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类学

當代文化人類學源自於十九世紀的民族學，並隨著對民族學的回應而發展，當時的民族學涵蓋對於人類社會的組織化比較。例如愛德華·伯內特·泰勒以及詹姆斯·弗雷澤（James Frazer）等等英國學者，大多採用其他人（往往是傳教士、商人、探險家，或殖民地官員）所蒐集的資料進行研究，這些學者因此得到一個名號：「安樂椅上的人類學家」。

民族學家特別感興趣的是，為什麼生活在世界不同角落的人們，往往具有類似的信仰與習慣。著眼於這個問題，十九世紀的民族學家分為兩個學派。某些人，例如格拉夫顿·E·史密斯，認為不同的團體必須採取某種方式從另一個群體學習，無論經過多少次的轉手學習；換言之，他們主張文化特質是由某地散播到另一地，或是「傳播」。

其他的民族學家主張，不同的群體具有獨立發明類似信仰與習俗的能力。其中一些提倡「獨立發明」的概念，像是路易斯·亨利·摩爾根，並假定這些相似性意味著這些群體歷經了相同的文化演化階段。特別是摩爾根主張，某些形式的社會與文化不可能出現在其他形式之前。例如，工業化農耕不可能先於簡單農業之前被發明出來，而假使沒有先前的非鎔鑄的金屬製作技術的話，冶金術就不可能發展出來。摩爾根，如同其他的十九世紀社會演化論者，相信存在著一套或多或少有順序的發展過程，從原始到文明。

二十世紀人類學家大多拒斥這個概念：所有人類社會必須以相同順序，通過相同的發展階段；他們主張這些概念並不符合經驗事實。一些二十世紀的民族學家，如朱利安·史都華（Julian Steward）接下來主張，這些相似性反映著對於類似環境的類似適應方式。

其他學者，例如克勞德·李維史陀（他同時受到美國文化人類學與法國塗爾幹社會學所影響)，他主張外顯的發展模式反映了人類思想結構的基本相似性（請參閱結構主義)。到二十世紀中葉，有許多人群跳過了某些發展階段，例如在一個世代之內，就從狩獵採集者直接跳到後工業時代的服務業，這樣的例子非常多，因此十九世紀演化論受到有效地駁斥[5]。

在二十世紀，大多數文化人類學家（與社會人類學家）轉向精心製作民族誌。民族誌是一個寫作文本，關聯到個人在某個特定地點與時間。通常，人類學家確實長期住在另一個社會，同時參與觀察這個群體的社會文化生活。

然而，許多其它的民族誌研究技術，也存在於民族誌書寫或細節之中。文化人類學家也蒐集物質資料，長期在圖書館、教會和學校研讀記錄，調查墓地，並解析古代的文字記錄。一本典型民族誌也包括自然地理、氣候和棲息地的資訊。這是為了成就一篇對所探討人群的全面書寫，而且如今往往包含著民族誌研究者透過一手與二手研究，所可能獲致的，關於過去發生事件所能追溯的最長時間界線。

布朗尼斯勞·馬凌諾斯基（他在超布連群島進行田野工作並在英國教學）發展了這套方法，而且法蘭茲·鮑亞士（他在巴芬島從事田野工作，在美國教學）提倡這套方法。鮑亞士的學生援引他的文化概念與文化相對論（cultural relativism）概念，在美國發展文化人類學。同時，馬凌諾斯基與阿弗列·芮克里夫-布朗的學生正在英國發展社會人類學。然而文化人類學聚焦於象徵和價值；社會人類學聚焦於社會群體與制度。如今，社會文化人類學家都注意到這些所有的要素。

雖然十九世紀的民族學家將「傳播」與「獨立發明」視為互相排斥與相互競爭的理論，但大多數的民族誌研究者迅速達成一個共識，這兩個過程都會發生，兩者都可以合理解釋跨文化的相似性。但這些民族誌研究者指出，很多這種相似性是表面的，而且透過傳播而傳播的某些文化特性，從某一個社會轉移到另一個社會時，其意義與功能往往會發生改變。

