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篤之

楊德昌與杜篤之的認識始於《一九○五年的冬天》（余為彥執導，楊德昌編劇），兩人相交27年，感情甚篤。楊德昌認為與杜篤之之間「在互相交友或工作的狀態上，都給了對方非常多的信心。」[3] 在2001年坎城影展時，也是因為擔任評審的楊 德昌向所有委員推薦，才讓杜篤之拿下高等技術獎。[6] 杜篤之則認為楊德昌與侯孝賢是影響他最深的兩個人。[3]

杜篤之與楊德昌的合作不斷為台灣電影立下里程碑：從《海灘的一天》開始，先是追求具空間立體感的擬真聲效，到了《恐怖份子》時，被國際影壇認為是突破了技術瓶頸，達到同步錄音效果的巔峰。之後《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時，杜篤之啟用了台灣第一套正規的同步錄音設備，而該片也是當時唯一在台灣完成所有後製混音的作品。[3]

杜篤之與王家衛的合作是由《春光乍洩》開始，這次合作也是杜篤之首度使 用數位剪接。他認為王家衛的工作模式是「一定要把所有東西推到最極致，他才會停。」在兩人合作的過程中，往往都是在趕工、修改中度過。不斷修改造成一個作 品有多個版本，對杜篤之而言稍有找不到第一印象的困擾，在聲音的錄製與剪接上，也有或多或少的情緒銜接問題無法克服。[3]

杜篤之與侯孝賢在《悲情城市》中首度合作，這次合作經驗中，杜篤之以簡陋的設備，土法煉鋼地完成了台灣第一部同步錄音的劇情長片，也遠赴日本，首度與國際級的後製公司進行跨國合作。該片在威尼斯影展奪下金獅獎的榮譽後，侯孝賢以一百多萬鉅資將整套完整的錄音設備贈予杜篤之，該套設備也在《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派上用場。[3] 2003 年兩人在《咖啡時光》合作時，杜篤之亦是在侯孝賢鼓勵下，嘗試使用全世界當時僅有五套，亞洲則是第一部的硬碟錄音設備，追求更擬真、更有感情與空間感的錄音效果。[7]

杜篤之將侯孝賢列為影響他最大的兩人之一，認為在兩人合作經驗中，從侯導身上學到「信任」的做事態度。侯孝賢則讚譽杜篤之「是半夜聽到好聲音也會拿個錄音機去錄的『音痴』」。[3]

在聲音技術方面，杜篤之一直處於台灣電影前端。1991年《恐怖份子》以事後配音的方式擬出同步錄音效果；《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則是首度使用同步錄音技術，並以超越台灣水準的技術進行仿真處理。1992年《少年吔，安啦！》的杜比音效、1999年《想死趁現在》的杜比數位音效，以及2002年《雙瞳》的7+1SDDS錄音技術，都是率先引進最新科技。優異的成績除立下台灣錄音工程的里程碑外，也嘉惠香港導演。如1999年的台灣導演楊德昌的《一一》與香港導演王家衛的《花樣年華》 同入坎城影展。是以影評人藍祖蔚認為「杜篤之的聲音處理，就是台灣電影得以蜚聲國際的重要環節之一。」，對於「華語電影進軍國際，功不可沒」。[8]

杜篤之長期以來，一直進行台灣電影扎根的工作。包括從技術上協助台灣重要導演的作品、紀錄片、動畫片和創作短片的製作[9]，也在政大廣電系擔任兼任教師，培育技術人才。曾經針對台灣錄音人才的訓練問題，提出產學合作模式的建議[10]，每年暑假期間也提供機會，讓電影科系的學生免費到他的工作室實習。[11]