、泾州道为天纪军、宜州道为天节军），以车骑府统之。每军将、副各一人，取威名素重者为之，督以耕战之务。由是士马精强，所向无敌。”
- 《舊唐書》卷43《職官志二》
- 岑仲勉《隋唐史》上冊第213-214頁引谷霽光說關內道288個，河東道163個，河南道74個，河北道46個，隴右道37個，山南道14個，劍南道13個，淮南道10個，嶺南道6個，江南道5個，總計656個。
- 王應麟《玉海》卷138《兵制》引李繁《鄴侯家傳》
- 《新唐书》卷50《兵志》说：“府兵之置，居无事时耕于野，其番上者，宿卫京师而已。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故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渐、绝祸乱之萌也。”
- 《新唐书·兵志》卷50，〈兵志〉第40：“初，府兵之置，居无事时耕于野，其番上者，宿卫京师而已。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故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渐，绝祸乱之萌也。”
- 《旧唐书·百官志》
-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上命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帅……兵，凡六万三千，攻吐蕃石堡城。其城三面险绝，惟一径可上，吐蕃但以数百人守之，积檑木及石……拔之，获吐蕃铁刃悉诺罗等四百人，唐士卒死者数万，果如王忠嗣所言。”
-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李林甫奏停折冲府上下鱼书，是后府兵徒有官吏而已。”
- 《通典·卷第二十九－職官十一》：“天寶八載五月，停折衝府。”
- 杜牧：《樊川文集》卷5《原十六卫》
-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六、兵制》
- 王树椒认为“六开府所领为一万二千人，则一军为二千人，二十四军共为四万八千人，《邺侯家传》所谓共有众不满五万，是也。盏盏五万之众，分属诸六柱国，则一柱国所统才八千人；且无事则兵散为农，即此八千之众亦不为柱国所私有。谓之部酋分属制者，非也。”（王树椒《府兵制溯源并质陈寅恪先生”，四川省立图书馆《图书集刊》第5期，1943年12月。）
- 王树椒《府兵制溯源并质陈寅恪先生”，四川省立图书馆《图书集刊》第5期，1943年12月
- 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第94页
- 陈寅恪认为府兵制是由“兵农分离”演至“兵农合一”。岑仲勉則认为府兵制是始终的“兵农分离”。
- 白居易《策林四十五·復府兵、置屯田》說：“昔高祖始受隋禪，太宗既定天下，以為兵不可去，農不可廢，于是當要沖以開府，因隙地以營田。府有常官，田有常業，俾（bǐ，使得）乎時而講武，歲以勸農。……故有虞則起為戰卒，無事則散為農夫。”（《白居易集》卷47）
- 陈寅恪以為《資治通鑑》記載府兵制，不采《北史》之文，而用《邺侯家传》之误，使得府兵制的真相更趨於難解。《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批评说：“欧阳永叔（欧阳修）以唐之府兵为兵农合一是也。但概括府兵二百年之全部，以其初期亦与唐制同，兵农合一，则已谬矣。叶水心（叶适）以宇文（宇文泰）、苏绰之府兵为兵农分离，是也。但亦以为其制经二百年之久，无根本之变迁，致以唐高祖、太宗之府兵仍是兵农分离之制，则更谬矣。司马君实（司马光）既误用家传（《邺侯家传》）以唐制释西魏府兵，而欧阳、叶氏复两失之。宋贤史学，今古罕匹，所以致疏失者，盖史料缺略，误认府兵之制二百年间前后一贯，无根本变迁之故耳。”同时又指出：“周武帝既施行府兵扩大化政策之第一步，经四年而周灭齐，又四年而隋代周，其间时间甚短，然高齐文化制度影响于战胜之周及继周之隋者至深且巨，府兵制之由西魏制而变为唐代制即在此时期渐次完成者也。”
- 《资治通鉴》记载尉迟敬德的上疏云：“陛下亲征辽东，太子在定州，长安、洛阳心腹空虚，恐有玄感之变。”
- 《册府元龟》：“遣陕州刺史孙伏伽召募勇敢之士。”
- 林天蔚：《隋唐史新论》（台北：台湾东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民67年），页293。
-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研究書目
- 陳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 岑仲勉：《府兵制度研究》
- 谷霽光：《府兵制度考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