因此，這些人類學家對於比較各種不同文化、推論人類本質或探索文化發展過程的法則，並不怎麼感興趣；而是注重從這些文化本身的角度，來瞭解這些特定的文化。這類民族誌研究者及其學生，提倡文化相對論的概念，這個觀點在於，一個人如欲了解另一個人群的理念與行為，只能從這個人群所生活其中的文化脈絡著手。

在二十世紀初，社會文化人類學在歐洲與美國往不同型態發展。歐洲社會人類學家聚焦於觀察社會行為與「社會結構」，亦即，在社會角色（例如夫妻或父子）和社會制度之中的人際關係（例如：宗教人類學、經濟人類學與政治人類學）。

美國文化人類學家聚焦於人們對於自己及其世界的觀點，所具有的表達方式，特別是象徵形式，例如藝術與神話。這兩種研究取向經常合而為一，而且往往彼此互補。例如，親屬關係與領導功能，兩者都是象徵體系，也是社會制度。今天，幾乎所有的社會文化人類學家，都引用這兩組前輩的作品，而且對於人們所做與人們所說，都同樣抱持著興趣。

民族誌研究方法主導著社會文化人類學。不過，許多當代社會文化人類學家，拒斥了早年將地方文化視為有界線和遺世獨立的民族誌模型。這些人類學家繼續關心在不同地區的人們體驗並理解其個人生活的方式，但他們往往主張，學者不能僅由一個地方觀點來理解這些特定的生活方式；反之，他們將這個聚焦於地方的觀點，結合了掌握影響當地生活實情的更大規模政治、經濟與文化架構的這項努力。這種方法的著名提倡者包括Arjun Appadurai, James Clifford, George Marcus, Sidney Mintz, Michael Taussig與艾瑞克·沃爾夫。

在人類學研究和分析的一個正在成長的趨勢，是多田野地點的民族誌研究，在George Marcus的文章《世界體系之中/的民族誌：多田野地點民族誌的興起》（"Ethnography In/Of the World System: the Emergence of Multi-Sited Ethnography"）有所討論。將文化視為嵌合在一個全球社會秩序的宏觀建構之中，多田野地點的民族誌研究方法在空間上與時間上，將傳統的研究方法運用於不同地點。透過這種研究方法，當我們檢視世界體系對地方社群與全球社群的影響時，能得到更好的瞭解。

在多田野地點民族誌研究法之中，也興起將跨學科研究方法引進田野工作中，包括來自文化研究、媒體研究、科學和技術研究，以及其他。在多田野地點民族誌，研究追蹤一個跨越時空邊界的主題。例如，一個多田野地點民族誌可能會追蹤一個透過全球資本主義網路而傳輸的「事物」，例如一種特定商品。

多田野地點的民族誌研究，也可能追蹤在離鄉狀態的族群、出現於多重位置與時期的故事或傳言、出現於多重民族誌地點的隱喻，或是個人或群體在穿越空間和時間移動時的傳記。它也可能追蹤超越邊界的衝突。多田野地點民族誌的一個範例是Nancy Scheper-Hughes的作品，她探討國際黑市的人體器官交易。在這項研究中，她追蹤器官透過各種合法及非法的資本主義網絡而傳輸的過程，以及在貧困的社區中流傳的，有關兒童綁架與竊取器官盜竊的謠言與城市傳奇故事。

社會文化人類學家逐漸將他們調查的眼光，轉向了西方文化，例如，Philippe Bourgois在1997年贏得瑪格麗特·米德獎，因為他對於在美國紐約哈林區Crack-den的企業家所做的研究。同時逐漸流行的研究是對於專業社群的民族誌，例如實驗室研究者、華爾街投資者、律師事務所、資訊技術的電腦雇員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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